尽管三岛由纪夫为自己的身世编了一个传奇故事，可他并没有出生在“武士世家”。实际上，他父系的祖上是农民。直到十九世纪初叶，他们的地位竟然卑微到连个姓氏都没有。1820年代，在日本中部神户附近的志方村的寺庙记录簿里，才首次留下平冈太左卫门及其家庭的记录，简单记载着太左卫门的小儿子用弓箭射杀了当地士绅豢养的雉鸟，所以他们位于附近村庄的住宅被“罚没”。平冈家族的名位是这样在耻辱中建立的（三岛是他的笔名）。
太左卫门的儿子太吉让平冈的家境大有好转。太吉不仅农活干得极棒，还会做生意。1850年代，家族已拥有备货可观的仓库，甚至还进行放贷业务。但是太吉对平冈家族的最大贡献是送两个儿子外出求学。大儿子万治郎毕业于帝国大学法律系，成为一名律师，并在1898年当选为新建立的众议院的议员。小儿子平冈定太郎（三岛的祖父）追随哥哥在帝国大学修完法律课程，于1892年二十九岁时进入内务省工作。平冈定太郎聪明，有上进心，而且极富魅力。他官运亨通，节节升迁，在1908年达到了仕途的顶点，被任命为日本殖民地萨哈林岛[2]的总督。获此职位的重要性还在于他是第一任文官总督。
1893年，即帝国大学毕业次年，定太郎通过婚姻跻身尔后三岛所谓的贵族。他娶的姑娘叫永井夏子。她聪颖、有教养，但自私、极度反复无常。她生于著名的武士世家，祖父是大名，也就是拥有封地的领主，并且与统治日本达二百五十年之久的德川军阀家族有联姻关系。通常，封建贵族家的小姐嫁给农人的儿子是不可思议的，但这门婚事有两个同等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一，定太郎的帝国大学学位让他跻身小规模、享盛名的精英社会。其二，夏子家称小姐患有“小恙”。从孩提时代起，夏子就时不时歇斯底里发作。她的病情一直困扰着父母。他们幻想改变环境能治病，于是在她十岁出头时把她托付给一个叫栖川的贵族家庭。这家人是明治天皇的堂兄弟。夏子寄居别人家直到十五岁，接回家的时候，病情仍一无好转。打那以后，她不仅是让家人丢脸这么简单。在十二个孩子中，她排行第一，因而挡住了当婚当嫁的弟妹，家里便迫不及待地要把她嫁出去了事。
不清楚夏子是否对父亲包办的婚事感到羞辱，但是毫无疑问，婚后接二连三发生公开的和私下的羞辱，激起夏子对丈夫的痛恨和对自己的怜悯。烦恼开始于1914年，即定太郎担任萨哈林岛总督的第七年。迫于帮他获得职位的政客们（已知的有政友会的原敬）的压力，定太郎卖了些捕捞业和食品装罐业的执照，随后把所得汇往东京用作竞选资金。这事被担心过多执照会影响竞争力的捕捞公司捅了出去，丑闻随之而起，定太郎辞官下野。然而这只是他令人目眩的沉沦的开始。他一向对操办实业情有独钟，却能力不济。此刻，他企图像父亲一样当个实业家，结果却是一场灾难：这个天真的商人在十年之内败光了太吉留下的土地和钱财，还深深陷入债务之中。出售旧有按揭，宣告破产，变卖家中细软，最后东京的家宅也被银行收回拍卖。平冈一家只得租屋栖身。三岛就出生在这租住的屋子里。
定太郎是个失败者，但他保持着绅士的沉着冷静甚至活力。他深深地沉湎于钟爱的清酒，以不错的男高音放声歌唱，不倦地与婚外女人周旋。他唯一的儿子、三岛的父亲，说：“他绝对不是齐家的料——但称得上出色的、殷勤有礼的绅士。”
1925年，当三岛出生时，定太郎已傲然退居到后客厅。他在那儿要么花时间接待以前骗取他钱财的伙伴，要么就是下围棋。他是家里唯一对妻子的怨怼充耳不闻、视若无睹的人。烦人的家事他也不屑一顾。唯有需主持诸如给孙辈起名等家庭仪式时，他才肯丢下围棋棋枰。
即使在丈夫走下坡路之前，夏子就是自私自大的女人，瞧不起这、瞧不起那，而且还有那歇斯底里的老毛病。如今家境低落，她那受伤的自尊心焚烧得愈加炽烈，以至于更加挥霍无度。她热衷于歌舞伎剧场，出入高档餐厅，发疯似的购物。三岛降生之前，她穷奢极欲，寻求补偿，一味以这种方式来获得慰藉。更糟糕的是，她得了坐骨神经痛，剧烈的疼痛阵阵袭来，让她陷入半残废的生活状态。有时候肉体痛苦稍稍减轻，又适逢高兴，夏子判若两人，生气勃勃，令他人兴奋不已。她懂法语和德语，阅读勤奋，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讲故事的天分。但大体上她是个郁郁寡欢的女人，种种痛苦造就了这么个怨妇加泼妇。
儿子死后，三岛的父亲梓出了一本回忆录，其中颇有微词。他相当隐晦地提到夏子的坐骨神经痛有可能是由得自定太郎的慢性梅毒引起的。多年之前，在自传体小说《假面自白》中，三岛也有同样暗示，似乎这一事实已为全家默认了：“谁知道她生前不断发作的抑郁症是不是我爷爷壮年时纵欲无度而给她留下的纪念品？”如果属实且夏子心知肚明的话，她的怨怼和愤恨的根源就无需赘言了。
夏子的独生子梓在父母身边吃尽了苦头，于是便勠力要成为跟他们不一样的人。他谨言慎行、循规蹈矩、勤勉而又十二分地务实。他与人交往时有点格格不入，可能是因为他目睹了父亲喜结交、轻信别人而尝到的苦果。好像这阻碍了他在仕途上有进一步的作为：尽管他聪明睿智，具备一切应有的资格，包括帝国大学法律学位，但直到1925年，只晋升到农林省渔业厅的副厅长。这个职位的薪水还算不错，但不足以偿清定太郎的所有债务。更有甚者，夏子坚持的家庭生活方式导致入不敷出。他们在东京“上城”优雅的住宅区租了一栋二层楼的房子，家里雇了一个男仆和六个女佣。在1925年，虽然女佣只管吃住不领工资，有这么多用人也是够奢侈的了。梓为工作和筹款终日疲于奔命。
1924年，梓娶了桥倭文重。她是一个娴静、善解人意的姑娘，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倭文重家世代从事教育，专攻儒学；她是个才女，颇有文学素养（三岛十二岁开始写小说时，正是他母亲一页一页地阅读他呈上的作品。这成了惯例，一直到三岛生命的最后一年）。自然，这是一门包办婚姻：倭文重嫁进门时，对平冈家的情况一无所知。她长成于书香门第，备受呵护的生活却没有教她如何应对眼前的处境。一开始，夏子就让她困惑和焦虑：夜已深，这老祖宗却心血来潮叫了出租车，拉上倭文重一起去看歌舞伎的终场，而第二天又不理她了。梓深夜才归家，对她也是冷冰冰的。1925年1月14日，倭文重正在楼上房间里阅读，她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
那个孩子就是三岛。出生后四十九天，他被正式命名为公威，这名字符合家族标榜的贵族身份。
翌日，夏子一把从他母亲怀里把他抱走，连同婴儿床和一应用具，搬到楼下安置她病榻的黑黢黢的房间里。她在那儿像关禁闭似的养着他，以专断、严厉、歇斯底里的方式护着他，不许他的父母和外界任何人插手。她可能希望给长孙灌输他应得的家教——不是卑微的平冈家的，而是贵族的永井家的——从而在他身上得到体现。当然，她这种疯狂的占有欲显示她的动机大体上是出于自私，仿佛是想要有人来分担她肉体的痛苦、精神的屈辱和满心的沮丧。公威的妹妹美津子和弟弟千之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夏子对他们了无兴趣。
从一开始夏子便要求全权来料理孙子的生活，并得偿所愿。她每隔四小时打铃到倭文重的房间，知会她公威的喂奶时间到了，然后她一瘸一拐地抱着婴儿上楼。倭文重说：“给公威哺乳时，婆婆就站在床边盯着，手里拿着随身带的怀表掐时间。一到点，她就夺过孩子，抱着他回楼下自己的房间。我躺在床上，冥想着我能抱着公威把他喂个够。”
倭文重接着说：“即使到了三岁，非得是晴好的天气，公威才被允许带出户外。他五六岁以后，我才获准单独带他外出，不用女佣陪伴，那也得是风和日丽的日子。只要是婆婆照料他，整个四月和大部分的五月，他都得穿冬衣打围脖，甚至还要戴口罩。
“婆婆认为男孩是危险的玩伴，所以她在孙子的表姐妹中仔细挑选了三个年龄较大的女孩，准许公威只能与她们做朋友。自然，公威的玩具局限于玩具娃娃、玩具房子和折纸，或者可能包括积木。女孩的游戏本来就安静，而这些孩子们不得不更加安静，因为婆婆的坐骨神经痛使她对声音敏感，她又坚持孩子必须在她屋里玩耍。玩具汽车、手枪或火车——任何会发出金属声响的东西——都绝对是禁忌。公威喜欢举起直尺或扫把在头顶上方挥舞，我揣想他下意识地在发泄不满情绪。但这些物件被断定危险，因而从他手里收走了。
“我和丈夫买了台留声机，置放在楼上我们屋里。看着公威坐在留声机前，一连几个小时听儿童歌曲，我就开始为他担忧起来。屋外多好啊，而室内如此潮湿昏暗，我想带他出去享受阳光和空气。婆婆正在打盹，我试图偷偷带他出去。可惜婆婆醒了，把他拦下来，领回自己屋里，那儿的百叶窗总是关得严严实实。作为母亲，我想为公威做的事情如此之多，然而我的计划却屡屡遭到挫败，一种无助的感觉油然而生。”
倭文重知道儿子没有被正常抚养，但她对此一筹莫展。她只是儿媳，在婆家莫说待如上宾，连个不速之客都不如，地位与女佣不相上下。十二年来，夏子一手遮天，倭文重唯有伤心向隅：她力图不让儿子看到她心伤，而梓则不闻不问。
夏子在世时，梓看起来对母亲唯命是从，与其说他是公威的父亲，不如说他是夏子的孝子。毫无疑问，他担忧，他自己也承认。有时候，他与母亲抗争，要求给他儿子一些小的自由，诸如外出散个步之类。但总体而言，他不肯承认这种非常情况的严重程度，还禁止倭文重向他诉苦。
倭文重认为丈夫对孩子的前途持冷漠态度，正因为此，她痛恨他：及至公威回到父母身边时，他们的婚姻已千疮百孔。当梓不在场的时候，倭文重不无怨恨地说，她儿子黯淡的结局早在十二岁时就已铸就。她还说多年来她一直想带儿子离家出走，但不能付诸实施。按照日本的传统，她母亲在她的嫁妆里放了一柄短剑，意即：无论婚后多痛苦，她都不能活着回娘家。
夏子决意把婴孩搬到她屋里是有理由的，她认为孩子生活在二楼存在隐患。没错，正如日本所有的房子，楼梯笔陡。公威两岁时确实曾经从楼梯的第三级台阶上跌下来。倭文重对此事的回顾呈现了早年家庭的氛围：“那天婆婆去看歌舞伎，整个家趁她不在就欢腾起来了。公威在没人注意时开始爬楼，随即往后跌倒，磕破了额头。他跌得不重，但出血量令人害怕。于是我们一边送他去附近的诊所，一边传呼在剧院的婆婆。她迅即到家，刚进门就站住了，竭力克制自己。从她的脸色和紧握手杖的动作上可以看出她当时的心理状态。我们都不敢开口说话。经过片刻的寂静，最后婆婆走到我丈夫面前，一字一顿地说，‘他死了吗？’我丈夫摇了摇头。不再说一句话，也不看任何人，婆婆顺着长长的甬道，走进了她的房间。公威已经在那儿入睡，于是她轻轻地关上门、上好锁。”此后，没有得到夏子的同意，公威不得再爬楼梯。新规矩保证了孙子的安全，让她可以放心外出，然而他却再不能和妈妈一起待在楼上了。
公威儿时把对自己处境的感受深埋心底，内敛到令人吃惊。他父母一致认为他接受夏子的管束，从不争辩，甚至从不流露明显的表情。当夏子怒不可遏地冲出房间，来收缴倭文重为他买的“危险”或“制造噪音”的玩具时，他会一声不吭地上交，即使倭文重也在场；当夏子不准他到户外活动，或稍大以后，不准他和同学去郊游，他就坐在她屋里安安静静地玩耍，让待多久就待多久。和妈妈相处时，他从不向她抱怨，也没有任何要妈妈帮忙来对抗奶奶的企图。表面上，公威好像就是个认命的小男孩。
倭文重坚称，她儿子服从夏子，是因为三岁时他就懂得，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不从也会给妈妈带来困苦。这话看来至少有一部分是客观事实。夏子的嫉妒心极重，公威的任何不服从都会被看作他向着妈妈的证据，于是会有无穷无尽的报复手段——都冲着倭文重。公威跟妈妈要任何东西，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如果没有事先问过夏子，都会引发她胸中某座“愤怒的火山”，把孙子和儿媳大骂一顿。
虽然倭文重暗示公威爱戴的人主要是她，但更大的可能是他对生命中这两个女人的爱戴程度是相等的。他不得不以稚小的力量来促成她们和平共处。为实现这一愿望，他根据情况作了准确的判断。一方面他对夏子要百依百顺，同时又不向母亲流露半点焦虑。这就要求他对奶奶和妈妈都不能说出他真实的感受。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精神代价。现实是凶残的，它索求无度，难缠程度无以言表。所有的证据表明公威幼年时就创建了一个现实之外的世界，供他在独处时避入。
在《假面自白》中，三岛描述自己还是五岁的孩子时即产生了对现实的反感，从而构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虚幻世界与之对抗。在这个世界里，“夜沉沉，血淋淋，死神横冲直撞”，英俊的王子或被杀戮，或被吞噬，处死的过程煞费周折。在这里，“残暴造极，罪行精绝”。这孩子为沉浸在这些幻想中而略感不安。这些幻想让他害怕，尽管他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意义。然而它们远比现实本身更美好，更真实，而且他也没法驱除它们。
从一开始，这孩子就把现实看作入侵的敌人。四岁时，他喜欢上了一本书里的插图，图上跨着白马的英俊骑士让他心神不宁。他天天把整个下午用来凝视那幅画，如痴如醉地幻想着骑士将如何面对死亡。一天下午，他的“看护”趁他对着插图冥想时，跟他说明这骑士是圣女贞德，不是男的而是女的。这孩子如雷轰顶：“这是我生活中第一次遭到现实对我的惩罚。当我正在美美地幻想‘他’的末日时，这一惩罚尤为残酷。那天以后，我再也不看这本图书了。”四岁的孩子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来保护自己的虚幻世界免遭入侵。但他很快学会用“修正”现实这个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幻想。五岁时，
眼前发生的事情——奶奶歇斯底里毛病的发作或家庭的琐碎争吵——与我正沉湎其中的神话世界的离奇故事，在我看来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性质。我难以相信现实世界比积木搭起的建筑更复杂，或我即将迈入的所谓“社会群体”会比童话世界更精彩。
不清楚三岛提到的这些幻想，五岁时是否确实存在于他的脑海里，但好像可以肯定他幼年时期确乎建有一套强大的防御系统以对付现实。公威的父亲讲过一个小插曲，可用来表明他儿子四岁时的心理防线有多坚固：“为了带公威外出散步，我多次与母亲发生争执。一次终于成功把他带离母亲身边，来到一个火车岔道口。一列蒸汽机车正隆隆地沿着轨道向我们驶来，吐着黑黑的浓烟，响着骇人的轰鸣。我们跟铁轨之间只隔一道篱笆，当机车经过时，距离如此之近，只要一伸手，就能碰到它。我心想，这是个绝好的机会，来给他一个斯巴达式的训练。我抓起公威，用我的帽子护住他的脸，然后伸展双臂把他抱向机车。我说，‘害怕吗？不用担心——如果你胆小哭喊的话，我就把你扔水沟里。’我边说边低头看看公威的脸，让我吃惊的是他毫无反应。下一趟列车开过时，我又试了一把，结果依旧，没有作用！我揣想，要么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要么就是我母亲给的女学生教育让他对阳刚冒险的经验冷漠处之。我感到沮丧。翌日，我们回到原处，选了一列安静点的火车，又试了一遍。公威的脸依然如故，宛如能剧的脸谱。我停止再试。至今没有解开这个谜团。”
梓坚称他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而且每次重复这个故事时都是一脸茫然。这个插曲预示着其实他自己是一个冷漠的父亲。夏子死后，梓冷漠无情的个性愈加凸显。这个故事让公威蒙上自闭症的嫌疑，但那是不成立的：基本上他对与现实世界接触感到极其痛苦。他敏锐地察觉现实对自己的期待，并为能达到这些期待而备受煎熬。
就在快要过五岁生日时，公威得病呕吐，吐出的东西呈“咖啡色”，接着就昏迷了。他被诊断为自体中毒，康复无望。亲戚都集合在家里。倭文重默默地收拾起玩具和衣物，准备把它们置放在公威的棺材里。夏子把自己锁在屋里。夜深时，倭文重的兄弟，一位医学教授，宣布说危险期过去了。一周以后，公威痊愈了。然而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病每个月要犯一次，每次都得住院，似乎是他的生命系统有意要让他暂时摆脱生活中的那两个女人。一直到公威开始上学，才停止闹这个病。
1931年4月，公威入学习院读一年级。这是一所建于1870年代的私立学校，专招皇家以及新贵族的子弟。原先学生必须是来自有贵族头衔的家庭。但到了1931年，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平民出身，其中有平冈公威。诚然，夏子的先人曾经是封建贵族，但她的祖父和外祖父因为忠于旧政权而失去新政府的信任，没有获颁新的贵族头衔。
鉴于公威不仅是平民出身，而且经济上又只属中产，本没有理由去上这所贵族气十足的学校。但是夏子执着于她的过去和家庭的自我标榜，于是除这所学校别无选择。贵族子弟入学不需考试，可是公威得考。全家包括定太郎一起陪他去考场，直等到考试结束。公威轻轻松松地通过了：他从五岁就开始阅读，甚至还不无稚气地写诗。
大体上，在校的最初六年，公威闷闷不乐。卑微的家庭背景可能让他觉得丢人。即使班里的平民同学，也个个是富家子弟，住在高大豪华的房子里。而那些小贵族，对平民同学甚至师长也要摆架子，盛气凌人。他们不交学费，不参加考试。在老师的花名册（被称为“阎王簿”）上，这些学生的名字旁都画有圈圈，老师对他们得用敬语。一位公爵的八岁儿子，当面大声告诉朋友这是“家奴”，意即老师的祖上是他家的家臣。这种事情在学校里司空见惯。
但是，公威的主要问题是他不懂如何与男孩相处。羸弱，害羞，行事带女孩气，这自然要被同学作弄。被称为“瘦芦笋”或“蛇腰”，他是班里最弱小可欺的人。夏子的百般呵护使他更加孤立。学前的病及后来经常复发的肺部感染害得他在第一学年屡屡缺课，这引起夏子加倍关注他的健康。她规定他的膳食只能是那种最难吃的白鲑鱼，这意味着他不可以在学校餐厅吃饭。她还坚持要求免上体育课。四年级之前，他从未得到许可参加班里的郊游。
三岛留下的最早的作文是二年级写的，题目是《去江之岛郊游》：
我没有随大伙去郊游。
二十号醒来时我想，大家现在必定已到达新宿车站了，甚或已经上了列车。
那些是最先进入脑海的念头。
我得空时便到奶奶或妈妈的房间去问安。
当脑海里浮现大伙抵达江之岛的时候，我失望不已，我多么想去啊。
我从没去过江之岛，这让我渴望更甚。
我从早思念到晚。
睡着时我做了这样的梦。
我随同大家去江之岛郊游。
我好高兴啊，但是那儿遍地是石头，我无法插足行走。
于是我醒了。[3]
公威的孤独由此可见一斑，而他对两个女人的依赖也同样显而易见。但最令人伤心的是他的不争，好像被禁止去郊游只是自然而然的事，除非在梦中。公威就这么足不出户，同表姐们安安静静地玩玩游戏，读读童话书，做做美妙而恐怖的梦。
1934年，公威九岁，刚升入四年级。平冈家在交通沿线隔几个车站的一条街上，找了两栋小房子，搬了过去。其中一栋小一点、昏暗一点的房子住进了公威的父母和他的弟弟妹妹。公威、定太郎和夏子则搬入隔两家人家的另一栋房子。这次大举搬迁，表面看来是因为梓升官当了课长，新职位要求他得经常在家里会见下属，可是四谷的房子只有一间会客室，日日夜夜都被定太郎和他的“同伙”占着。两拨客人乱哄哄不成体统，便决定搬开居住。这是对外正式的告示。但据三岛的弟弟千之说，搬家至少还有财务上的原因。梓虽然升职了，但薪水没怎么增加。而当时日本正在中国谋划“扩张”，导致生活用度节节攀升。大房子，六个女佣，新添的孩子，公威的学费，不用说还有定太郎未偿清的债务。这样的生活恐怕再难维持下去了。这一说法未经证实。不过，新搬入的房子是“破旧”的，六个女佣也被辞退了三个。这些都是事实。
分开居住的三年时间里，公威不常去父母那里。倭文重每天早上陪他去学校，下午接他回夏子的家。夏子每天下午三点在她屋里等着，端出亲手料理的茶点。公威用完茶点，再背诵课文一个来小时。通常在这时候他才被允许去探望倭文重，但从不留下吃晚饭。有时候，夏子莫名其妙地妒火中烧，或者神经痛发作，便会一连三四天不许公威去父母家。分家时才五岁的千之回忆说他和姐姐对很少见到哥哥习以为常。他们姐弟可以随便到奶奶家去。可是奶奶对他俩都是冷冰冰的，所以他们情愿待在自己家里玩。倭文重自己在去看公威时本可以和他多待会儿，但是因为受不了夏子那嫉妒的眼神而匆匆离去。
对倭文重而言，这是在极度苦痛中煎熬的岁月。她坚称公威和夏子在一起时苦不堪言，而短暂的探母时光却让他活跃起来。她描述说：“他甫一进门就兴高采烈起来，在屋里欢笑奔跑，做各种夏子不许他做的事情。”接着，她伤心地说，“一俟要离开时，不管在做什么，他会立即停止，没一声怨言，总是面带微笑地说再见。”倭文重认为公威的欢颜是他表演给妈妈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对的。不过，公威在夏子那儿或许并不像倭文重所想象的那样不停顿地遭罪。千之记得哥哥十一二岁时不无好感地谈起夏子，并兴奋地复述从她那儿听来的故事。“我永远不明白公威为什么喜欢那个凶巴巴的老太婆，”他对我说，“但是他肯定喜爱她。”无疑，他对奶奶怀有刻骨铭心的爱。他和妈妈真正地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这甚至可能使他更易于做奶奶的好孩子。
当然，生活在夏子身边，有一件事让公威感到噩梦般的痛苦。她的坐骨神经痛日渐严重，现在又叠加了胃溃疡和肾脏疾病。公威仍然在她屋里生活睡觉，并且只要在家，就承担起看护她的责任。夏子吃的药，递送人一定得是她的“小老虎”，这是她对他的称呼。公威须得给她擦拭额头，按摩背部和臀部。也正是公威，挽着她的手，一趟一趟地出入洗手间。最糟糕的是晚间。疼痛严重时，夏子就哭喊，撕扯自己的头发，求公威来安慰她。至少有一次，她抓起一把刀架在脖子上，嘶喊着要自杀。这一切必定让这个小男孩备受煎熬。倭文重说，她听到儿子的唯一抱怨是，当奶奶哭喊时，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些年公威的处境几乎难以想象，要有把握地准确描述他的感情是很难做到的，尤其是因为他从没有谈及或认真地写过自己的这段生活。但在十六岁时，即夏子去世后两年，他写了一个篇幅较长的故事，其中的一段文字，好像说出了他那几年的忧虑。这是对现实生活的重塑：
我很少在主楼里见到父亲的身影。为了安静独处，他在暖房的旁边，花园的角落里，盖了一间类似农舍的小屋供自己居住……主楼里住着祖母和母亲。我以孩子的天真，纳闷于父母的分居。夜晚，祖母被病痛折磨得精疲力竭，沉沉地进入梦乡，我便用响亮的鼻息来伪装自己已熟睡（实际上我半睁着双眼在窥视母亲的举动）。只见母亲趿上木屐，匆匆穿过月光下的果园，走向父亲的小屋。她背后投下的身影，悠长悠长的，几乎触摸到我横躺的身体。此时——不知这感觉是不是邪恶的？——母亲渐渐消失的背影给我的感觉就只是欣慰和赞许。
可以断定，作者脑海里浮现着自己在夏子家——“主楼”——和妈妈家之间来来去去的经历。父母悄悄地幽会，故事叙述者对此怀着“欣慰和赞许”的心情并生怕这是邪恶念头。这些都反映了公威渴望回到母亲身边但又为这个念头感到负疚。更广义地说，两个女人为赢得他的爱和忠心正在进行胶着状态的争斗，他为夹在她们之间而忧虑。这段文字还表明他希望父亲在他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至少被说动来帮他或多或少改变处境。接着，公威生动地“描绘”了他在夏子身边的生活：
祖母患有神经痛疾病，抽搐痉挛频繁发作。这病突如其来，像有什么妖魔鬼怪一把攫住她似的。当她低弱的呻吟变得清晰可闻时，肉体的痉挛便像无形的波浪扑向房间的四面八方，漫过烟缸，漫过香炉，漫过药柜。只一忽儿，这房间如瘫痪的病人失去了知觉。但是那突然形成的紧张气氛很快消散无踪，一如水汽。再一忽儿，整个房间又被她悲切单调的呻吟声所覆盖。这满屋子的呻吟对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难以想象。可是，当抽搐痉挛持续一整天，或一连几个夜晚，一个更清晰的影像就会出现：“病魔”占据整栋房子，俨然成为它的主人。
“给我倒药水，小朋友。”祖母对我说的话带着初醒的含混。这声音完全是从她衰老的喉头咕噜出来的，细弱模糊，像画笔轻轻一扫。因为试图坐起来说话，所以她又开始呻吟。她喝药总是用一只长脚酒杯。我端坐着，双腿并拢，为做这件重要的事情而感到些微的紧张。我打开药瓶的瓶盖。我依然记得软木塞拔出时的声响，喑哑的，无生气的。现在想来，那是有不祥预兆的声音。瓶里装着稠稠的、酒红色的药水。我小心翼翼地提着药瓶，把它向酒杯倾侧。我凭经验知道杯子只能盛少量药水，我的谨慎多半是下意识的作用。但是我还是记得这一次我特别笨手笨脚——没药水从瓶中流出来，仿佛药水被同样酒红色的东西堵住了。我把瓶子拿到灯下，轻轻地晃了晃，除药水外空无一物。我再次倾侧瓶子，药水还是不出来。我猛然醒悟。既然门的铰链规定其敞开的幅度，那我的手腕骨也不可能任意弯曲成危险的角度。这看起来无异于迷信，我感到滑稽可笑。同时我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颤抖的双手使我无法稳稳地倾侧药瓶。恰在那时，我在瓶子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怪物，一个“病魔”。他是个小不点，就是侏儒那种。他正在睡觉，下巴搁在膝盖上，似乎全然不知自己淹没在滔滔的药水中。
我到房子后部几间陈旧的屋子里，去看头盔、铠甲和长刀，那长刀宛如毛茸茸、黑黝黝的腿。哎，回程！女佣把我丢在通往洗手间的过道里。她临走时说：“打这以后，你不会害怕了。”实际上，最恐怖的路还在前面，得经过三四间屋子才到祖母的居室，途中有一条长廊和三处拐角——我在幽暗的廊道上奔跑，吓得发抖。每一处拐角，我至少遇见一个“病魔”。他们也是行色匆匆。他们比我高许多，有的有脸庞，有的则无。一个有脸的——他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他必定是一个还没有跟“死神”有亲密接触的“病魔”，正在去给与“死神”有亲密接触的“病魔”通风报信。一天，我右手小指碰触到了那个无形的、黏糊糊的家伙。一整天，哪怕只有一分钟的空，我都在洗这根手指。我使劲擦洗，弄得小指末端疼痛肿胀，其上的指纹，此前从未引起过我的注意，现在显得特别清晰奇特。这指纹令我想起我睡房的天花板的纹路，以及“病魔”惯常使用的象形文字。
这是生动逼真的自我写照。文字是病态的，十六岁的作者亦是，这不足为奇。足足十二年，他眼睁睁地躺在夏子的病室里，研究“天花板的纹路”，而祖母就在他身边着魔似的呻吟。
1937年3月，即公威升七年级后一个月，夏子突然宣布让他回父母身边。她六十二岁，病情严重。定太郎一年来一直试图说服她让孙子回归。一听到消息，倭文重立刻奔出家门，去寻找大一点的房子。三周后，平冈家的儿子儿媳以及三个孩子，搬到涩谷区一所不算太大但宽敞舒适的房子里。这是皆大欢喜的时刻，对倭文重和公威尤然。如今，生平第一次，他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在其中自由地学习、自由地写作。也是生平第一次，如倭文重所说，他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