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我无意中写出来的书。
在过去的十年里，父亲和母亲先后患重病，数次住院治疗，且在不到三年之内，相继谢世。父母在世，我从未意识到自己已不再年轻，因为心中尚有一份童真气；父母俱亡，我一下子就觉得自己不再是以前的我了，岁月如流、马齿徒长的中年心态日益浓烈。
因为父亲和母亲多年患病并接踵而逝，所以我在过去的十年内必须一次次返乡。得益于中国交通条件极大改善特别是北京到湖南的高铁开通，我的返乡较之以前变得更便捷。从2010年春天父亲患病住院，到2015年4月父亲去世，再到2018年1月母亲去世，这些年中我每年要回湖南六七次。从十八岁负笈北上，离乡三十年间，近些年和故乡的关系最为紧密，因此我便有意识地留意乡邦文献，关注湖湘近世人物，撰写一些解读湖湘人物和湖湘文化的文章。
在写这类文字时，我认识到，近世湖湘人才辈出、蔚为大观，必须放在整个中国社会数千年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也就是说，仅囿于湖南一隅，是看不清庐山真面目的，只能感叹其事功之大、际遇之好或性格之坚韧、才华之突出。此类观感，直如乡下小孩看戏，喜欢其情节曲折、场面热闹和人物个性鲜明。
湖南从一处三面环山、北当大湖的闭塞、落后之地理单元，近世成为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发生深刻影响的省份，举世瞩目的政治、军事、文化人物如井喷泉涌，于大寂静中应时而出。这当然有其时代之因缘，如俗话所言“时势造英雄”，他们搭上了历史的便车。人们所共知的这趟历史的便车是太平天国起事。洪、杨大军离开广西，向北逐鹿，湖南首当其冲。太平军入湘，给湖南士人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和机遇。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和清廷的长沙攻防战，就如敲响了大戏开场的锣鼓，一个个湘籍人物闻声而鱼贯上台。
但是，在同样的历史机遇面前，为什么有人脱颖而出，有人寂寂无名，有人半道折翼，除了才华、能力的差别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运气因素外，我以为一个人能否将自己的人际关系转化为助力至关重要。一个人不可能凭空长大，也不可能平白无故成功，他是在自己所处的人际网络中一点点前行，寻求突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马克思的这个著名论断，用在中国社会尤为精准。中国古代是以血缘、宗族为核心的家国同构社会，单个的人结成一个群体做事，很自然地以血缘、姻亲和地域为纽带。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历史巨变中，左右历史进程的人物总是以某地为基础成集群地出现，如汉代的丰沛旧友，隋唐的关陇集团，明初的淮左老兄弟。读史或者看以历史故事为底色的小说或戏曲，重要人物的结识和订交总会被浓墨重彩地书写，如《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和“隆中对”，《水浒传》中的李逵初见宋江。这其实就是一个人在人生重要关头，其人际资源获得了提升和重组。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阅读晚清湖湘人物的史料时，喜欢以人际关系为切入点去观察、分析，进而从湖湘旁及其他地区的人物，挖掘和梳理他们的一辈子从家族到江湖，从本土到外地，对其影响最大的社会关系是什么。譬如曾国藩，影响其一生重要的人际关系，首先是他通过科考成为进士，并选为翰林庶吉士，进入清帝国最精英的社交圈子里——他的座师是道光朝政坛第一大佬穆彰阿，他在诗酒征逐中结识的都是大清官场的重量级人物或“潜力股”；而在与太平军交战处于焦灼期时他苦苦支撑中，其九弟曾国荃出山募兵，急兄弟之难，曾国荃的“吉字营”成为他后来最为倚仗的嫡系力量。再如李鸿章，他能考中进士、入翰林院是他人生极为重要的起点；而因为他父亲与曾国藩是会试同年，他得以拜曾国藩为师，为后来的功业埋下重要的伏笔；当他遭遇人生低谷、彷徨苦闷时，已经为曾国藩的湘军办理几年后勤的大哥李瀚章及时点拨，为其指明道路。
人总是活在人情世故之中，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升斗小民。只要是有血有肉的人，对别人总会有分别心，会分亲疏远近，会有好恶之感，因此我颇能理解太后和皇帝为什么习惯用佞臣，大官喜欢用同乡和门生，这是普遍的人性使然。
杰出的人物或者位高权重者，他们不仅仅活在世情之中，其行为对国家、对社会、对时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管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他们的言行，与家国之祸福大有关系，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身上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谭嗣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彭玉麟、刘坤一、刘锦棠、刘铭传这类人物自不必说，即使在高层政治角逐中因为私情而做出了颇受非议举动的大僚，如身为帝师的翁同龢，其基本底色是大清的忠臣，主观上希望国家强盛，摆脱内忧外患。包括一些触发“庚子之祸”的守旧派大臣，如徐桐、刚毅、赵舒翘、毓贤等人，他们的下场很惨，他们的认知和行为现在看来很可笑、可恨，而在当时他们何尝不自认是为了江山社稷那样做，内心充满着道义优越感。他们处在高位，昧于大势、颟顸糊涂的“家国情怀”反而害了家与国。
以“家国”和“世情”两个维度去品评晚清大变局中的人与事，我断断续续写了一些读后感，发在微信个人公众号（“文史砍柴”）上与朋友分享。我不是在写历史类专业文章，所以不关心自己那些想法有无学术价值；也不想迎合眼下自媒体读史“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潮，以此来吸引粉丝。我的这些写作，确切地说是一个中年文史爱好者的内心自我观照。人年少时多喜欢读诗歌和小说，因为诗是情感最直观的表达方式，小说的情节曲折生动，而读史是需要有一定人生阅历的。同样的一位历史人物和一个历史事件，少年时和中年时去看，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年少时爱憎分明，喜欢对历史人物进行简单的褒贬。到中年后，有着较为丰富的人生经历，见过许多事，结识过形形色色的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方才有一份从容与冷静的态度，才能理解一个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种种复杂性，如品一杯茶，几道冲泡，其浓淡与悠远，需要细细品味。
如品茶一样去读历史，我自己似乎回到了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我常反躬自问，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我和某公，若在一百多年前相遇，我们怎么交谈？有可能结交为朋友吗？对某一件事，若换作我，能处理得更好吗？左宗棠所言“读破千卷，神交古人”的人生状态，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对于那些历史人物，若放到当下，我当然会有情感层面的直接判断，可敬、可爱、可怕或可怜。我喜欢可敬又可爱的人物，这样的人能在家国与世情两端达到平衡。若无对世情的体察和尊重，一味强调家国情怀、社会责任那样的大词，则面目可憎，不近人情；若一味地屈从世情，圆融处事，将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当作不合时宜的累赘，则不可能从流俗中卓然崛起，即使其社会地位再高，其人格也是猥琐的，不值得尊重。
这些文章在我的公众号上引起不少朋友的肯定与赞扬，他们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也在留言中常不留情面地指出文中的错讹处，或就一些观点与我辩论。感谢这些绝大多数未曾谋面的朋友，在与他们的互动中，我获益良多，也有了继续阅读和写作的动力。因文章是在不同的时间有感而作，其篇幅长短不一，我也没想过要结集出版。谢惠是一位勤奋而专业的编辑和出版人，她和我曾同事几年。她读了这些文章后，建议整理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承蒙其不弃，我想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也许我的孔见能博得读者茶余饭后一哂，便答应下来。这本书的选题、编排、整理，谢惠费心力颇多。同时，特别感谢雷颐先生拨冗为本书作序。雷先生是湖湘籍前辈学人，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成就，海内公认。我定居北京后，有幸识荆，时常向雷先生请教，他有问必答，言无不尽。雷先生在大序中夸我解读历史有“贯通感”，实在是过奖了，我就当作前辈学人对后辈的勉励吧，且愧且受之。
今年是农历庚子岁，新春伊始，新冠病毒大疫荼毒全球，我禁足于北京一个小区内整理书稿，看窗外的树木由枯枝变枝叶嫩绿，进而深绿，院内的各种花儿也循时序吐蕾、绽放，再凋谢。心有所感，口占一绝，权当描写中年读史的心境吧：
早岁读诗如饮酒，中年阅史似喫茶。
倚窗忽见三春尽，空负满庭桃李花。
十年砍柴
2020年4月庚子季春于北京定福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