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访问弗里德曼之前，远见出版社负责人已在他面前，帮我胡吹了一顿。初始，他误以为这是非常尖锐且正式的访问，我建议他放松一点，不到一秒钟，他竟把两条腿放在桌上，人躺座椅，仰头顽皮大笑。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见他。弗里德曼再来台，青年们把他当“环保先知”，政府官员与他会谈时也不敢再谈手帕节能等小事，戒慎景仰。但弗里德曼之所以为弗里德曼，不只是他得了三座普利策奖，或他的新近两部着作《世界是平的》（二○○五年），《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二○○八年）举世讨论；而是他有别于常人的思考模式。他总能跳脱自己身份限制的成见，凝聚一般人做不到几近先知般的远见观察。
他共写了五本书；第一本已震惊全美国，尤其犹太圈子的美国人。这本书《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几乎是美国第一本犹太裔的知名作家，写出伊斯兰教世界对西方的仇恨。早在一九九三年，“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七八年，弗里德曼专栏已预知美国中东政策根本的失败，每一场美国介入或发动的战争，都加深了伊斯兰教圣战的报复欲望。“贝鲁特”一书出版后；以色列激进分子扬言要宰了弗里德曼。他是不折不扣的犹太人之子，怎么可以忘却犹太千年的悲苦，二次大战的屠杀呢？
弗里德曼“贝鲁特”之文刊登期间，我人仍在纽约。那个时间点美国老布什总统刚漂亮地打赢“海湾战争”，弗里德曼书写贝鲁特巴勒斯坦难民营，其报道与警语，在纽约人眼中不过是一个充满好心但没什么国际架构见识的自由派言论。而在犹太非自由派圈子里那更严重了，弗里德曼是个叛徒！难道他忘了，父母之辈如何在纳粹迫害下孑贫一身逃至北美？为什么他竟回头撰写以色列的仇人观点呢？
没有人知道，即使弗里德曼也未意识，“贝鲁特”一书引发辩论同时，本 · 拉登已决心发展”基地组织”。那一条不幸的历史残杀之线，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到科威特，最终拉回美国纽约。“贝鲁特”一书出版后六年，世贸大厦倒了；二十一世纪第一个起头的年份二○○一年，美国人在眼泪中朦胧地逐渐认识美国中东政策半世纪一连串的失误。
一九九九年起，弗里德曼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大会后，开始投入全球化的议题。他的观点从乐观转为客观，一九九九年出版《“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二○○五年他加入更多对新兴国家如中印的采访，出版了最着名的全球化书籍《世界是平的》。为了全球化的观察，他把人生的脚步，从美、欧、中东的西半球架构，延伸至东半球。绕着地球转，聪明的他却发现一个与工业化、全球化同步的状态，“世界人口爆炸、气候变暖、能源耗竭”。这场全球化的经济革命，将在危机中终止，而且终止的不是那一个地区、那一个小国；是全体人类的生命。于是从国际政治的专家，他一脚跨越进入“国际环保”的领域；我访问他时，他两手一摊，“人命都不能活了，还有什么议题，比这个更重要？”“我不是科学家，但只要全球变暖危机有1％可能性，我就买下保险。”“切尼宣布伊拉克有大规模毁灭武器时，他连1％的把握都没有，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美国人曾普遍认为弗里德曼是个好记者，但不见得是一个爱国的好公民。我访问他美国全球变暖政策走向时，他充满了焦虑；他的书高度膜拜中国的绿色革命，对华盛顿的迟钝忿忿不平；甚至曾脱口说出希望美国政府当“一天的中国”；但贯穿所有言论的逻辑，我看到一个对自己国家逐渐落后、不断犯错的良心知识分子“恨铁不成钢”的沮丧与失落。
这一点，我自己非常熟悉。
于是道别时，我问他下一部书的计划。他回答，《美国》。“我很担心我的国家未来的处境，结束不了的恐怖主义战争，金融海啸后的天文赤字，迟疑不决的美国治理？？我想回来谈美国，强盛百年后的帝国，我深爱的国家。”
他的答案，我一点也不意外。愈爱的人，往往想得愈深，也往往比别人痛得愈早。
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地球上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任玉明 / 东方IC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