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初愈后，霍格开始了解农村生活的政治本质。这里有农民合作社、妇女社、青年社和儿童社。这些小组每周集会一次，每个集体都用不同颜色的彩旗作标记。在几个小时的大会上，不断有人作报告、喊口号，勉励大家抗日。会上，县长还向大家解释说日本人提出的求和的主张是毫无意义的。“蒋委员长说啦，日本人答应的和平不是公平的和平，而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假和平。”当他向下面喊出这句话的时候，得到了大家热烈的回应。在这一阶段，国共之间的合作仍然有效。游击队的宣传中会出现蒋介石在总部重庆发出的声明，而地方官也会坚持国共两党在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路线。
凯萨琳·霍尔的小诊所给霍格提供了康复的条件，但他的病一旦好转，他又感到焦躁不安了。因为在旅行中没办法带着他的书，现在他仅有的一本读物是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集，他只能把这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
是时候动身了。
一天清晨，马蹄的噼啪声再次改变了霍格的命运。来人是毛泽东的八路军部队，他们是为了霍格来的。他们解释说毛泽东的一名指挥官——聂荣臻将军想见见他。
霍格很快就打包好了他的打字机、照相机和一小箱衣服。他们给了他一匹马，尽管他以前从没骑过马，除了几天前骑骡子的经历外，他还是跟上了护送他的这些八路军战士。几小时后他发现自己正在登上一座老寺庙的台阶，顶上就是游击队的一个指挥部。
聂荣臻当时四十岁，他是毛泽东的将领中为数不多的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来自大城市一个富裕家庭的子弟。他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学习过机械工程，在那里和另一个在欧洲求学的年轻人——周恩来建立了友谊。聂荣臻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接受了军事训练，回国后在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国共合作失败后，他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并参加了红军1934-1935年从江西到山西的长征。在和霍格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附近一大片地区的军区司令了。
聂荣臻后来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元帅之一，还被赋予了中国核武器项目的指挥一职。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批斗并流放到了一个偏远地区，多年来和家人、同事隔绝。1977年9月，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百万人民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安放毛主席尸体的新的大理石和花岗岩墓碑旁默哀时，聂元帅是第一个站出来批评这位前领导的人。在北京电台播放的他为《红旗》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说道：“我们不应奴隶般地盲目遵从毛泽东的思想。所有正确的思想都是要经受时间、地点和环境带来的变化的。”考虑到当时的大环境，这样的批评是史无前例的，它也为后来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革定下了基调。
霍格的中文足够让他唱几首革命歌曲，但绝对说不上流利。聂荣臻的法语很好，但他会说的英语很有限。于是两人通过翻译交谈了好几个小时，从各自的生活谈到将来的打算，又谈到了如何打败日本人。在写回家的信中和他的书里面，霍格没有透露他和聂荣臻见面的地址，也没说他在那里待了几天。他很谨慎，因为他知道日本人会拦截他所有的邮件。
有一次，聂荣臻带霍格去泡了一次温泉，那是华北地区仅剩的两个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的温泉中的一个。热水涌进一个大石池子里，他们两人和地方干部们坐在一起讨论这个地区在抗战结束后的旅游开发前景。他们一致认为，这里有温泉、美丽的山景，还可以骑马，再加上离北京很近，真是建造一个大旅馆的好地方。建成后，一定要为埃文斯·卡尔森上校和美联社记者哈尔多·汉森预留最好的套房，他们是最早访问这个地区的西方记者中的一批。霍格在汉口从史沫特莱的朋友圈子里结识了卡尔森。这是一次超现实的谈话。门外有带枪的士兵把守，马匹也时刻准备着，以便日本人突袭时可以及时离开。
在聂荣臻的邀请下，霍格答应了骑着马在这个地区逛一圈，随行的还有翻译、四名警卫和六匹马。当他们来到一条通往山里的小径上时，霍格在日记里写下了下面几句话：
沿着低矮的山坡，路边的樱桃树和梨树开满了花。身后是土黄的山丘，紫色的山峰兀立着，像远处的舞台布景。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坐在马背上。
这次马背上的巡游让霍格了解到了共产党走农村路线的正确性。不管走到哪，即使是受饥荒最严重的村子，他们都会受到当地村民热情的欢迎，给他们拿水拿吃的。他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房屋全被烧焦、荒无人烟的村子。每一座寺庙都被日本人的枪炮炸得只剩了碎片。
日本人这样肆无忌惮的摧毁是有目的的。村民们要重建被炸毁的房屋，就没那么多时间种庄稼，那他们给自己、给游击队的粮食就少了。不停地轰炸，包括对小村庄的轰炸成为了直到1945年8月份战争结束日本人侵略中国时的一个标志。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霍格和他的小队人马一次又一次跨过了日本人的封锁线，每次都是在夜晚行动。每一次日本人攻打他们所在地区的目标时，他们就隐进了深山。有很多不同的团体和共产党保持着联系。有时会有延安来的学生，他们组成了一个“抗日学习组”。还有一队歌手和演员加入他们，给村民演出抗日宣传剧。当他们悄悄地穿过日本人的防守据点时，霍格不止一次地抬头看到，月光下，日本人的国旗，白底子上一个升起的红太阳，懒懒地挂在旗杆上。
霍格几乎没什么时间写信回家。这里也有类似邮局的服务。航空邮件上用一根鸡毛粘在信封口作记号，经过一个又一个人的手，白天又黑夜，从北方转到国民党控制下的西南地区，然后再到达香港。
虽然没时间写太多，但霍格还是给家里写了信。到了傍晚，霍格会坐在他的打字机前，借着煤油灯的光根据自己的经历给美国和英国的杂志写短篇故事。他借助他在美国主要的关系艾达·普鲁伊特帮他发表文章，还催促穆里尔阿姨利用她在两国编辑界的影响力来帮助他。他甚至还请求教会联系他们所认识的杂志、期刊让他写的那些短篇故事能得以出版。
他们都拒绝了他。美国的杂志社对他写的这些有关中国在战争时期取得的胜利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灾难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从他们的记者那里获得的第一手的、血淋淋的报道。而他的父母则想办法在《曼彻斯特卫报》发表了他的几篇文章。这家报社虽然稿酬不高，但却一直欣赏他的文章。
在这里的几个星期，霍格到处都可以碰到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在日本人轰炸沿海城市的时候逃到乡下来的。在这里，他们有的当医生，有的当教师，有的当地方官和政府官员。他还听到人们到处谈论着在农村建立小规模、流动合作社的部署情况，这些合作社是用来代替战时为了保卫上海、南京和汉口时失掉的轻工业。
中国的工业合作社是埃德加·斯诺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带领着几个外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想出来的点子。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和她姐姐宋庆龄——孙中山的遗孀，都是合作社的热情支持者。这些重量级的支持者们计划着在农村开办小规模的工厂，雇佣难民和战争中留下来的孤儿，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生产基本生活资料。尽管工业合作社在为八路军提供基本物资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在最初，这场生产运动主要是为满足两党共同抗日的需要。
初看上去，这是寄托了希望和美好心愿的工程。日军进攻时，中国政府撤走了重工业和军工厂，但放弃了一些小型工厂，比如纺织厂之类。要在偏远的西部地区重建轻工业基地的话，设备、资金和人员从哪来呢？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合作社的资金要借助美国政府的帮助。
埃德加·斯诺邀请了艾达·普鲁伊特加入了他们这个合作社的发起小组。她的父母是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人。她出生、成长在一个小乡村，因此她懂汉语，也了解中国农村的文化。她在美国接受过教育，这样一个双重文化背景使她在中国从事教师、社会工作者和作家的工作时具备了独特的视角。
她后来还在另一方面帮了大忙。她出生的地方是蓬莱，山东省的一个海滨小镇。1898年，她出生后的第10年，这个镇上的另一个传教士家庭也添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名叫亨利·卢斯，后来成为了《时代周刊》、《生活》和《财富》杂志的创办人。由于他们拥有类似的家庭背景，艾达·普鲁伊特几年后向亨利·卢斯求助，为他们合作社做宣传。
路易·艾黎开始在国内筹备合作社，而艾达则要面对在美国为印杜思科2——合作社的筹资组织——募集资金的压力。她在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的积极游说获得了回报。她在好莱坞建立的合作社支持委员会还请到了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和派拉蒙影业公司的高级经理，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还在她创办的报纸专栏“我的日子”里高度评价了合作社的工作，并同意成为合作社顾问团的一员。当艾达找到好莱坞的塞缪尔·戈尔德温时，她的筹资工作取得了真正的突破。他是一家电影公司的老板，当时在业界已经是个传奇人物。他同意将中国纳入他的战争救济委员会，还建议她去找当时的传媒大亨亨利·卢斯求助。
卢斯对中国的热情是有渊源的。1898年，卢斯出身于艾达·普鲁伊特所在的那个传教区的一个长老会传教士家庭，在中国几所教会学校念过书。14岁的时候，他被送回美国读书，在耶鲁大学他是公认的“班里最聪明的学生”。之后他又穿过大西洋，在英国牛津大学待了1年。
不同名校的求学经历给了卢斯卓越的求职资格，但他却加入了《芝加哥每日新闻》，做了一名普通职员。24岁时，用向家人朋友借的钱，他和他的朋友布里顿·哈登在1923年推出了《时代周刊》，这在当时是最早的新闻周刊。紧接着在1930年，他们又推出了商业杂志《财富》，在1936年推出了《生活》周刊。
《时代周刊》和《生活》周刊对日军1937年进攻上海所作的报导充分反应了卢斯对蒋介石和他的太太宋美龄的欣赏。那一年，《时代周刊》把蒋介石夫妇评为它的年度人物，其后又几次把这一殊荣给了这对夫妇。普鲁伊特知道卢斯一直致力于将那些为中国提供战时资助的分散的团体团结起来，他也在给中国的基督教大学筹集资金方面出了很大的力。现在，他已经同意将工业合作社纳入到他的筹资项目里。
在卢斯的提议下，这些分散的救济组织合并成了一个名为“美国援华联合会”的新团体。他们还推出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提升了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形象。卢斯个人向该基金捐赠了25000美元，条件是其他资金来源给予同等数目的捐赠。他还带动其他几个大人物加入了“美国援华联合会”的董事局，包括埃莉诺·罗斯福、司蒂蓓克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保罗·霍夫曼、小约翰·洛克菲勒和其他几个电影制造业的大人物，如大卫·塞尔兹尼克和路易斯·梅耶。这些董事会成员们的想法是和他们的商业利益照应的。拿塞尔兹尼克来说，他很清楚《生活》周刊能成就一部好莱坞新片，也能把它毁了。
卢斯很早以前就被这样一个想法所吸引，那就是在中国成立他所谓的“游击队工业”。《时代周刊》驻重庆的记者狄奥多·怀特了解他的这种热情，于是对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发展情况作定期报道。他的报道立刻吸引了在中国的记者和《时代周刊》的广大读者，因为这是来自战区稀少的好消息之一。
卢斯和他在1935年娶的第二任夫人克莱尔·布斯·卢斯游历过中国好几次。1941年，卢斯夫妇第一次到达重庆，蒋介石把他作为国民政府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这样一位重要客人，给予了他们热情的款待。作为回报，卢斯让蒋委员长在4年时间里8次成为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当时中国正经历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合作社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有足够的资金：大多数合作社在货币贬值前把几乎所有资金投入了设备中，因此后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弄到足够的运转资金使合作社维持下去。在1938年合作社创办初期，西北地区的小麦价格是43.5元一袋，也就是2.1英镑。到1942年春，小麦价格涨到了每袋100元。同期，棉纱的价格则从每捆350元涨到了8000元。据霍格的估计，合作社的生产成本在不到四年时间里涨了20倍。1938年春，每家合作社需要的平均起动资本为2000元，到1942年已经上涨到了大约1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