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黎建立了强大的同盟，来发展农村合作运动。在上海的时候，他对于共产党的同情就已经为国民政府所知，但是1940年要紧的是反抗日本的联合战线。国民党安全组织可能将艾黎视为彻底的共产党代言人，而非国民党的“外国友人”，但是当周恩来成为联合政府的一分子时，这一切变得无关紧要了。
在任何情况下，宋美龄以及英国大使都在支持艾黎“合作运动”的大军之中。他不仅是这一运动的创立者，还是其驱动力。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政治评论作家，他将合作运动作为对任何一个愿意聆听的美国记者的民主试验。当艾米丽·韩说：合作运动的宣传工作比当下的真实情况要超前一步时，她一定想到了路易·艾黎。
艾黎极大地影响了霍格后来在中国的岁月，并将其视为自己要保护的人，虽然他们之间关系的定义霍格从未承认。霍格也没有意识到，艾黎是一个神话制造大师，他总是将其不寻常的生活故事改编来适应其观众的口味。从霍格的通信和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艾黎讲述给他的故事并非全部属实。
1897年，艾黎出生于新西兰北坎特伯雷附近的斯普林菲尔德村庄。根据一位毛利首领的名字，艾黎被命名为“路易”，这位毛利首领在19世纪60年代土地战争抵抗英军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当地已经成为神话。艾黎在农场上长大，但是在九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成为基督堂市一所学校校长，他也随之搬迁。他哥哥埃里克加入了新西兰远征军，一直在法国作战，1916年战死沙场，这一事件促使艾黎参军。经过培训后，他在伊珀尔突出部度过了1918年的1月到4月。二十一岁的时候他经历了堑壕战的恐怖，两次受伤，被授予军事奖章。因个人的英勇行为，他在1916年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是他的英勇行为不足以使他获得服役优异勋章。在残酷的堑壕战中，英勇程度很难界定，但是艾黎一定展示了真正的勇气。
回到新西兰之后，他度过了6年孤独的岁月，在北岛塔拉纳基郊外的与人共同拥有的小农场上苦苦谋生。1926年他离开新西兰奔赴中国。奥克兰的报纸上充斥着有关中国军阀、国民党以及共产党运动之间的内战的消息。艾黎厌倦了务农，对中国充满了好奇。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游客都被吸引到了上海。
1927年4月艾黎到达上海时，正值国民党和弱小的共产党第一次合作以大屠杀告终而破产。蒋介石发动“白色恐怖”来毁灭这个新的政党，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当场处决。到达不久，艾黎就亲身体验了恐怖：“我看见5个没穿衣服的青年男子被绑在柱子上。就在我的眼前，他们被推倒在地，一位军官下马，朝每个人的脑袋开了一枪。第二天，我在报纸上读到消息，称他们是“企图组织工会的年轻煽动者。”艾黎就在这一刻决定了要从政，然而奇怪的是他没有在自己的家信中提到这一事件，而是多年以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作了记载。
大多数恐怖事件是在欧洲人视野之外的中国区发生的，中国区满是棚屋，人们在贫穷和疾病中苟延残喘。与之相比，国际租界区的生活可以算是奢华，即使像艾黎这样生活水平相对算低的人也是如此。他加入了城市消防队，开始学习普通话和马克思。他反对剥削童工，尤其是将农村孩子买入该市的成千上万个车间里为奴。
艾黎矮壮结实，淡黄色头发，大鼻子，在日本占领上海前已经为上海人熟知。他曾任上海市理事会的首席工厂检察官，当任期间为了该市的穷人的利益而战。他的人道主义工作延伸到了广阔的处于洪灾和饥荒的上海。30年代初新西兰的出版界开始出版他的图书，他在上海也开始小有名气。他的朋友圈有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以及像拉尔夫·拉普伍德先生这样的著名传教士。奥登和伊舍伍德在旅途中探访了他，并且说服他带着他们参观医院与贫民区。
日本在1937年毁掉了上海的工业，这促使艾黎向其下个十年的使命进发。他抛弃了在上海的安逸生活，离开了他的英国爱人亚历克·坎普林——此人后来回到英国——第一时间搬到汉口追求他的合作目标，然后又来到重庆。
在艾黎从工业合作运动主席技术顾问的职位上被解雇以后，他就一心一意地发展以约瑟夫·培黎的名字命名的技术培训学校。培黎是一位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90年来到中国。培黎最初设立了一个项目，要将年轻的中国人送到海外进行技术训练。考虑到海外旅行的困难，尤其是在日本参加世界大战以后，艾黎想到在中国发展此类学校，学校招收战争孤儿，然后把他们培养为熟练工人，为合作运动服务。培黎已经成为了艾黎的导师和朋友，在1932年长江流域洪灾之中与其密切合作进行人道主义救济工作，3年后培黎死在中国。
作为对培黎的纪念，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从传教士筹集经费，艾黎决定建立一所技术培训学校，以培黎的名字命名1。在这一行动背后有着政治动机：如果学校以一位著名的美国传教士的名字来命名，就更容易阻止国民党对学校采取行动。1941年，在一个位于陕西省宝鸡西南60英里处的名叫双石铺的村庄里，第一所学校成立了。刚开始的效果却异常糟糕，校长们来了又走。他们都是在当地招募的中国人，对于65个桀骜不驯的男孩子，他们缺乏培训、灵感以及品性。他们对学生进行严重的惩罚，资金也不翼而飞。艾黎开始四处招募下一任校长——第八任校长。
艾黎在重庆见到乔治·霍格时，可能将他视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把很合适的钥匙。但是正如他之后的人生展示的那样，艾黎是一个政治动物，在中国的政治雷区像螃蟹一般谨慎行走。他不希望人们公开的看到他提携一位年轻、缺乏经验的英国人，他还怕自己的声誉会毁掉霍格的未来。因而，他尽力使得英国大使和宋美龄注意到霍格，并且利用他们抬高霍格的声名。然而他的计划可能过头了，一年之后，工业合作运动中要提拔霍格作为校长的人罢免了艾黎的职位。
霍格仍然没有意识到艾黎的计划。1940年秋天，霍格离开重庆，孤独而忧郁地继续他的旅程。不管是因为轰炸使他对于联合战线的政治欺骗感到幻灭，还是因为女朋友任不在身边，事实是他非常思乡，急切地想得知哈彭登的消息。他给自己的父母写信，恳求他们回寄给他他们的消息，以及关于一切的剪报：“这是我最想得到的。”信中也有对父母的责备。一位美国熟人给他寄了美国传媒对于中国冲突的剪报；家人为什么不给他寄相似的东西？他尤其希望得到姐姐罗斯玛丽的消息。
罗斯怎么样？我们家人真奇怪，从不相互写信。上次，在火车上，一个人看看我的眉毛，说：“你的眉毛长得太散。这表示你跟自己兄弟们的关系太疏远，在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会离你而去。”我自尊地回答他说，声音里带着冷冷的英国式的保守。可能对于中国眉毛长得散的人来说是这样，但是在我的国家，在英国，事实不一定如此，我的3个哥哥都高大可靠。然后他问我，我的父亲多大了。幸亏我还记得最近5年的事情，才让他对于我们家庭的所有诽谤终止了。
消息真的来了，但来的却并非什么好消息。霍格的旧日校友罗伯特·纳尔逊去世了，霍格非常悲伤，在一次家信中怀念他：“罗伯特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他知道如何鼓励新手，适当打击自作聪明者，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冷静。”霍格认为他的朋友展现了最棒的公立学校精神；但是当他谈到他的“公平比赛、判断能力、饱含理论和交谈的嘲笑……在外表之下藏着理想主义”时，他一定是在说自己。
霍格的家人在战争中离散。他的3位哥哥从事了保留职业，这意味着他们不用被征召入伍。加里和斯蒂芬在英国的不同地方教书，丹尼尔利用自己的语言技能在瑞士国际联盟谋到了一个口译的职位，他一直在那里待到战争结束。霍格的父亲罗伯特待在汉普尔顿，继续打理汉诺威广场的生意。霍格的母亲凯瑟琳经常去湖泊地区的班普敦拜访女儿芭芭拉以及孙女基里安和朱迪斯。凯瑟琳在战争中四处走动，经常离家很久。这位坚强固执的女性不是一个好妻子，但是她赋予孩子们、尤其是她最喜爱的小儿子的爱毋庸置疑。
如果霍格想逼迫他的家人继续通信，他可能成功了，在他下一封信的结尾他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有两个儿子——我告诉过你们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瘦弱，床上需要橡胶垫。然而他们逐渐地强壮起来了，毫无疑问有我小时候的影子。
霍格收养了两个男孩，第二年他还会再收养两个，组成一个四子之家，四人都是兄弟。
因为父母给霍格的回信无一幸存，他们对于自己26岁的小儿子已经开始建立领养家庭有何反应，我们不得而知。一年之后，在他的下一封信中，他汇报了自己家庭的增长情况，他同时也汇报了女朋友任从日军封锁中突围出来的好消息。
1942年3月8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就我所知的信息来看，你们可能在去年8月就已经去世了。现在有很多人正在死去。有些信有一天总会到的，这是一定的。
我现在收养了4个儿子。我想我告诉过你们，在忽略了照顾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在他们的一件衬衣上找到了74只虱子，还不仅仅是这些，所以我将它烧了，给每人买了两件新衬衣，两条新裤子。上次我检查的时候，他们一共只有3只跳蚤。骄傲的父亲在微笑。他们现在喜欢洗澡了。跳蚤们在我们的房间已经生根了，生活就是如此…… 我跟你说过我的女朋友，她在日本人的占领区失踪了。我刚刚收到了她的一封信……一年以来的第一封，她现在很好，我非常高兴！
收养的男孩中最大的两位回忆起战争时期抚养他们的英国爸爸，他们记得霍格跟他们讲述他的家信，他的父母对于他的家庭的扩大感到吃惊，同时也对他表示了祝贺。霍格用数小时的时间向自己的“孩子”们讲述他的家人，以及他在英格兰的生活。霍格试图将他们的世界与自己的联系在一起，他告诉他们说，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唯一一次轰炸的当晚出生的，轰炸地点就在哈彭登的上空，或是附近，这完全属实。男孩们仍然记得他读着父母信中对于伦敦大空袭的描述，以及他如何将伦敦空袭与宝鸡轰炸作比较。
2007年春天，聂广涵、聂广淳分别是75、79岁高龄，他们描述了自己如何被“洋鬼子”领养的经历。他们71岁的弟弟聂广涛、68岁的弟弟聂广沛没能参加午宴，他们现在在北京郊外过着幸福的退休生活。
这些男孩们在满洲出生，他们的父亲是那里的共产党地下活跃分子。在拒绝为国民党军队效力之后，他们的父亲被国民党囚禁。释放出来之后他马上携带妻子和4个幼子到宝鸡任老师。他的共产活动迫使他躲避警察，然后就突然失踪了，切断了与家人所有的联系。人们后来猜想他在战斗中死去。当霍格收养这些男孩子们的时候认为他们是孤儿，他们当时也这样认为。事实上，他们的父亲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了，最终和他们的孩子们得以团圆。
当孩子们的父亲在逃亡之时，他的妻子，男孩们的母亲病重被送到宝鸡的医院。她的四个儿子被送到当地的孤儿院，在那里他们得到了霍格当时的女朋友任黎芝的照料。不久以后，霍格收养了年龄较大的两个孩子，将他们转到双石铺的培黎学校。年龄较小的两个孩子一直与母亲待在一起，直到她1942年夏天死去。她病重时，霍格扛着这个快死的女人走了12英里到了医院，每天都去看望她，直到她数周之后死去。
男孩们在被收养的时候分别是14岁、11岁、7岁和3岁，他们都营养不良，全身长满了虱子和跳蚤，患有不同程度的疥疮、痢疾、结膜炎、脚气以及身体疼痛。其中一个孩子还被诊断出患有先天生殖器疾病。霍格将他的新家人带到宝鸡的门诊部，给他们治病。他们“白白胖胖、开开心心”地去上学，使他们的新爸爸染上了疥疮，与他之前的经历相比这算不上什么。他想了想，自己已经躲过了结膜炎、痢疾、疟疾、伤寒、副伤寒、炭疽热，以及“其他一些好玩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