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近来多遭学人诟病，原因在于笼罩其上的神圣光环在新的考证与史料面前被打破。据《康南海自编年谱》所叙，康有为发动十八省一千三百多名举子联名上书被都察院所拒，后在其所著《汗漫舫诗集》中，又有如下文字：“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余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康有为带头联合十八省举子齐集松筠庵聚会确有其事，因中途有数百人取回“知单”，所以列名的举人只有六百零二名，加上领衔的他，实际数字为六百零三人。正在这时，《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传来，康有为第二天又得知自己考中进士，“公车上书”就此搁浅，并未上呈，所谓都察院被拒也属虚构。
其实，签字人数的多少与是否上呈并非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公车上书”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唤醒了“吾国四千年之大梦”，人们争相“索稿传钞”《上清帝第二书》。
通过理论著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公车上书”，康有为维新变法的领袖地位无可置疑地得以确立。
然而，康有为给自己的定位实在太高，早年就以“圣人”自诩，以睥睨天下的姿态待人接物，以传之后世、流芳千古的想象活在今生、奋斗不止。他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孙中山有意结交，并托人转达此意，不料康有为回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觉得他过于妄自尊大，也就打消了交往的念头。康有为不做第二，只做第一，从来不愿屈居人后，“长素”之号便是其真实写照，哪怕名列孔子之后也不甘心。作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尘世之人，康有为实在难以达到先知先觉、十全十美的圣人境地，所以不得不在一些事情上大加琢磨做点手脚：一是作秀，二是造势，三是做假。
比如《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借用新的史料，参考新的成果，受到他人的启发，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极其自信、自尊与自夸的康有为为了显示自己先知先觉、超越常人的“风采”，不得不“斩钉截铁”地否定他与廖平有着任何牵连与瓜葛。是呵，超然的圣人，哪能拾人牙慧，容下半点污垢与缺点？结果适得其反，知情者据此拥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康有为为人不仁，是一个抄袭、剽窃他人的伪君子。就留传下来的有关“公车上书”的原始资料而言，都由康有为及其门生弟子撰述，而专家学者只要稍稍往里开掘，翻检、参考、比照、归纳同时代其他人的记述，就会发现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于是，一段历史就在抖落刻意的伪装、去掉精心的涂饰中回归本原。“圣人”康有为像这样的做假伪饰还有不少，后面的关键紧要之处，我们当有所提及与指认。
沸腾的热血与赤诚的呐喊，直到引起帝师翁同龢的注意，得到他的保举与推荐，康有为的行为才慢慢与其朝思暮想的目标挂起钩来。
不久，康有为又呈《上清帝第三书》，这回总算感动了“上帝”，经过一番周折，终于“上达天听”。康有为共上清帝七书，内容不外吁请皇上集思广益，富国养民，教士练兵，设立议院，颁行宪法，推广新政，发愤图强。
受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光绪皇帝满心希望励精图治，却又找不到路径与方法，大有一种有力无处使的郁闷之感，康有为的上书内容，与他心中的一些想法可谓不谋而合。光绪阅后先是高兴，“上览而喜之”，眼前一亮，顿觉柳暗花明；继而相当重视，破格令军机处抄录三份，在他上朝的乾清宫及处理政务的勤政殿各留一份以作备览，另一份传发各省大员，原件送交慈禧太后“懿览”；接着颁发上谕，按康有为上书的有关内容，令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将军督抚专折保奏人才。
康有为欣喜不已，又一鼓作气地连呈《上清帝第四书》、《上清帝第五书》，结果两书都被工部扣押，没能到达光绪手中。维新的曙光刚刚破晓，几缕光线还来不及扩展，东方天空的鱼肚白，就被倏忽而至的乌云遮盖了。
犹如一个正在蹦跳的皮球突然刺穿一个洞来，嗤的一声怪响过后，康有为不禁全身泄气。失望至极，深感改革维艰，事不可为，就想在河水结冰之前离开京城，南返广东。
1897年12月11日，北京南海会馆汗漫舫，康有为装好行李准备启程。就在这时，上完早朝的翁同龢气喘吁吁地赶了来，他并不是前来送行的，而是力劝康有为留下，“告以上眷至笃，万不可行。”康有为被光绪帝的诚意及翁同龢的鼎力举荐感动了，打好的行李又搬回他在京城的常住之所汗漫舫。
于是，第二天就有给事中高燮正式上折保荐康有为，并请皇帝予以召见。结果遭到恭亲王奕訢及礼部尚书许应骙等人的反对。翁同龢再行保荐，光绪皇帝在老师的鼓动下，自然有所心动，而恭亲王奕訢又奏道：“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当时的康有为，虽然中了进士，却因顽固的保守派所阻，殿试、朝考卷被逐出十名之外，仅授了个工部虞衡司主事的六品芝麻官。据传康有为能够考中进士，还是沾了弟子梁启超的光。那届科考典试总裁为顽固的守旧派官员徐桐，他对宣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早就恨之入骨，事前便与其他考官暗通声气：“粤省卷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康有为字），即勿取。”考官阅卷时，将梁启超的试卷误认为康有为的卷子，结果梁启超给乃师康有为当了一回“替罪羊”，名落孙山。
皇帝虽集所有大权于一身，有时也不得不受制于“祖宗成法”，不能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光绪皇帝则更甚，慈禧太后这道无法突破、难以摆脱的“紧箍咒”几乎制约了他一辈子。四品以下的官员不能见，普通老百姓更不可能一睹“天颜”了，皇帝的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由此可见一斑。不得已，光绪皇帝便命总理衙门大臣在总署平日接见外国公使的西花厅召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
李鸿章、翁同龢、军机大臣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出席了这次召见会。张荫桓因事中途退出，荣禄话不投机提前离去，三个小时的召见，自始至终只有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三人参加，就变法的一些具体事宜，向康有为提出询问。
好不容易才争来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康作为自然抓住不放，作答时，显得胸有成竹，时而侃侃而谈，时而义正词言，时而据理力争，大有四两拨千斤的派头与气势。
次日早朝，赞同变法的翁同龢将将此次会见的情形向光绪帝作了汇报，称赞康有为是可用之才。其实，翁同龢早就在光绪面前说过“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之类的话。难能可贵的是，翁同龢的这种夸奖完全发自内心，他曾在致密友的一封书信中写道：“康梁有其经世之才，救国之方，此弟之所以冒万死而不辞，必欲其才能得所用而后已也。”
光绪听了翁同龢的进言，心头又是一阵振奋与激动，决定马上亲自召见康有为。还是恭亲王奕訢出来作梗，说先可以让康有为将变法意见呈上，果若可行，再予召见不迟。光绪帝不好驳回，只得依言而行。
康有为此次遵旨呈送光绪皇帝的条陈，即《上清帝第六书》。1898年1月29日呈总理衙门代奏，因许应骙攻击阻挠，结果扣压了一个多月，直到3月11日才送达光绪手中。康有为得知第六书送达皇上的第二天，又呈《俄彼得变政记》一书及《上清帝第七书》。
康有为提供给光绪皇帝的变法蓝本，就是俄国的变法与日本的维新。继《俄彼得变政记》之后，又进呈了《日本变政考》。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学习彼得大帝变法的勇气与发愤的精神，效法明治维新的变法理论与内容措施，“以俄彼得大帝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在康有为的激发下，光绪皇帝深刻地认识到，“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于是，他决心以彼得大帝与明治天皇为榜样，以锐意进取、狂飙突进、摧枯拉朽之势，进行一场从上到下的全面改革。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轰轰烈烈的清末维新变法就此拉开序幕。
这是一场仅仅存在了一百零三天就告夭折的变法，所以又称“百日维新”。关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袁世凯叛变告密之类有关戊戌变法的记叙与资料实在是多之又多，在此，我们没有必要重复饶舌，仅从康有为的角度，对这场见仁见智的运动稍作审视。
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康有为与实际领导人光绪皇帝之间，仅在维新变法运动开始之后，即1898年6月16日，才有过一次两个多小时的召见，这也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见面。这次会见，君臣之间可谓推心置腹，康有为给光绪出了不少好主意，如建议不撤旧衙门，只增新衙门；不革旧大臣，只擢用小臣，多召维新人士破格提拔；所有变法都以诏书下发，不交各衙门复议，以避免议驳减少阻力；还定下了废除八股的基调，并提及如何筹措资金、译书游学等诸多事项……这场谈话的信息量不谓不大，密度与质量不谓不高，但如棼丝般的诸多问题，仅凭这两个多小时，怎能一一解答、解套？
康有为被召见后，光绪帝想委以重任，召集军机大臣相商，结果再次受到守旧官员嫉恨，仅建议让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光绪帝无奈，只好给了他这么一个六品闲职。为避嫌疑，也不敢再行召见，便特许他专折奏事之权。于这赐予的特权，不知什么缘由，康有为一次也没用过，每有新的谋策及所编书籍，仍由他人代递。只有上呈，没有下达，光绪帝与设计师无法沟通交流，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必然大打折扣。最要命的是，变法第四天，慈禧太后就强令光绪帝下诏，以“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为由，令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翁同龢不仅是光绪的老师，也是他的左右手与主心骨，无论大事小事，他都要与翁同龢商量。
没有翁同龢的支持、推荐与激励，康有为的上书无法呈达光绪之手，光绪也不可能痛下决心振作精神奋发有为。作为支持维新派的重臣与帝党领袖，翁同龢一去，等于失去了变法的核心人物，光绪帝神情恍惚，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无法自持自重。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写道：“康梁之案，新旧相争、旗汉相争、英俄相争，实则母子相争。”翁同龢如若留任，别的不说，最起码可在光绪与慈禧之间起一种至关重要的调和作用。戊戌事变后翁同龢为此不禁叹道：“老臣在，不至决裂至此。”戊戌之变惹怒慈禧的，主要是康有为针对她个人的兵变之举。作为女人的慈禧一激怒，就完全失去了理智，将中国的政局弄得一塌糊涂，结果走向了维新变法、发愤图强的反面。
变法中的光绪帝一直处于真正的孤家寡人状态，他在朝廷中的几乎所有支持者相继被慈禧除掉——志锐遭遣，文廷式革职，翁同龢被逐，就连过去在帝、后之间起缓冲作用的军机大臣李鸿藻也于1897年死去。“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无人可以咨询、商量、交流，本来就神经质、好冲动，并患有忧郁症的光绪皇帝，稍不如意便显得躁动不安、暴怒难抑、一意孤行。他总想将一应大事一口气办成，据不完全统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布的新政谕旨多达二百八十六件，内容包括政治制度、机构改革、发展工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改革教育、加强国防等等，涵盖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每一层面。年仅二十七岁的光绪帝在没有经验、没有左右臂膀、没有强大支持势力等情形下，不免操之过急，忽略了改革的阻力与艰难，忽略了事情的发展与进步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人们往往将维新变法的失误大多归罪于康有为，认为是他的书生之见与急于求成所致。其实，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康有为这种“黑锅”背得实在有点冤枉。他不仅没有掌控、左右政局的实权，就连与光绪再见一面的机会也不可得。康有为与皇帝之间的联系，便是上书“遥控”。光绪招惹慈禧最早动念发动政变的事件，便是下旨撤除衙门与裁汰冗员，慈禧曾特别“指示”，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必须经过她的“首肯”。光绪一气之下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全部罢免，好比捅了一个“马蜂窝”，惹得一班干臣向慈禧大告恶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