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霍格离开汉口，坐上了北上的火车，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去向。国民政府早前下达了禁止任何西方国家记者采访共产党延安根据地的禁令，对违反此规定的记者将撤回委任书。为美国几家大报社工作的记者可以无所顾忌，但大多数记者还是遵守了这一禁令。而霍格只是一名特约记者，行事就更需要格外小心了。
两天以后，火车把他带到了古城西安。巍峨的城墙见证了这座古代都城在过去两千多年里的动荡与兴衰。西安的城墙据说修建时宽可容纳三辆牛车，高可达十人的高度。当日军加强对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主要城市进行空袭时，这些城墙再一次成为这个城市第一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在这些堡垒下面，阴暗、潮湿、老鼠乱蹿的地窖成为了人们躲避日军疯狂轰炸的唯一避难所。每天晚上，成千上万的人挤在这些地下防空洞避难，听着炸弹爆炸声，等着警报解除的信号。两年以后，世界另一端一个曾经有城墙的古老城市的人们也遭受了同样的境遇，在地下防空洞寻求避难。
从西安出发北上，一辆红十字会的卡车载着霍格驶向他要去的地方。坐在一堆货物和行李中间的乘客包括一对新婚夫妻，新郎的妹妹，两个年轻女难民和一队红十字会护士。霍格第一次感受到了共产党对中国青年巨大的号召力。和他坐在一起的这些年轻人眼睛里闪烁着信念的光辉，散发着一股救国救民的热情。霍格那时候汉语很不流利，但那些交流也足够让他认识到这群年轻人奔赴延安，为的是拯救国家，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理想。
这次旅途为霍格在《曼彻斯特卫报》那个月月末发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素材。他正在培养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观察背景所应具有的独特视角，主要体现在他下面这段对乡村的描述中：
我们走过了一个满是坟包的旷野。后来我们的卡车到达了山区，每爬一个山坡都是一次冒险，卡车缓慢地前进着，后轮胎的轴承被压得嘎吱嘎吱响。轮廓分明的河谷、凹凸不平的地平线、绿色和棕色的四四方方的庄稼地、整齐规则的梯田……所有的景物都给人一种黄土高原特有的、超然对称的感觉。
到第三天下午，车轮胎磨破了，司机放弃了努力。车上的人们拿好自己的行李，在一条拥挤的小路上开始了剩余50英里的步行。一队队的军用卡车来来往往，扬起了一片尘土。护送的骡车载着从当地搜集来的物品比如火柴开往西安。还有几百辆的手推车，在一担担面粉、蔬菜的重压下咯吱咯吱地响着，他们都去往延安。
在这条尘土飞扬的路上，不断有新的八路军志愿者加入这几千人的学生队伍前往延安共产党根据地。这群年轻的志愿兵身无分文，许多人随身所带的仅有一支牙刷、一个铁杯子和一条毛巾。他们的目标是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为梦想破灭的中国青年指引了一道希望之光。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在延安的这13年成就了中国一代伟大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因此家里可以供他读书。1911年春，17岁的毛泽东来到省会长沙，当时共和主义风潮正刮遍中国。多年以后，始于这个城市的政治道路让他有机会见到陈独秀，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领袖。陈教授给了他的年轻仰慕者一个在长沙推广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工作机会。毛泽东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份工作。他爱读书，早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6个月的管理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使得中国20年代早期的知识分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越来越感兴趣。凡尔赛和会中，控制和会的列强决定把战前由德国掌握的胶州湾及其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一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引发了北京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城市知识分子阶层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民族主义，这一曾经在19世纪鼓舞并震撼了欧洲大陆的理想，在20世纪初来到了中国并得到了拥护。1919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把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解救出来作为他们的伟大使命。对外界，尤其是莫斯科的新布尔什维克政府来说，中国进行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当时中国正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沼。绝大多数的权力之争不是光明正大的敌对，而是打政治太极拳。然而事实是中央集权的最后一点余迹随着满清政府1912年的垮台而烟消云散了。之后的中华民国政府结果也只是昙花一现，没能实现它的统治。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和日本紧紧抓住他们在中国瓜分的租界和利益，而中国的广大农民依旧生活在几千年来的封建桎梏下。
在外来的许多思潮和观念的鼓舞启发下，就中国的出路问题上出现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由孙甲山领导的国民党最终所接受的实用主义渐进的模式和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
1920年8月由陈独秀领导的八人马克思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成立的目标是要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带到中国，苏联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以后许多年间也一直是它的影响力量和资金来源。1921年13名党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是其中一员。参加大会的苏联代表坚持要让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这一建议遭到了中国代表们的强烈反对。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缝，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末破裂。
1924年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全国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南方革命政府的方向发展。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当时弱小的共产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孙中山于1925年病逝，没能完成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国的大业。他的遗志和国民党的领导权落到了蒋介石，当时广州黄埔军校校长的肩上。
1926年至1928年蒋介石对共产党发动闪电袭击，当他夺取了中国南部省市的控制权后，国共决裂了。随后北阀的成功意味着到1929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控制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古都北京改名为北平。
蒋介石的政治地位逐渐稳固，他开始打击共产党的活动。国民党1930年发起猛烈攻击，四年内将共产党围困在了江西瑞金的一个根据地。瑞金是共产党“红色政权”所在地。从这里党控制着拥有四百多万人口的三万平方英里的范围。1933-1934年国民党的最后一击使“红色政权”和共产党处于溃败的边缘。1934年10月8万名红军战士开始了万里长征。最初的目标是在中俄边界寻求安全之地。
在长征的开始阶段，毛遭到了排挤。他曾被党内亲苏派软禁了好几个星期。在长征的过程中毛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逐渐确立了。在长征中，他创造了一个政治神话，日后他成为了驾驭中国政治航船的伟大掌舵者。
疾病、饥饿、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军阀的围追堵截使得共产党红军在一路北上的路程中遭受了沉重打击。当他们到达中国西北部的陕西时，仅剩下了8000人。这8000人成为了日后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重建共产党的核心队伍。共产党执政后，长征中的很多老战士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内的核心力量。
红军长征是毛泽东取得中国内战最终胜利的重要环节之一。另外就是开始于1937年8月的抗日战争。日本的侵华战争不仅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对元气大伤的共产党的最后打击，而且不得不和他的敌人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
作为合作的一部分，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对西北一片13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控制权。1935年，毛泽东来到延安，这个只有8千人口的小镇成为了红军的首都，直到1948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心。一座九层高的宝塔高高耸立，在城中心还有一座西班牙圣芳济修会的教堂。这座教堂1935年完工，第二年就被当地的共产党领导接管了。
这个地区曾经发现有石油，但当共产党搬来以后，石油开采商和其他一些富裕的人家就搬走了。
延安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根据地，使他们避开了敌人主要的战场，但仍然受到了猛烈的炮轰。再加上移居进来的大量人口给当地百姓居住了好几个世纪的黄土岩洞带来了巨大的损害。这座四面环山，中间横跨一条小河的古城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中心。
毛泽东和长征中幸存下来的8千红军到达延安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完全掌握了党内最高领导权。长征途中，他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认并与他的紧密拥护者周恩来一起取得了三人军事小组的控制权。对于军队的领导权是领导革命的关键。在延安，毛泽东重组了党组织并建立了新的社会、政治制度。
延安时期也是毛泽东重要的思考时期。他改变了苏联“以城市为中心”的马列主义革命模式，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尤其是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践相结合。这意味着党把“农民激进主义”作为它思想的前沿，土地革命的理论包括减租政策也提上了日程。
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媒体的政治作用的领导人之一。共产党的记者们受邀请来到党的新总部，采访毛泽东本人或其他党内高级领导人。为了维护党的形象，保持党的作风，个人奢侈品是禁止的。即使是最高领导人，也严于律己，过着和普通士兵、老百姓一样的艰苦生活。
延安时期也使毛泽东建立起他自己的军队力量。八路军四散在华北地区，许多游击队都在日军东部的后方作战。朱德和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与延安总部保持着无线电通讯，频频突破日军的防线，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对于在20年代战乱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而言，延安形成的新政局是很有吸引力的。考虑到国民党和共产党行事上的天壤之别，蒋介石的阴险狡诈和毛泽东的光明磊落，汉口的贫穷、疾病和延安一派欣欣向容的新气象，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民党是被大地主、大军阀和资本家控制的政党。大多数外国记者都发现蒋介石的政府极其腐败。国民政府内从高级部门到地方政府，欺诈和办事不力随处可见。蒋介石部下的军官对待下属大都冷酷无情，对新兵尤其如此，仅仅把他们当成军队里的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