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扬子江和汉江的交汇处坐落着很多城市，距离中国东海岸线450英里的汉口就是其中之一。从喜马拉雅山流下的雪水，流经扬子江，并最终在上海注入大海。蒋介石政府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后就撤退到了汉口。这里与武昌、汉阳一并成为当时的政府所在地；这个城市群就是现今的湖北省省会，武汉。
在1938年，从上海到汉口的唯一交通方式就是首先乘坐开往英属殖民地——香港的蒸汽船，然后再搭乘火车或飞机。那年的3月9号，乔治·霍格登上了一艘日本汽船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后，他又马上换乘了去往汉口的火车。在这个历时两天，总行程超过500英里的旅程中，他再次凭借自己优秀的口才从极为不舒服的三等舱来到了头等舱休息。也正是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穿着得体的中国商人。这位商人在一家主营新闻用纸业务的德国公司驻上海的办事处工作，当他得知乔治正在寻找工作后，马上为他提供了一个英文秘书职位空缺的信息，带一个英国秘书参加会议无疑会使这个商人与众不同。这让乔治很开心并一口答应。于是乔治在汉口有了第一份工作；他还用印有单位“范·里库姆兄弟有限公司”抬头的纸，给家中写信，那时的他已经开始以商人自居了。
幸运之神似乎还在眷顾着乔治，在这样一个宾馆全部客满的城市，他的穆里尔阿姨很快就利用关系为乔治找到了一处住所。这个房屋是中华圣公会的地产，由一名美国主教，也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人掌管。霍格用“一个可爱的人，一名很好的朋友”来形容这位名为吴德施的人。这里并不像其他基督教宗派那样，提倡节俭的理念；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美国募集了一大笔资金用于修缮建筑。整幢建筑被一条类似护城河般的小河环绕着，外围则是高高的红色砖墙。从围栏望进去，可见遍地盛开的鲜花，一片菜园子，一条植满树木的小路，还有一个网球场。由于这个教会兴办了一所英文授课小学和接纳中国高中毕业生的神学院，所以一些建筑内部还包括了教室和学生宿舍楼。这位还有几周就要退休的主教与蒋介石的政治圈子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基督教崇尚的自由主义精神，或者说是政治机会主义精神的倡导下，这位主教会接待一些共产党员，并为一些知名的亲共人士提供住所。时任共产党驻汉口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经常去那里喝茶，时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会来拜访。周恩来的英语说得非常流利，每次来访，他都要找住在这里的新闻记者聊一聊。
霍格就在这里安顿下来。几天后，他在寄回家的信中用“世上最有意思的地方”来描述这座城市。他是正确的，汉口作为革命的重要据点，既可以欣赏到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又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贫民区，对一名充满好奇心的新闻记者来说，可谓一片乐土。
汉口是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扬子江上开放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当年，英国找借口挑起事端，与中国进行外交对质，并强迫清王朝在北京签订了这一协议。随后，法国也以在中国未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抓住一名杀害法籍传教士凶手为由加入了这个条约；德国和美国也不甘落后。这样，中国长江沿岸的10个港口先后对外国势力开放。随着一系列让步性条款的签订，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在中国的领土上已经具有设立独立警察局和税务部门的权力。这些额外的让步性条款的强制签订，已经让中国的帝王受尽了屈辱；而条约中允许诸如天主教和新教等宗教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任意活动的条目，更是让昔日的帝国颜面尽扫。
汉口的江堤就是欧洲列强强加在中国的绝对命令的象征。沿岸的精美建筑不仅仅折射出西方人对于建筑的品味，更多的则代表着这些地方是禁止中国人进入的。银行、写字楼、政府大楼以及那些富有的商人的奢华住所，全部彰显出具有个性的品味。整个城市，虽然也可以看见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但无论是林立的高楼，还是剧院、电影院、咖啡馆、宽阔的林荫路以及繁华的河两岸，几乎完全是欧洲人的规划风格。郊区的赛马场则集中反映了另一番社会景象，还有那些夜总会，那些看台、露天广场都会让在场的观赏者感受如同身处萨里郡中心。
乔治·霍格在中华圣公会的生活虽然算不上有多么舒适，但他的起居都有仆人照料；这里丰盛的菜肴和洗衣服务也不赖。在他从这里写给家中的第一封信内，还谈到了同在这里享受主教热情接待的其他外国人。其中他提到由于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的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斯诺。信中他还特别提到住在这里的另外一位女性，霍格用“一位和八路军骑着马一口气走完全程的美国女作家” *来形容她。她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未来几个月中出现在霍格生命中的另外一位重要女性。她以共产党的支持者自称，也是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这本畅销书的作者。当时的她已经是迅速壮大的汉口媒体记者圈中的一位领袖级人物。
1938年的前10个月，汉口成为了中国战争信息最密集的地方，也因此成为外国记者、外交官、门客和特工人员最渴望到达的地方。对于那些年轻的记者来说，来到这里写写稿子就可以出名或者是赚点钱花，似乎也是人之常情。佛朗哥在西班牙打完一场胜仗后，使得一批名记者，小报记者和摄影记者都期盼着下一场战争。在那个年代，中国的汉口似乎就成为了另一个马德里，在重重包围下等待着最后战役的到来。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那里注定将成为反抗法西斯的力量所在。驻扎在汉口的很多记者都是参与过西班牙内战、历经磨练的老手，他们需要另一场战争，以便他们为读者传递更多的信息。
当乔治·霍格来到远在几百英里外的一线战场时，并没有发现硝烟弥漫的战场。不久前中国军队与日军在台儿庄一战刚刚胜利告捷，使得汉口还没有受到特别的威胁。
日军在攻占南京后，又试图控制位于江苏省北部的徐州中心火车站，以便掌控贯通南北，穿越中国心脏的铁路要塞；大运河岸边的台儿庄镇就是这个要塞之所在。经过两周的奋战，整个村镇几乎被夷为平地，中国军队似乎准备撤退了。然而，两天后，在4月6日夜晚，由第31军团率领的中国军队对日军驻地发动突袭。彻夜激战后，日军3万人部队中的一万人死伤或被俘。
时年24岁的罗伯特·卡帕是一名摄影师，在西班牙内战时已经小有名气，后来成为中国战争爆发后的一名随军摄影师，带着相机走南闯北。《生活》杂志的老板兼编辑的亨利·卢斯对战争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曾经将罗伯特·卡帕的照片刊登为一个长达两页多的专题。专题的开篇是一段战争序语，这样写道：“在那些成为历史转折点的著名村镇——滑铁卢、盖茨堡、凡尔登——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名字，台儿庄。”历史对于中国军队可不像对早期战役的那些胜利者那么仁慈。
前线和战争或许离汉口还有些距离，但这里仍为那些渴望成为记者的年轻人提供了不少机会。这里驻扎着大量优秀的外国记者，为他们观察记录中国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在1938到1945年间，当时国共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比其他任何时候都真诚的。周恩来和一大批共产党员已经转战汉口，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此外，由一战英雄和前纳粹柏林冲锋队指挥官斯坦恩斯领导的德国代表团也活跃在这里，他们是蒋介石的军师。
无论如何，汉口的确汇集了大量外国优秀记者，他们当中大多数是美国人且结成不同的派别，美联社记者汉森，《星期六晚邮报》和伦敦《先驱报》的埃德加·斯诺，还有他的太太海伦，先后在合众国际社及《时代》杂志做记者的杰克·贝尔登，《纽约时报》的蒂尔曼·德丁，《芝加哥日报》的阿特·斯蒂尔，还有就是为美国一些激进派杂志写稿子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及伦敦《新纪事报》的弗雷特·阿特丽。
《时代》杂志社记者彼特·弗莱明和他的妻子，演员西莉亚·约翰逊的到来似乎成了汉口的一大新闻。弗莱明是英国文学界和交际圈的有名人物，从他的第一本著作《鞑靼的新闻》就获得广泛认可。这是一本描写从中国北京到克什米尔的旅程的书，于1936年出版。虽然后来他的弟弟伊恩由于创作了007詹姆斯·邦德这一人物，赢得的名声一度有赶超哥哥之势，但毕竟是弗莱明更早被世人认知。他和妻子西莉亚·约翰逊于1935年结婚，西莉亚后来因和特雷弗·霍华德主演了电影《相见恨晚》而在1945年一举成名。这两个人的结合可以说是上流社会的一桩美好姻缘，也引发一时的话题。西莉亚·约翰逊主演了一系列伦敦西区的热门戏剧而活跃在舞台上，并从1941年开始涉足电影业。
1938年3月8日，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和奥登来到汉口，并很快与弗莱明夫妇见面。这位《时代》杂志的记者显然为这次会面穿得过分讲究了“弗莱明身着卡基色衬衫和短裤，脚穿一双高尔夫长袜，配山羊皮皮鞋，手戴防水腕表，身背莱卡相机，看上去就像刚从伦敦的裁缝店里出来，正极力为典型的绅士装备做广告。”伊舍伍德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述，这些日记都是他今后完成《战争之旅》的素材。伊舍伍德认为即使现在待在中国有些危险，但“和奥登讨论过后，我还是觉得此刻我们留在汉口比去其他地方更有意义”。
如同其它刚刚抵达汉口的记者一样，奥登和伊舍伍德在安顿下不久就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取得了联系。在艾格尼丝位于中华圣公会的住所，双方一见面，她就考察起这两位记者的政治观点。因为对于那些不认同她观点的人，史沫特莱可没有多大耐心应付。之前她和乔治·霍格见面时，就是因为发现乔治不仅是个外表高大英俊的英国男孩，还具备纯真、青涩、天真的特性，并准备迎接中国战争带来的挑战。因此他们很快就成为了朋友和同事，虽然史沫特莱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但是，他们两人的关系却始终没有超越朋友的层面。
霍格说史沫特莱是个“身材高挑、有些严酷，留有伊顿发型的人；40岁左右，热心于中国共产党事业，而对俄国的事却没什么兴趣。”乔治完全被史沫特莱的强硬观点和她同美国媒体遇到分歧时争吵的狂暴吓住了。史沫特莱认为蒋介石政府是法西斯主义的秘密赞同者，而相信共产党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个观点在当时很不被认可，但是史沫特莱用她毕生的生命捍卫着这一观点，不惜冒犯权贵，与她共事的同伴，以及她的大多数朋友。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支持者，一名激进分子，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支持者，史沫特莱和一位天真的牛津毕业生成为朋友有些不同寻常；但史沫特莱本就是个不寻常的女性，有着特殊的经历。
1892年，艾格尼丝出生在密苏里州的一个贫困地区。在她10岁的时候，全家搬到科罗拉多州。她的父亲是名工人，嗜酒成性；在她16岁时，母亲死于营养不良。父亲偷走了艾格尼丝积攒的45美元去和同伴喝酒。忍无可忍，艾格尼丝带着妹妹和两个弟弟，以及死于难产的姐姐的孩子，离开了家。那时，她就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生活下去。她不向社会低头，不要像其他女性那样生活，更不能成为四个孩子和一位嗜酒父亲的苦力。
在将弟弟妹妹以及姐姐的孩子安顿好后，艾格尼丝离开了家，开始了持续两年的半流浪式生活。刚刚20岁出头的她只身来到纽约，白天在一家餐馆做服务生，晚上到纽约大学读书。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她成为了印度流亡爱国者力求推翻英国统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显然，史沫特莱并不满足于仅仅表现出某种政治姿态。1918年，她因走私军火和违反美国“中立法令”而被判入狱。从此，开始了她作为激进分子的生活，直到1950年离开人世。在她去世前，还因涉嫌参与间谍活动而被调查。
在她的传记作者鲁思·普赖斯笔下，史沫特莱“……一生都在和形形色色的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政治保守派将她视为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她的记者同行们常会无视她言辞激烈的报道。那些真正认识她的人则认为她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物，而且是个内心坚定的梦想家：“我可能并不单纯，但我是正义的。”她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有时候她也这样说，“我走的太远了，但我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929年史沫特莱来到中国时，她已经被保守派定性为危险的激进分子。《法兰克福日报》甚至拒绝刊登她写的第一篇关于日本入侵满洲的罪恶行径的新闻，直到后来证实她所写的都是正确的，才成为该报的首席记者，直到1933年纳粹上台。一位伦敦的出版商，维克多·戈伦茨将她介绍给《曼彻斯特卫报》，于是她也被任命为该报在中国的通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