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格现在几乎永远在路上，在大西北穿梭往来，为重庆国民政府和延安的共产党撰写长篇报道。他轻装上路，随身携带饰有靛青色图案的棉被和灰色军毯。棉被和军毯都已经打满了补丁，但是他不愿意替换任何一样，他将它们视若珍宝，就像一个孩子溺爱自己最喜欢的泰迪熊一样。长途旅行是经常在超载卡车上度过的，他把棉被包在一张油布里，用来防水。他的衣橱里衣物稀少，只有两条短裤，两件衬衣，一件浅蓝色的工作服，一件羊绒衫，内衣以及一套冬天穿的棉服。
他骑马、骑骡子、坐驴车，或是任何可以当作汽车的交通工具：“这些所谓的汽车只是无篷卡车，大家都带着自己的行李蜂拥进来：被褥、箱子、婴孩、小鸡、鸡蛋、芜箐、干柿子和橘子，然后就坐在上面……汽车的燃料是炭，因为汽油非常昂贵。”他将自己的汽车冒险旅行写成长篇散文，投递给《曼彻斯特卫报》，后来被《新政治家》登载，题目是“从汽车看中国”。
公共汽车站的大木门外面已经聚集了一群人。他们就像一群寒冷的羊群一样默不作声地站着，仿佛等待黎明的过程中有一种低于人类的原始情愫。人们聚集起来拿着黄色的碗去货摊买花生糊时，货摊上的纸灯笼微弱的光映照着他们的脸。婴儿们带着疲倦的声音开始哭，妈妈们就将他们喂饱。士兵们不受任何行李的牵绊，挺立在一旁。乡村的人们焦虑不安地数着他们的行李。
突然铁链发出叮当的响声，沉重的门闩落下，大门开了一个小缝。我们就像在足球场上一样往门里冲。“2177车在哪？”“2466车在哪？”我们来回奔跑，寻找位置。这个过程中损失片刻的时间就可能意味着这一天的剩下时间要跟一群四处奔跑的人们挤在一起。而如果能成为最先挤上车的人（始终假设你没有碰到另一人从与你相反的方向挤），并被夹在一群混乱之中：有婴儿和老绅士，还有土产品、行军床、备用帽、橘子、咸菜等等，（如果你足够幸运）还有漂亮的眼睛大如南瓜籽的女孩，则是多么开心的事啊！
豪华舒适、配备沙发软垫、靠背高高的飞机在整个中国大陆繁荣发展，可能涵盖了一些独占性，但是战争时代的中国公共汽车对其乘客们一视同仁。当所有人都坐定了，在外面扶着的人让其他人在转弯的时候紧紧抓住他们。每个中国人都试图多结识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形成对对方的第一印象，这样交谈就开始了：你的家乡在哪里？哪个省的饭菜最好吃？哪个省的方言最难懂？这些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的车是丑小鸭中的美天鹅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车烧的是汽油，而其他车的顶端则是难看的烟囱管和木炭炉。他们每斤木炭（大约7美元）可走1000米，我们十加仑汽油可走10万米，而在那个年代汽油价格不菲。但是这还不是我们为我们的优越所必须付出的全部代价；我们在可以动身之前，必须将每只丑小鸭沿着公路向前推，直到它们发动起来。天鹅在这个年代必须做出牺牲……
（车开动以后）天空飘着雪花，狂风呼啸而过，乘客们的衣角和毯子被卷起，又飞速地被他们塞回去。
不安分地坐在卡车边上的是一些从陕西前线回家的士兵们。他们已有两年未归了，相互之间兴奋地指点着古老的路标。面露钦佩之情的百姓们询问他们在前线的战绩，士兵们用英勇无畏的口气讲述着他们击退日本鬼子或是敌军作茧自缚的神奇故事。
小商贩及其货品遍布整个车厢，乡村人赶着到下一个城镇炫耀他们新生的婴儿；前面边上有一位歌剧家，之前肯定做过女主角。她紧紧地抱着自己钟爱的乐谱夹，就像一个农村妇女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她躺在毯子下面，哼着卡门的片断。她这次是从兰州到重庆（她这么对旁边的妇女说）去订婚。如果她没把脸藏在毯子下面该有多好啊！
路上都是车的舰队：手推车，四轮车，私人车，政府车，将面粉和棉花运往南方，再从四川带回茶叶、大米、烟草和钞票。临近傍晚，我们沿着崎岖的修筑得很好的山路进入汉水流域，途经一支手推车舰队，连接其间的短绳飘扬着。之后夜色渐深，一长串骆驼带着木材、石油和茶叶回到兰州，这些货物将会通过甘肃，横跨沙漠，翻越贫瘠的山口，沿着新疆位于海平面之下的翠绿的山谷而上，进入苏联。
就在我们进入汉中之前，我们看到一位老人，很可能已经又聋又瞎。他背着一大捆的木柴，在路中间蹒跚而行。我们开着低档跟在他的后面大声呼喊了一会，却无济于事。副驾驶员跳下车，暴跳如雷地推搡了那老头一把，不知是因为惊异，还是力道太大，老人掉入壕沟之内。骆驼和背木柴的人的旧中国一定会让步给新的中国；但是我们希望新一代可以找到一种更文明的方式！
汉中在新的电灯照明系统下骄傲地闪烁，街道上有很多好吃的食品。坐在四川桔子、干柿子、牛肉三明治，小摊旁边的年长女人们对这个地方的时尚感到非常惬意，脚下的小木炭炉沿着她们的裙子送上一股热气流，膝盖上的可以用来暖手。看个电影（那种五分钟后就让你头疼的），然后上床睡觉。马路的规则是早睡早起，如果你想要一个比今天好的位置。
第二天清晨，在破晓之前很早的时间居民们就已经起来了，要“洗脸水”“漱口水”“淘米”。天还是黑的，人们就再次挤进了卡车里。
然后汽车继续前行在新旧交替的中国。鸡毛到处飞；小猪像黑色的子弹一样满车跑，或是在我们身后相互追逐，原因很简单，它们忘了停止奔跑；大捆红辣椒在太阳光下闪耀，神圣的树上系着的破布将我们拍打醒。狗和鸟都追赶着我们。母牛甩着尾巴，飞快地走掉，小男孩们跑过来迎接我们，小女孩们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有胆量。老年男人们像以往一样怀疑地摇头，老年女人们用肘轻推着对方，用手遮盖着脸，不怀好意地咯咯直笑，笑那些相互堆积的很不舒适的乘客们，他们看起来就像市场上待售的一群绵羊。
有一次，为了躲避日军的前进，并挽救机器的一个重要部件，霍格撇开了自己的原则，雇用了一个黄包车夫。一个强壮的英国男人加上一个巨大的机器部件对这个车夫来说太重了：“他脸上布满了斑点，身上满是杂草，膝盖严重向外弯曲，是我见过的最为瘦弱的车夫。我在路上碰到的一位传教士说他吸食鸦片成瘾。”
3天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这个奇怪的两人组尽全力保护他们的宝贵货物，抢在敌军前方，并避开敌机的视野。即使这趟旅程如此危险，霍格在书中却把它写成了一段少有的喜剧插曲。敌军紧逼其后，在他们的侧面隐约可见，霍格决定与其面如兔子的人力车夫轮流拉车，他称车夫“小兔子”。
在他看来，这是体力上能做的最佳安排了，但是他害怕沿路同行的冷嘲热讽。所以当我拉车的时候，他把他的大宽沿帽给我，用它盖着我的脸，同时也在自己的脸上围了一条脏毛巾。我们就像一件神秘的手工艺品，对于周围友好的呼喊或是停下喝茶的邀请置若罔闻，就这样一路无事。然后“小兔子”看见了一位旧友坐在一家茶馆前，他对于自己伪装的信念在这一瞬间消失了，他从车上挣扎着起身，朝我喊道：“让我拉，让我拉，你肯定累了，歇会儿吧！”。马上整个村子的人都盯着我们两个看，用脏话骂得我们面面相觑。
我们继续前行，神奇地超越了公路上的所有其他车辆。“小兔子”永远不会主动离岗，但是在拉了一段他认为是公平的距离之后，他就会小心谨慎地离开大路去小便，回来时看见我站在车轮之间等他，便总是装出很惊讶的样子。
黄包车在橡胶轮胎上行驶如此之快，真让人惊异不已。我们把货物放置在某个特定方位，这样车轴就轻轻上抬。车夫一上车车就自动前行，同时承载了他自己的重量，这样在平路上只要用很小的力就可以行驶得比步行快。
在路上阳光明媚，可是无人关注。赶骡人抽动鞭子，伟大的骡队——上帝创造的唯一一种真正热爱工作的动物——喘息着前行。
满载家具的手推车队和满载城市撤离者的黄包车队排成一列，一路小跑。驴子们往返于村落之间，乡村的女孩子们穿着打着补丁的丝质裤子和丝质工作服，坐驴车去看望她们的亲戚。
片刻之间一大群轰炸机的阴影笼罩着我们，路上的人们迅速地避入了路边的壕沟；飞机一走，人们又像野兔一样从壕沟里跳出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5个小时后我们发现南阳依旧浓烟滚滚。所有的旅馆都倒塌了，我存放行李的那家旅馆像是一个发黑的贝壳。
“小兔子”和我没有停歇，在黑夜中前行，因为日军就在我们身后数英里处。只有那些有亲戚要埋葬的人们留在后面，他们在烛光中，从废墟中寻找烧焦的木棍，然后将它们小心地插在棺材之中。而在他们身旁，整个城市的其他人涌向公路，倾巢北上。
我们不能再走干线公路，因为日军的巡逻飞机正在大路上用机枪扫射所有活人。我们不能再轮流拉车，只能一起拉着它翻山越岭。
在旅行的第三天，两人终于到了位于伏牛山上的安全地，大约在黄河以南两百英里处。霍格给了“小兔子”钱，打发了小兔子之后，他就开始打发他的车夫传递给他的一大堆虱子。
霍格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数天以上，对于这种东奔西跑的生活他似乎非常满意。旅行令他暂时将他对于女朋友小任、家庭以及朋友的担心抛之脑后。但是他的脑海、他的梦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圣乔治的橄榄球队在球场上踢球，每个人都在鼓掌，疯狂地呼喊着‘学校’，而我却被关在校长的书房接受教训。”
1940年夏天，霍格第二次去重庆，其后他又去过几次重庆。重庆自豪地称自己为地球上被轰炸最严重的城市。伦敦的闪击战即将开战，但是自从蒋介石1938年将中华民国的首都迁至重庆后，这个中华民国的陪都已经经历了几乎两年的持续不断的空袭。
霍格发现城市的生活给人带来恐惧和压抑。轰炸比他在汉口经历的要激烈得多，覆盖面也要广得多。中国媒体广泛地报道着伦敦闪击战的情况：每日的空袭警报、人们奔向避难所、血腥的后果。霍格的直系亲属中，只有他的父亲在伦敦工作，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轰炸可以对拥挤都市的平民带来什么后果，他非常清楚。此外，让他在中国挺过前3年的理想主义渐渐开始消失。1940年9月，他和以前一样，给“亲爱的爸爸妈妈”写信：
今天是星期五，晚上11点左右。亲爱的老希特勒可能正在对英国发起死亡攻击。我的思绪就在这里结束。当我在一个曾经美丽的城市（重庆）的废墟里漫步时，我想，伦敦很快会比这个城市以及那个弹丸之地的其他城市（比中国的一个省还要小得多）还要糟糕……这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如果你们还记得我所写到的战争期间的进步，（从军阀到民主，青年精神的力量等等？），忘了那回事吧，这在如今一天比一天不真实。
国民政府腐败堕落，西方力量无法与日本抗衡，共产党已经识破了国民党内战的阴谋，积极的进行着准备，这些已经足以让人沮丧。每日空袭的生活更使人悲哀。
但是，如果伦敦可以承受得住，重庆同样也可以。从很多角度上说，中国战争时期的首府位置更佳，可以在常年的空袭中幸存下来。重庆建于陡峭的山上，该山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从一块形状似鲸的岩石之上伸出。重庆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约4200年之前，当罗马还只是一个小山村，伦敦只是沼泽地和林地的时候，重庆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重要贸易中心了。作为一个壮丽而非秀丽的城市，重庆在漫长的雨季中总是朦胧不清，被雾笼罩，铁灰色云彩在屋顶集聚，有规律地带来长时间的雨水。关于这个城市，有句古谚语“蜀犬吠日”。
战争年代，人口激增到了原来的3倍，几乎过百万。人们也确实学会了害怕晴朗的天气，天气一晴，轰炸就要开始。人们迅速得知空袭中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政府在山的侧面所挖掘的深深的隧道，在那里形成了大约1000个公共避难所。霍格发现这些隧道黑暗、泥泞，并且非常受数量急剧增长的耗子们欢迎，它们就像所有人们一样急切避开日军的轰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