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黛博拉·布拉甘—特纳（Deborah Bragan-Turner）将瑞典语译为英语。
一
马尔达姆，1995年
电话是在周四凌晨三点半过了几分钟时打来的。电话号码未知，但显然来自国外，在正常情况下她是不会接的。
她本不会那么做，但她刚刚从梦中惊醒。房间内外一片漆黑，窗外一棵巨大的胡桃树的枝丫轻触着玻璃，发出阵阵窃窃私语。饶是如此，她还是觉得自己完全清醒了。黑暗似与被粗暴打断的梦境（她想不起来梦见了什么，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缔结了神秘的契约，也许就是它，使她拿起话筒，接听了电话。
“喂？”
“是朱迪思·本德勒吗？”
“是的。”
“我是汤姆。”
接下来是一阵静默，只有电话线上的一点微弱的杂音。一种微弱而沉闷的刮擦声，几乎听不见，就如同筋疲力尽的海浪，在冲上卵石沙滩后破碎开去。后来，在她把听筒放回原处时，出现在她脑海里的正是那样的画面。经过长途跋涉，海浪终于在一个隐蔽而多石的海湾里歇息下来，化为无声无息的白色泡沫。
真够奇怪的，臆想的画面并不常萦绕在她的脑海中。她不喜欢那种廉价的类比，或者你随便叫它什么。她不信教，并且讨厌诗歌。
“汤姆？”她终于问道，“哪个汤姆？”
“你认识不止一个汤姆吗？”
她想了想。不，只有一个汤姆。
一向如此。
“我想也许我们能见个面，已经有好几年了。”
“是的……”
她打了个寒战，也许有那么一会儿，她甚至失去了知觉。如果她想站起来的话，很有可能晕倒在地板上。但是她没有，谢天谢地；她躺在黑暗中，躺在特大号床的一侧。当那短暂的寒战过去后，她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摸寻罗伯特。又过了一秒钟她才想起来，他在伦敦。他是周一走的，将于周五晚上回来，最迟周六下午回来。他出差是为了一个电影项目，他提到过许多著名演员的名字，但她忘了他们是谁。他甚至问过她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但她拒绝了。伦敦不是她最喜欢的城市。
“喂？”
她抑制住想挂断电话的刹那冲动。
“嗯？”
“那你怎么想的？”
“关于什么？”
“关于会面。”
“我……我不太明白。”
她能听出他在喝东西。
“这么着吧，好好想想，过几天我再打电话给你。”
“我真觉得不——”
咔嗒一声，电话挂断了。她把听筒放回原处，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双手交叉地搁在胸前。她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了：有件事她需要弄清楚。那似乎仍在从黑暗中缓缓涌出的波浪一定有什么意义，它们将向她揭示一些东西，不管其意义如何，都与距离有关。一段异常遥远的距离，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不仅如此，他的声音仍在那里回响，在迷雾的深处，那么遥不可及，却又近在咫尺。有点粗声大气，还有点……唔，什么？讥讽？自信？她想。
汤姆？
好好想想？
她屈指算了算，得出的结论是，时间已经过去二十二年了。
准确地说，是二十二年零两个月。
治疗师名叫玛丽亚·罗森伯格，她的房间在凯默尔大街一座古老石头房子的二楼。朱迪思·本德勒是她差不多十年的老顾客之一，不是那种没完没了、沉重烦闷的咨询，她们每个月都会见上一两次，通常是在周四上午，反正那天朱迪思在马尔达姆市中心总是有事要做。之后，她会和某个朋友一起享用午餐，趁机逛逛街，买买东西，也许还会在德吉克街区的一个画廊里待上一段时间。或者在克兰特泽位于库平斯基街的古董书店消磨一阵子——如果它碰巧开着的话。从霍尔特纳尔乘火车到此只需要半个多小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意识到，自己越来越不愿意离开他们漂亮的房子和它位于河边的更加漂亮的花园。既然你已在天堂的正中央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为什么还要离开呢？
也许，那样的离别会更令人心向往之？当她向罗伯特提起这个话题时，他总是这样说。当然，他说得在理。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罗伯特总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她这样评价他。
或许，再次见到玛丽亚·罗森伯格还可以带来某种平静的快乐，其实次次如此。世界可能会暴行肆虐，人类可能会发动战争，将城市夷为平地，向自己的孩子举起屠刀，但玛丽亚·罗森伯格却可以岿然不动。她坐在房间里的高背椅上，窗上挂着厚实的窗帘，地上铺着撒马尔罕产的血色图案的厚地毯。
并且她会倾听。朱迪思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那是在和罗伯特交涉了一两个星期以后），她已垂垂老矣，而现在她仍停留在那时的模样。她在提及自己毫无变化的原因时常说，她已经到了人生坎坷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此时，岁月已不再会触及她。也许有一天她终会死去，但不管这段最后的旅程是几个月还是几年，在它结束之前，她都没有继续老下去的打算。也许她会变得更聪明一点，在经验的打磨下多少学乖了些，这谁也说不准。
但当然，在那个安静、昏暗的房间里，谈话内容与玛丽亚·罗森伯格无关。
“欢迎，朱迪思。希望你来这里的旅途很顺利。”
“谢谢。至少我设法找到了一个座位。”
“那就好，我们来喝壶路易波士茶，款待一下自己，好吗？”
“那太好了。”
差不多和往常一样的开场白。当玛丽亚·罗森伯格在小厨房的帘子后面沏茶时，朱迪思脱下外套和鞋子，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一角，腿上盖着方格花纹的毯子，背靠着一个靠垫。等待的过程中，她感到有种焦虑在内心里嘀嗒作响，它的原因显而易见。
“我想我能感觉到某种不安。但如果我错了，请纠正我。”
她尚未决定是否要谈及那个电话，但当玛丽亚越过茶杯的边缘凝视着她时，她做出了决定。如果说有谁的眼神让人无力抵抗，那就是玛丽亚·罗森伯格的。情况不言自明，也许她在一个小时前迈上火车时，就已知道自己会道出实情。
“出了点状况。”
“嗯？”
“我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玛丽亚·罗森伯格点点头，抿了一口茶，放下杯子。
“昨晚，有人在三点半打了个电话来。”
“三点半？你接了吗？”
“接了。不知什么原因，我刚睡醒。我得说，是在电话铃响前三十秒，这很奇怪。后来，我发现自己很难再入睡了。”
“谁打来的电话？”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她深吸了一口气，把毯子扯平，眼睛定定地注视着那幅挂在两个狭窄书柜之间的画，它是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1]的《海边的僧侣》的微型复制品，画上的僧侣转过身，望着灰色的大海。她经常在想，为什么她的这位老于世故的治疗师偏偏会选择把这样一幅画挂在诊室里——它是那里唯一的画——但直到现在，在经历了一百多次的咨询之后，她从来没有问过她。
“他说他是汤姆。”
“汤姆？你是说……？”
她点点头，但她的目光没有离开那幅画。她用眼角的余光看见玛丽亚·罗森伯格又喝了一口茶，然后双手合拢，放在膝盖上。等待着。
“他想跟我见面。”
海滩上的僧侣一动不动，玛丽亚·罗森伯格亦如此。
“但是，”她说，“我很难相信是他。”
她说过汤姆的事，但那是在很久以前了，还是在她们最初的一次咨询中。刚开始时，她们曾回顾过几次那个令人伤感的故事，但是据朱迪思回忆，她们已经有四五年没有谈论过他了。若自他的名字被提起时算起，时间可能更长。她没有理由这样做。
汤姆是已经翻篇了的故事，是生活中已被遗忘的惨淡部分，全无必要去加以分析或试图解决。她也没有同罗伯特谈起过他，因为他们有个不成文的约定，他们谁都不曾违背它。自从他们搬到位于霍尔特纳尔的那所房子里以后，她也不记得汤姆曾被提起过，哪怕一次。
“我认为最好你能简要地重述一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只记得要点，但自那件事发生以来，一定有好多年了……”
“二十二年，”朱迪思回答，“二十二年零几个月。”
“那当时他……？”
“十七岁。”
“往下说。或者，你不想在这里谈论它？这完全取决于你。我只是个倾听者，我完全尊重你的隐私。不过我不需要提醒你这一点。”
朱迪思喝着茶，犹豫不决。但这犹豫是种借口。她已经说出了A，既然那是个显而易见的决定——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下意识的——她无疑已经揭开了那个特殊的盖子。这就是我坐在这里的原因，现在，也来谈谈B。如果我不提出这个问题，我将永远对它耿耿于怀。她这样想着。
“是的，出事时，汤姆十七岁，”她说，“他刚过完生日，虽然不曾有时间庆祝。我记得罗伯特送了他一块手表，是相当昂贵的腕表，但第二天他就把它卖掉了。”
“他把生日礼物卖了？”
“恐怕是这样的。”
“因为？”
“因为他需要钱买毒品。或者是为了支付他已经注射的毒品的钱。我们不知道他欠了多少债，也不知道他搅和进了哪些犯罪活动。也许我们有种隐隐约约的怀疑，但直到后来我们才了解了全部情况。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一个处境糟糕的年轻人？”
“可以这么说吧。自进入青春期以后，他的日子就一直不大好过。好吧，实际上，事情要进一步追溯到那之前。学校从来没有真正发挥过作用。他总是给同学和老师惹麻烦。他做过检查，我不知道对他进行过多少次诊断。当然，当毒品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时，情况就急转直下。他父亲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当时我们正在和一个社会工作者聊天，这个短语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他是罗伯特与前妻的儿子，对吗？”
“对。他母亲在他两岁时就去世了。几年后，我出现了。罗伯特和我在汤姆上学的前一年结了婚。”
“于是你收养了他？”
“是的。我签署了一份承担父母全部责任的文件。罗伯特想要这样……当然，我也那么做了。”
“当然？”
“是的。”
玛丽亚·罗森伯格扬起眉毛，但未置可否。她们静默了一会儿，此时，正有一辆摩托车从街上飞驰而过。若非如此，城里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会传入这房间：这座建筑很古老，坚固结实，厚重窗帘后的窗户装有厚实的双层玻璃。事实上，治疗师在一开始就提到过这一点：虽然大多数时候，让对话时不时地陷入沉默是可取的，但偶尔想起外部世界的存在并没有什么坏处。朱迪思清了清嗓子，想把那个似乎在房间里盘旋的微妙问号捋直。
“我真的没有任何疑虑，”她解释道，“一开始没有，我想成为汤姆的妈妈。他的生母死了，我想他根本不记得她了。但很自然，我确实开始好奇，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长成了那个样子的。”
“几年后？”
“是的。但这并没有带来什么不同。我猜，如果这个男孩是我亲生的，我对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感情。不过，我没有跟罗伯特讨论过这个，显然没有。这事……嗯，有点太敏感了，真的。”
“完全可以理解。有些东西更适合治疗师的耳朵，这一点值得记住。你丈夫比你大多少岁？十岁？还是我弄错了？”
“将近十一岁。今年夏天他就七十岁了。他身体不太好——我们已经说过了——但是让他停止工作是不可能的。他认为，电影制作人的巅峰时期在七十到八十岁之间。我不知道这有多少道理。”
玛丽亚·罗森伯格笑了。“治疗师也是如此。我们恰恰是在一命呜呼之前到达了自己的巅峰状态。但是这个可怜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十七岁孩子后来出了什么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朱迪思叹了口气，“完全正确，他融化在了稀薄的空气中。”
“嗯嗯。人们对他进行过应有的搜寻吗？”
“我们四处都找遍了，不仅仅是罗伯特和我，警察也有不止一个理由去寻找汤姆，他们认为他的失踪可能涉及犯罪事件，如果他没有消失，他可能已经在少年犯管教所待了好几年了。事实上，警察给我们看了一张他参与的事情清单，我可以向你保证，那读起来并不让人愉快。”
玛丽亚·罗森伯格又点了点头，“你认为汤姆发生了什么事？我还记得你上次说过的话，但是想法是可以改变的。”
“我没有改变想法。我确信汤姆已经死了。要么是有人杀了他……用车撞了他，用刀捅了他，什么都有可能。或者他自己弄死了自己。”
“没留下任何线索？”
“这种事时有发生。”
“毫无疑问。目前的情况如何？当局正式宣布他死亡了吗？这种事通常发生在有人失踪十到十五年后吧？”
朱迪思摇摇头，“不，他还没有被宣布死亡。”
“为什么没有？”
“因为罗伯特反对。只要失踪者的近亲还健在，这种申请就得由他们来提出。”
“是的，我知道。但你丈夫为什么不走那一步呢？是因为他仍抱有希望吗？”
“我想是这样的，但我们不再谈论这事了。在任何情况下，宣布推定的死亡只是一种形式。汤姆没有财产，他是罗伯特和我仅有的继承人……但这不是迟早的事吗？我敢肯定，即使事情是这样的，那么社会也自有其有效的程序。”
“我们就这么假设吧，”玛丽亚·罗森伯格表示同意，身体前倾，脸上挂着她那温柔但相当固执的微笑，“但接下来，一个自称是你儿子的人打来电话……在午夜，一个失踪了二十多年的儿子。我必须说，你看上去比大多数处于你这种处境的人都要镇定。”
朱迪思·本德勒盯着那画上的僧侣看了几秒钟，然后才做出回应。
“我一点也不镇定。今早我把早餐给吐了，没有在基梅尔·普雷因站下车，而是在茨威尔站下的车，所以我迟到了五分钟。”
治疗师保持着她谨慎的微笑，“我没说你很镇定。我是说你看上去很镇定。那么，你是怎么想的？”
“关于那通电话？”
“是的。”
“我不只是想，我知道。”
“知道什么？”
“那是个冒名顶替者。”
“他的目的何在？骗子通常都会追逐某种好处。”
朱迪思摇摇头，“我不知道。我真的毫无头绪。”
“但他会再打电话吧？”
“他说会。”
玛丽亚·罗森伯格靠在扶手椅上，想了一会儿。
“请原谅我的冒昧，但你是否想过，这一切可能都是你的梦中所见？”
她不仅考虑过这种可能性，而且一直在期待提出这个问题。
“哦，想过。但今天早上离开家之前我看了看电话。我们有来电显示，号码还在。”
“我明白了。你把它记下来了吗？”
“没有，我本打算记的，可是没找到笔。就在那时，罗伯特从伦敦打来了电话，而且我还有其他事情要考虑。但那是一个来自国外的号码，我知道的就这么多，而且它……”
“怎么？”
“这能解释他为什么会在夜里的那个时候打电话来。”
“不同的时区？”
“是的。”
“换句话说，一个距离遥远的冒名顶替者？”
“唔。”
朱迪思发现，很难判断玛丽亚·罗森伯格是心怀同情还是略带讽刺。或者她是否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如果是的话，这种结合就是她日益增长的智慧所固有的。
“罗伯特对这个电话怎么看？我猜你在他打来电话时告诉他了吧？”
“没……没，我没有。”
“为什么不呢？”
“他很着急。在去开会的路上。他打电话来只是为了道声早安。”
“我明白了。”
玛丽亚·罗森伯格站起身，在房间里转了一圈。这是她的习惯之一，与她腿部的血液循环有关。但这也是一种中断谈话的方式。至少朱迪思是这么猜想的。这是一种可获得短暂喘息的停顿，也暗示着可能是时候改变话题了。她一直等到治疗师重新在扶手椅上落座，等着她重新开口。
“你是想继续谈论这个电话呢，还是我们把话题转向日常的生活？”
“这是你能想到的最接近于反问的问题了。”朱迪思又想起卵石滩上的波浪。距离，那遥远的距离。
“这样就够了，谢谢。”
“确定吗？”
“是的。如果他再打电话来，我们可以下次再谈？”
“太好了，就这么说定了。狗做过手术以后的情况如何？”
罗伯特周四晚上打电话过来时，她没有提起那通电话。他听起来十分疲惫，气喘吁吁的，她不知道他是否因为生病而付出了比他愿意承认的更大的代价。
但她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那只会让他平添烦恼，在放下听筒后，她开始怀疑他是否真的能活到她曾与玛丽亚·罗森伯格提到的七十岁生日。也许他会，也许不会。有一天，她要以寡妇的身份住在这所漂亮的房子里——这种想法已经在她脑海中萦绕了一段时间了，她并不觉得这是个特别令人不安的想法。若说她很期待这事就太过分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对的孤独，是一种似乎能提供更多吸引力和满足感的状态。也许是因为她没有兄弟姐妹，除了母亲和几乎永远不在身边的父亲，她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来自其他人的令人反感的打扰。没有什么朋友，习惯自己照顾自己，在自己的陪伴下甚感快乐，这些当然是影响因素。与孤独交朋友的人从来不会失望，她曾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样一句话，她会丝毫不留余地地承认这一事实。
所以罗伯特不得不在伦敦多待一天。真的没关系。她一整夜都睡得很好；她自然有点担心电话会在令人惊悚的时刻再次响起，但它和屋子里的其他存在一样保持了沉寂和缄默。姜戈像往常一样卧在自己位于厨房长凳下的垫子上。正如她对玛丽亚·罗森伯格所说，它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但它已经十一岁了，很明显，这只曾经精神旺健的狗也时日无多了。朱迪思知道，在罗伯特走后，她绝不会再婚，也不会进入任何形式的两性关系，但她肯定会再养一只狗，可能是只罗威纳犬，像姜戈一样。自给自足也有其局限性，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实践上。一个女人独自住在一所大房子里，与一个女人独自和一只忠诚的看门狗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早餐后，她去遛姜戈，穿过稀疏的树林，到达水塔，然后下坡，沿着河边走下去，越过古老的木桥，回到对岸，用了将近一个小时；搁在过去，若是一只小狗和一个不到五十岁的女主人，同样的路程只需要一半的时间。树木已开始变黄，但树叶尚未飘零。这是一个美丽、晴朗的秋日，她尽量不去想汤姆和那个电话。
一旦她开始为此担心，不去想彼人彼事就不大容易了。她还回想起了二十二年前的那一天，仿佛有人——她自己，还有谁？——发现了一本被遗忘的相册，忍不住打开它翻阅了起来。
只是这些相片是移动的，就像来自一个老电影资料馆，而不是一本相册。她自己，汤姆，然后是罗伯特。
在位于阿拉茨的坎托斯泰格的公寓。
在七月。
那最后一晚。
暴力。恐惧。契约。
那么年轻的人怎么会如此颓废呢？对一切人和一切事，尤其是对自己的父母，是那么地傲慢不恭，那么地心怀憎恨。
这个问题她当时就问过自己，今天仍然在问。
她还记得更久以前的场景。当时他因为未能得偿所愿而咬住了罗伯特的小腿——而且不愿松口，几乎就像一只牙关紧咬的战斗犬。他当时五岁，罗伯特不得不用一本很重的书打了他，这才摆脱他。
他内心的愤怒几乎是无法控制的。她记得学校里的一位心理学家说过，汤姆，以及他那一类的男孩——她确实用的是“他那一类”这种表达方式——通常会在初入青春期时安静下来。这种观点究竟从何而来？无论如何，事实证明情况正是如此，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这样。汤姆在十三岁时变了，但并没有变好。他变得更加内向、疏离和难以相处。尽管无可否认，他已开始结交一些朋友，但他们是那种会让任何家长感到害怕的人。她尤其记得其中的一个，一个前臂文着“卐”字的名叫鲨鱼的男孩——不管怎么说，大家就是这么称呼他的。他比汤姆大三岁多，父亲和哥哥分别因谋杀和严重的暴力行为而入狱。而鲨鱼并不是唯一的朋友。
邪恶时代，当她回首往事时，这个词经常会浮上心头。
她打开门，让姜戈进入花园。够了，一切都结束了，被埋葬了，她想。不管打电话来的是谁，他都不是汤姆。如果有人想东山再起，就会在第三天采取行动，而不是在二十二年后突如其来地来这样一手。
她整个星期五下午都在办公桌前工作。她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2]写的重要传记计划于明年秋天出版，她答应出版商在圣诞节前完成第一稿。她已经为这个项目工作了将近四年，最初估计需要三年时间，但那是在她完全理解伊拉斯谟是何等的巨人以及关于他的著作是如何影响世界之前。但出版商是理性且有偿付能力的，她的名字和她之前的作品是他们所追求的品质的保证，也是他们声名鹊起的原因。每五年出一本好书，胜过每两年出一本平庸的书。
罗伯特大约七点又打来个电话，他听起来比早上愉快了些，所有的会议以及总是困扰每个新电影项目的奇怪问题都解决了，至少是暂时解决了，所以她觉得是时候告诉他了。为了避免横生枝节，她把那一片段推后了二十四小时，这样做不可能有什么不同。
“昨晚发生了一件事。今天早上我本想告诉你的，但我知道你今天的工作很繁重。”
“噢，什么事？”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嗯？”
“在凌晨三点半，是一个假称是汤姆的人。”
“什么？”
“是的。电话铃响了，于是我接了……不假思索地。他自称是汤姆，说他认为我们应该见一面。”
“什么情况？”
“正是如此。我完全说不出话来。就在那之前，我刚刚做了个奇怪的梦。”
“什么……他说了什么？”
“几乎什么也没说，只是说我们应该见见面，说他会再打来，然后挂断了电话。我们的交谈不可能超过一分钟……或更短。”
电话里一片寂静，但她能听到罗伯特的呼吸声。突然间，他听起来又像早晨一样吃力了。我什么都不该说，根本就不该向他提起这事，她想。
“他是从哪儿打来的？”
“在国外的某个地方，我不知道在哪儿。”
“没有来电显示吗？”
“有的。但等我查看时，它已经不见了。”
“不见了？”
“也许我按错了按键。我不知道，反正没有啦。”
因为那是真的。她在看完心理医生回到家时，找过那个电话号码，但它不见了。她一定是在和罗伯特说话时将它误删掉了。
除非……？
但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听起来怎么样？”
“他听起来……嗯，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很正常的男人的声音。不是特别深沉，也不是特别响亮……略带沙哑，也许吧。我们没说几句话。”
“他还会再打电话来吗？”
“他说会的。”
“你……你根本听不出他的声音吗？”
“天哪，罗伯特，当然不。”
“我很抱歉，只是因为吃惊。我们显然是在对付一个冒名顶替者，一个冒充汤姆的人……但是为什么呢？这是个问题。”
“这正是我一整天都在苦苦思索的问题，我还没有想出答案。他一定想要些什么……除非那只是个恶作剧。”
“恶作剧？”
罗伯特突然咳嗽起来，她听见他从电话旁转过身去，向某人要一杯水。
“你不是一个人？”
他喝了几口水之后才回答。
“我正在酒店楼下的酒吧里打电话。别担心，它没有被窃听。”
窃听？为什么要窃听？
“我明天下午到家，到时候我们再谈。”
“当然，那很好。”
“但如果他再打来，你一定要记下电话号码，马上给我打电话，即使是半夜。你说你是什么时候接到电话的？”
“凌晨三点半，过几分钟。”
“上帝。”
“是的。但如你所说，我们可以明天再讨论这事。也许只是一个疯子，觉得这种事情很有趣。”
罗伯特喘着粗气想了一会儿。
“是的，我们就先这么想吧，至少目前是这样。世界上到处都是白痴。”
“亲爱的，我敢说，你有来自电影业的经验。”
这是个经久不衰的笑话。他大笑起来，然后挂断了电话。
她还想起了一名探长，汤姆失踪案的调查人员之一。他突然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就在她看完九点钟新闻关掉电视的时候。
他是个相当年轻的探长，她似乎记得他叫德钟，或者可能叫德容。或者只是荣。汤姆失踪后的一个月里，他来找他们谈过几次话，一次是和一位女同事一起，其他几次则是独自一人。他以字斟句酌、彬彬有礼的说话方式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罗伯特也是。事实上，他一直在盘问他们，但她和罗伯特都没有感觉到探长是在暗示他俩与汤姆的失踪有关。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做以下这样的事情：他们在弄明白了这孩子的处境后，为他安排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在外国大陆的某个阴暗角落，在本国法律鞭长莫及的地方；或者，至少是马尔达姆警察鞭长莫及的地方。
但直到后来，他们才意识到，这一直是这些谈话的目的，或者至少是部分目的，她记得，他俩都对自己的天真大摇其头。
有一次，这位探长问他们，如果汤姆不知怎么弄到了一大笔钱，决定用这笔钱去逃亡，改变身份，离开这里，度过余生，他们是否会感到惊讶。
“你是在暗示他可能抢劫了一家银行吗？”罗伯特问道。
“我没那么说，”那位探长平静地回答道，“但既然你有此联想，那你对此假设怎么看？”
“绝难置信，”罗伯特想了一会儿说，“汤姆是个瘾君子，是个小骗子，不是高智商罪犯。”
她原以为那是对他自己孩子做出的一种并不怎么讨喜的判定，但探长只是点点头，露出一丝谨慎的微笑。
她想知道他是否还在警局工作，这个和蔼可亲的探长。还有，如果那个冒名顶替者履行了诺言，再打电话过来，是否能向这位探长求助？
绝对不行，她做出判断，然后喝光了酒杯里的最后一滴葡萄酒，那是她在看电视新闻时的陪伴。在任何情况下警察都不应介入进来。
但他没有再打电话来。
星期六、星期天、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乃至这个月剩下的任何时间，他都没有打来电话。她同罗伯特不止一次地讨论过此事，很快她感觉到罗伯特有所保留。换句话说，他认为她可能是在做梦，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过夜间打来的电话。他没有强调这一观点，她也懒得加以反驳。但她记得，玛丽亚·罗森伯格也曾提出过同样的推断。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却什么也没发生，她也开始产生了一丝怀疑。
午夜的一个电话，三十秒后结束。
来自一个失踪了二十二年的人。
电话号码被从来电显示中删掉了。
有什么能证明这一切并不会归结为一个梦呢？这是她想象出来的，是她梦见的，它似乎真切无疑，却从未发生过。
她后悔把这通电话告诉了治疗师。
她后悔向罗伯特说起了这件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秋风渐起，草木黄落，她也越来越专注于16世纪和鹿特丹的伊拉斯谟。
第二个电话是在十一月打来的。
在一个天色阴沉、阴雨绵绵的周二下午，她正在思索这本书中最难的章节之一——关于伊拉斯谟和马丁·路德之间的复杂关系——起初没有找到答案。正常情况下，她在工作的时候会关掉电话，但午餐期间她一直在跟出版商通电话，所以忘记按下关机键。
在她挂了电话之后，她想知道自己是否有过预感，如果有的话，是不是那种预感让她拿起了电话。但是，很有可能并非如此，后知后觉太容易让人生出关于警告信号和预兆的幻觉，她想。当未来看上去变得不确定时，我们就需要清楚地看看后视镜。她记得，不久前她和罗伯特还在谈论相关现象，谈论发现模式等，谈论简单化的解决方案。
“喂？”
“朱迪思·本德勒？”
“是的。”
“我是汤姆。”
就像七周前一样，一阵突如其来的颤抖从她的脚趾向上贯穿了她的身体——这一发现让她大吃一惊——一瞬间，她的视野缩小成了一条隧道。一条狭窄的隧道，略带黄色，墙壁似乎在震颤和移动。但她立刻恢复了镇静，甚至还镇定地看了看来电显示上的号码。
未知号码。
“喂？”
“是的，我还在。你想要什么？”
他发出一声短促刺耳的笑声。
“我想要什么？自然是希望我们能见见面，就像我上次说的那样。”
“你是谁？”
“汤姆，别告诉我你已经忘了我。”
“哪一个汤姆？”
“汤姆，你的儿子。你是我的母亲，你在暗示什么？”
“我……我没在暗示什么。但我觉得很难相信你说的是真话。”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她想了一会儿。现在他的声音里像是有讽刺的意味，几乎是在戏弄她，似乎这样跟她说话让他觉得很有趣。她咽了口唾沫，鼓起勇气继续说下去。
“我儿子汤姆二十多年前就失踪了，我丈夫和我都相信他已经死了。”
“我没死。”
“不，显然没有。但你也不是那个汤姆。”
“你真可耻！”
“你说什么？”
“我说你可耻！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你应该为那样跟我说话而感到羞耻吗？”
“不。如果你是个骗子的话，就不会。”
“我不是骗子。”
“我怎么知道？”
“跟我见面，这就是我打电话的原因。上次我答应过的，你忘了吗？”
她又想了一会儿。
“你为什么想见我？”
“一个儿子要见自己的母亲，这奇怪吗？”
“是的，如果他二十二年来一直未曾露面的话。”
“你知道，他有他的理由。”
“不，我不知道你说的理由是什么。”
“我见到你时会把一切都解释清楚的。”
“我也许压根儿不想见你，或者压根儿不想继续这次谈话。”
出现了几秒钟的沉默。没有呼吸声，没有遥远的海浪。求你了，上帝，让他放弃吧，让他承认自己伪装失败，别再联系了，她想。
他清了清嗓子，“如果你不同意见我，我想你会后悔的。”
一个威胁？她无法判断，但他降低了声音，说得更慢了些。
“你在哪儿？”她问。
“就在这里，”他立刻回答，“在马尔达姆。我们可以明天见面。”
“明天？”
“为什么不呢？”
“罗伯特不在家，他要到星期天才回来。”
“你和我，这样就行。你说呢？”
为什么？她想。我为什么不早早就挂电话呢？
仿佛已经太迟了，她说：“哪儿？你想在哪儿？”
“诡计咖啡馆。我建议去诡计咖啡馆，明天下午三点。那段时间那里通常会有很多空位。”
“好吧，”她吞了口唾沫，“不过我四点在市中心有个会。”
“一个钟头应该够了。好吧，明天见。”
四点钟有个会——她为什么要编这么个谎？一种她凭空生造出的保险，但在那之后，她把所有关于伊拉斯谟和路德的文章都推到一边，手托着下巴坐在那里，望着屋外的雨和光秃秃的树，她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撒谎是可以接受的。
但罗伯特呢？她应该通知罗伯特吗？那天早上他去了日内瓦，要到星期天才回来。跟她对冒名顶替者说的完全相符。
不，她做了决定：罗伯特得等等，反正他认为我是在胡思乱想，如果我千方百计地想说服他相信事情正相反，那他只会感到担心，并用一大堆不知所云的指示搞得我头昏脑涨。最好等他到家后再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我得……我得一个人去玩这个游戏。
至少目前是这样。
游戏？
自她上次到诡计咖啡馆来，一定至少有十年时间了，但它看上去同她记忆中的一模一样。至少外观如此：相当破旧，有点悲凉，但不知何故却完好无损。有点冷清，她想。因为平时摆放在宽阔的人行道上的桌椅都搬进了室内，毕竟，现在是十一月，在户外就座的季节已经结束了。
是的，一切都会有结束的一天，她想。这句陈词滥调刚一进入脑海，她便把它打消掉了。她从霍尔特纳尔乘坐了一点半的火车，所以现在离约定时间还有将近一个小时。也许及早出门是出于她的本意，但现在，当她冒着小雨站在街道的另一边时，觉得很难弄清楚不得不等待的意义何在。在见面之前，她不得不度过五十分钟漫无目的的时光……不，这绝对不是一个避重就轻的选择。
我得想点别的事，她意识到。我必须打起精神来，否则事情会失控的。
她开始迈开脚步，沿着狭窄的小巷向郎河走去，然后继续沿着运河向北走。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四十年前，当她来到这座城市，以文学和哲学专业的学生身份进入大学时，她和另外两个女孩在卢温大街合租了一套小公寓。她们只在那里住了三个学期，但那是她生命中令人兴奋和极其重要的一段时期。很难相信罗伯特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进入了她的生活，而她作为一名学生的时间（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它看上去都似乎是那么充实，那么令人憧憬）实际上是如此短暂。
而与罗伯特一起生活了这么久，其结局不可避免。三十七年了，她想。我和同一个男人在一起生活了快四十年，这是我的整个成年期生活。发生了什么事？
当然，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出来了，但现在，当她慢腾腾地走过位于卢温大街和奎杰弗大街街角处的出售奶酪和葡萄酒的老店铺巴克特曼时，她的情绪变得更加激动。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是什么东西有时会使时间得到强化，为生命注满意义和实质，有时又会使时间稀释和冷却，慢下来？她想。就像一架飞机即将降落，降落在叫作死亡的跑道上。
又出现另一个古怪的臆想画面——卵石滩上的海浪？墓地上的着陆？
她摇摇头，收起雨伞。雨暂时停了，一道阳光突然从威尔默斯运河沿岸光秃秃的树枝间射了进来。肯定是威尔默斯运河吗？她在拐角处看到的小标志证实了她的猜测是正确的。
我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至少在空间维度上是这样。
她又看了看时间。现在是三点差一刻，她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迟几分钟到达诡计咖啡馆。
那再好不过了。那样就会是他等她，而不是她等他。
她拉开门进去，走了两步，进入狭长的咖啡馆，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她等着有人会注意到她，与此同时，她的目光沿着正前方和左边的一排排桌子扫视着。
等着他注意到她。在她的记忆中，“诡计”没有其他地方可坐，没有可以让你稍觉私密些的隐蔽角落。顾客站在入口处，也就是她刚刚驻足的地方，可以被里面的人一览无余地看到。
咖啡馆里空荡荡的，只有左手边的四位上了年纪的女士，以及三位分散在屋内的主要部分的男子，其中的两位各自坐在靠窗的桌子旁，另一位坐在柜台另一边的墙边。三个人都面对着入口，三个人全都——她形成的印象是，他们是在依次这么做——抬起眼睛看着她。只看了一会儿，然后又都埋首于各自的追求：一盘意大利面、一本书、一杯啤酒，如果她没记错的话，还有一张赛马出场表。她看了看表，三点过七分。
一个服务员出现了，对她微微一笑。
“我——我在等人，我想他还没来。”
“也许您想坐下来等？”
她在离门最近的桌旁坐下，但什么也没点。服务员消失了。那三个男人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似乎没有一个人对她有丝毫的注意，这使得她能够更仔细地观察他们。
她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三个人似乎年龄相当。四十岁，上下不超过五岁。如果汤姆还活着，他就三十九岁了。是其中的一人吗？她想。若如此，为什么……为什么他只是坐在那里？为什么我们没有设置某种信号以便认出彼此呢？即使他是汤姆，他也不能指望我能认出他来。而他又凭什么会知道我的样子？
另一方面：他们约定三点钟见面，而整个地方只有一个独坐的女人。换句话说，他还没有到。出于某种原因。
除非？
她更仔细地打量着那几个男人，一次一个。他们的外表也非常相似。没有一个人留胡子，没有一个人戴眼镜。三人的头发都相当短，尽管当最远的那个人暂时转过头去时，她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扎着马尾辫。三人的体格看起来都不错，身材正常，没有超重。一人穿炭灰色夹克和深色衬衫，一人穿白衬衫加针织背心，一人穿深蓝色圆高领。没什么特别的。三个标准的欧洲男人，刚刚人到中年。
哪一个？她又想。如果她必须选择的话。
也许是离她最近的那个？坐在靠窗的桌子旁，喝着杯咖啡，显然深深地沉浸于一本厚厚的、被翻阅过很多遍的平装书中。但是他的脸同她记忆中的汤姆十七岁时的样子并不相符。两眼靠得太近，下巴太长，嘴太薄。
但是，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她想。那不可能是他。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做这样的推测？汤姆已经死了。
当她陷入这些徒劳的沉思时，那个服务员已从左手边的四位女士那里收了钱，现在又折回到她的桌子边。
“你确定什么也不点吗？”
她又看了看表，三点一刻。
“不，谢谢，”她说，“我确信这里面有误会。我的朋友显然不来了。谢谢你让我坐下。”
他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然后离开了。她站起身，把椅子推回到桌下，离开了诡计咖啡馆。
“很奇怪，不是吗？”
玛丽亚·罗森伯格看上去真的很担心。就好像这一次她遇到了超出其能力范围的人类行为——她的个人的、非常广泛的范围。
“我也这么认为，”朱迪思·本德勒一边说，一边调整着身后的靠垫，“说实话，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明白的话，我才会感到惊讶呢，”治疗师说，“我得说，我很替你捏了把汗。”
这是周四上午，这次预约已经安排了一段时间了，但朱迪思认为，她得确保咨询是必要的。不管怎样，在诡计咖啡馆的徒劳之行后的那个傍晚和夜间，她都过得颇为艰难。在回霍尔特纳尔的火车上，以及回到家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她勉强保持了冷静。但是，当她遛完姜戈并等它在厨房的床上安顿下来之后，她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断裂了。一道裂缝打开来，一股无名的恐惧从里面涌了出来。罗伯特大约九点按铃时，她已经喝下了三杯红酒。毫无疑问，他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出她一直在喝酒，她竭力克制住自己，不让他知道真正的原因。
是的，她喝了几杯热棕榈酒，她解释说，因为觉得有点不舒服。但她醉了吗？当然没有。
如果她告诉他她没能见到他们死去的儿子的事，他会怎么说？她不愿意去想。
“但为什么呢？”玛丽亚·罗森伯格想知道，“为什么不让罗伯特知道如此重要？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她想了一会儿，但找不到任何令人宽慰的解释。
“他认为这是我的胡思乱想。而那个该死的家伙没有出现在咖啡馆的事实恰恰证实了他的观点。别忘了……”
“什么？”
“别忘了我过去也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
“你是指马略纳精神病院吗？”
“是的，我当然是指马略纳。对于一个曾经是精神病人的人来说，回去的路很短。你比大多数人都清楚这一点。”
玛丽亚·罗森伯格点点头，嘟起嘴唇，咕哝着说起事情的本质和人们的愚蠢，然后喝了一大口茶，“这是个错觉。”
“错觉？”
“我指罗伯特的。我一点也不相信这是你的胡思乱想。你刚被我接纳的时候也不相信。我记得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
从两个方面看，这是真的。朱迪思在从马略纳出院时就开始接受治疗，无论当时她有什么毛病，她都再也没有出现过幻觉，不管罗伯特怎么看。而且她每次住院的时间都不超过两周。
“无论如何，这都不重要，”治疗师继续说，“此刻，让我们把罗伯特排除在外。但至少让我们保持理性，我们确切知道的是什么？”
朱迪思耸耸肩，“说下去。”
“很乐意。好吧，我们很确定，有个疯子想要吓唬你。他打了两次电话，自称是你的儿子，你儿子失踪了二十二年，很可能已经死了。你同意与那个疯子在咖啡馆见面，但他没有出现。问题是……问题当然是，他想从这一切中得到什么？我的这个总结对吗？”
“完全正确。”朱迪思说。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采取任何预防性措施。”
朱迪思注意到她已经开始使用“我们”这个代词了，她突然感到一阵感激之情。这并不一定与受关照有关，但至少她有一个知己，一个了解并且在乎她的人。她愿意与自己为伍，这样她们就能一起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
但措施？预防性措施？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问。
玛丽亚·罗森伯格摘下眼镜，开始咬镜腿。
“下次他联系你时你需要做的事，这是我建议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
“我昨晚躺在床上整整四个小时没睡觉，一直在想这事。”朱迪思说，“不幸的是，我什么也没想出来。”
治疗师担心地摇了摇头，“他第一次跟第二次联系你之间有很长一段时间。这让人怀疑，同样的事情是否会再次发生。将近两个月，是不是？”
“差不多，”朱迪思说，“按我的估算是七个星期。”
“嗯。你觉得该向警察报告这事吗？”
“不，”朱迪思立刻回答，“我昨晚睡不着时自然思考过这种选择，但最后还是决定不要。他们能做什么？没有一条线索可以让他们追踪。没有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而他……”
“怎样？”
“他实际上没有发出任何威胁，只是说他想见我。据我所知，这并不违法。”
“大概是这样，”玛丽亚·罗森伯格叹了口气，“不，我们需要把精力集中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而不是求助于执法机构，至少目前是这样。你能设法正常地生活和工作吗？”
朱迪思想了一会儿，“我真的很愿意与你保持更密切的联系。比如说，我能不能打电话？”
“当然。”治疗师大叫着，张开双臂，几乎像是想拥抱她的客户——如果她们不是那么舒服地坐着，如果不是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将近一米远，“你可以在一天二十四小时里随时给我打电话。即使什么也没发生，我也建议我们每周见一次面。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可以更频繁些。听起来怎么样？”
“听起来不错。”朱迪思说。
“那么罗伯特呢？你打算把目前的状况告诉你丈夫吗？”
“我不知道。”
“他现在在哪儿？”
“日内瓦。”
“事关电影吗？”
“是的，他星期天回家。”
玛丽亚·罗森伯格想了一会儿，“那样的话，你还有几天的时间来决定。但也许可以等到……”
“等到我接到另一通电话，”朱迪斯·本德勒说，“是的，我更喜欢那个选择。”
“好吧，就这么说定了。”治疗师总结道。
然而，一个小时后，当她出现在凯默尔大街时，她想，还是得让罗伯特知道这件事。
最终，不管怎样，因为毕竟只有他俩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可以和玛丽亚·罗森伯格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有一条底线是不能逾越的。最安全的做法是，千万不要靠近这条线。
她意识到她把伞忘在了楼上的接待处，但雨已经停了，从这儿到车站只有两百米。
再接到电话没有用七个星期，而是三天。
从她前往诡计咖啡馆的无果而归时算起。星期六下午，两点半过几分钟，而这一次她确实有了预感。来电显示再次显示这是个未知号码，当她拿起话筒时，如果打电话的是别人，那她才会感到惊讶呢。
“喂？”
“朱迪思·本德勒吗？”
就像之前的两次电话一样，他以询问是不是她开始。她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假如她说她是另一个人呢？例如，一名负责处理骚扰案件和相关犯罪的女警官，在适当的时候参与进来了，然后会发生什么？
但她否决了这个想法。
“你想干什么？我没有时间。”
“我想你有时间。毕竟，你有时间来咖啡馆。”
“你怎么知道？你又没去那儿。”
“我在那儿。”
“无稽之谈。我等了一刻钟，你却没有来。”
“我在那儿，我当然在那儿。”
他在说什么？她想，回忆着坐在桌旁的三个男人的形象。书、意大利面、赛马出场表、高圆领、夹克、针织背心。当她坐在那里等待时，他们对她的存在毫无兴趣。几乎是反感的，她想。现在她已经有时间来重新想这事了。即便如此，他们中的一人是否可能……？
“你穿着一件浅米色外套，围条蓝围巾。你把外套挂在椅背上，坐在离门很近的一张桌子旁。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她没有回应，因为说不出话来，突然觉得大脑开始失去平衡，或者在分裂，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没有任何想法浮现出来，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陷入了精神崩溃。
几秒钟的沉默过去了。
“你怎么不记得我了？”
放下电话，她试着告诉自己，你必须放下电话，这是一个死人在给你打电话，你失去理智了。
但她无法让自己放下电话，反而紧紧地抓着听筒，在门厅里的椅子上坐下来。她打算带着姜戈出去的时候，在这里接到了电话，现在狗站在门边，用责备的眼光看着她，悲哀地摇着尾巴。
他死了，她想。汤姆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他。
沉默持续着，没有海浪，没有呼吸。
死人不需要呼吸。
他回来是为了惩罚我。
“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在咖啡馆里跟我说过话。”
她打起精神，以便发出软弱的抗议。
“我在咖啡馆没和你说过话。你不在那儿……”
但几乎未等他开口说话，她就明白了。
“你这个社会阶层的人一般不会注意到服侍别人的人。”
那个服务员。
她把听筒放回原处，站起身，拿起遛狗绳。
长距离遛狗时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好避免。
一次上课时，她在文法学校的哲学和宗教研究老师克里姆克先生在黑板上写下了这句睿智之语。他接着解释说，这是另一个经典问题的实例：如何选择自己的战斗。
那个星期六，她和姜戈一起慢慢地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如果她听从了那位上了年纪的老师的建议，她就有可能会退出这场战斗。她没有解决的办法，因此应该把这件事全盘否定掉，不去理睬那个冒名顶替者，他，出于某种神秘的、也许是相当奇怪的原因，执意要使她感到这种不愉快。
问题是，她不可能选择退出这场战斗。理论上或许如此，实际上却行不通。
意识到这出戏里的反派是服务员，至少有一个好处：她可以把自己从这件事的沼泽中解救出来。这不是原因之所在。她面对的不是一个死去的复仇者，也不是一个鬼魂。不管这个让人心烦意乱的白痴是谁，不管他的意图如何扭曲，他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这至少是件好事，朱迪思·本德勒一边想，一边跪在舒适、安全、宾至如归的门厅里擦干姜戈的爪子。她第三次和那个冒名顶替者通话就是在这个门厅里。这是有意味的。
明天我要给诡计咖啡馆打电话去打听名字，我确实清楚地记得他长什么样。
她真的无法解释她为什么非要拖到第二天。
这可能是因为，那名服务员和其他三位男性顾客一样，都是四十来岁。
这可能是因为，至少在事后看来，他的脸上似乎有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
电话那头是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她为自己不寻常的要求道歉，说她想联系一个在“诡计”工作的服务员，原因是几天前她去咖啡馆时他帮了个小忙，她真的很想亲自感谢他。
确切地说，那是星期三下午三点左右。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一头短短的黑发，彬彬有礼，体贴周到，并且，就像她说的，助人为乐。
年轻女子犹豫了一下，但时间不长，随后便要求她等一会儿，好让她查看一下轮值表。三十秒后她回来了。
“如果你能先告诉我你的名字，那就再好不过了。”
“当然，朱迪思·斯默林。”
她已经为这个问题准备好了答案，马上报上了她的娘家姓。
“谢谢。刚才提到的那个服务员一定是汤姆·本德勒，他星期三在上班。”
本德勒。她抑制住想挂断电话的冲动。
“谢谢你。你知道我怎样才能联系到他吗？或者他下次上班是什么时候？”
“他不会再来了，他干到星期五就结束了。”
“他干到星期五就结束了？怎么……怎么回事？”
“他只被雇用了一个月，临时顶班。现在那个固定的服务员回来了。”
“我明白了。但也许你有他的电话号码？或是地址？”
“实际上，只有一个地址。阿玛斯汀大街25B号。现在我得继续工作了，但我希望你能找到他。”
“谢谢你。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不客气。希望不久能在这里见到你。”
她突然有了雇用私人侦探的想法，这是显而易见的。她看得出，这正是应当采取的正确措施，在……这怎么说来着？……当前形势下。她不能向警方求助，而且她也不想让罗伯特牵扯进来，至少现在还不想。玛丽亚·罗森伯格被排除在外——她是一位七十二岁的心理医生，而不是个偷窥狂。而在她看来，为了试图做点什么而独自前往阿玛斯汀大街是最没有吸引力的选择。
忘掉整件事？不选择这场战斗？
这是不可能的。一旦做了，就要做到底。她已在诡计咖啡馆咬了钩，如此一来，她便欲罢不能了。事情的结局如何尚不清楚，但不管怎样，她觉得现在是采取主动的时候了。到目前为止，在整个事件开始后的两个月里，一直都是那个冒名顶替者在做主，玩弄她，对她发号施令。现在是设法调整位置的时候了。不早不晚恰当时。
在怀疑的种子尚未播下之前，她便采取了行动，翻出电话簿，在厚厚的商行部分，发现有八家事务所列在“私人侦探，侦探所”的列表下。她决定选第七家，原因她无法解释，也许只是因为喜欢它的名字——她的初恋男友叫赫伯特。
赫伯特·诺尔，私人侦探。审慎是维护荣誉的必要条件。马尔达姆，500221。
她拨了那个电话号码，虽然是星期天早上，但还是有人接听了电话。据猜测，他是个与她年龄相仿的男人。尽管听起来相当疲倦和茫然，但他向她保证，他很乐意听她说她需要帮助的事。如果她能花上五分钟解释事实，他就保证能告诉她他是否会接受这份工作。
还要解释她所做的事。这可能比规定的五分钟时间稍长一点，但赫伯特·诺尔发出“嗯哼”声倾听着，而通过他简短的补充问题和插话来判断，他似乎越来越感兴趣了。当她以那天早上与“诡计”的女服务员的谈话作结后，他宣称这个案子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内，并建议尽快见面，然后便安排了第二天在他办公室的会面。十一点在鲁伊德街6号。
朱迪思·本德勒说这个安排再好不过了。
放下电话后，她有了一种胜券在握的感觉，就像她终于在牙医那里成功预约了一样。接下来的四个小时，她全身心地投入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身上。
她没有承诺要去机场接罗伯特，但还是决定去了。也许是因为她欠他点什么，一个善意的小举动会显示她对他的爱，尽管她选择不告诉他有关汤姆的最新进展。
因为他永远无法解释或理解这一举动，所以从表面上看，它的推理方式是混乱的，但这并没有使她感到烦恼。玛丽亚·罗森伯格曾说过，婚姻就像天平：把好事放在天平上，即使它们没有立即得到承认或赏识，也绝没有什么坏处。
当她在接机大厅等候的时候，这些想法占据了她的思想，但当她一见到丈夫，它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看起来糟透了。
他仿佛瘦了十公斤，缩水了好几厘米。她知道罗伯特不喜欢飞行，即使有时她确实觉得他在空中的时间比在地面上的时间还要多。这与低氧摄入有关——飞机内部干燥的空气对此有影响——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但在这个周日的傍晚，她意识到了更多的事情：这个仿佛穿着大了两码的衣服、实际上是她丈夫的憔悴老人，十有八九是活不长了。
按照他的意愿，他们从未详细地讨论过他的病情，但在过去几年里，这病仍然在他们的关系中发挥着某种作用。她常常认为，这是一种无形的存在，你明知道它就在那里，却对之避而不谈，甚至不愿提及。在与玛丽亚·罗森伯格就这种态度进行的几次讨论中，她们都对之提出了异议，但由于罗伯特才是那个生病的人，所以在策略选择方面，他有一定的优先权。
但现在，他不仅仅是病了，他快要死了。
当他一如既往地给她匆匆一吻时，他的呼吸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在从谢沙芬机场开车回家的路上，这一点变得愈加明显。
“我必须承认，”他开口说道，“日内瓦并没有什么电影项目。嗯，可能有。但我去那儿并不是为了这个，我是去看专家。”
“专家？”
“一个医生。我已经住院观察了四天，他们做了几千次测试，这导致了……这导致了一种预后诊断。”
她没有回答。我知道，她想。我知道它。
“六个月，”他说，“充其量一年。有办法可以稍微将这痛苦延长一些，但我不打算走这条路。”
他把左手放在她的膝盖上。
“你得原谅我，朱迪思。我要离开你了。”
“罗伯特，我不知道该些说什么。抱歉。”她抚摸着他的手抽泣道。
“你什么也不用说。我想我们至少可以一起庆祝最后一个像样的圣诞节，开始新的一年。塞兰医生认为我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中不会感到疼痛……相对无痛……然后……”
“然后呢？”
“然后情况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糟。伊拉斯谟的进展如何？我真的很期待有时间拜读你的手稿，并与你讨论它。”
多么典型的罗伯特啊，她想。他想在三分钟内说完自己即将死去的话题，但毫无疑问，他可以一连几天坐在那里剖析她那六百页的书稿。事情就是这样，而她意识到，其实她很感激他是这样的人。
但是他也准备好谈论汤姆了吗？
好问题，朱迪思·本德勒想。这时她正转向霍尔特纳尔。但是考虑到目前的情况，她决定把这事推迟几天。
诺尔的私人侦探事务所占地不超过十二平方米。
只有一张带转椅的桌子，一个文件柜和一把供来访者使用的扶手椅。
桌子右边的墙上挂着两张镶了框的执照，灰蒙蒙的，字迹模糊，除此之外，还有一扇面对一面砖墙的又小又脏的窗户，让极少量的昏暗天光照了进来。
她对他年龄的猜测似乎是准确的：同她本人的年龄相仿。他的体重大约是她的两倍，以一种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把房间填得满当当的。依稀带有颜色的眼镜被推到前额上，蒜头鼻子，剃光的脑袋，未剃的脸颊和下巴。
“欢迎来到诺尔博士智库，”他开口道，“不管你对我斯巴达式的环境有什么样的第一印象，我都想告诉你，我所受理的案件中，百分之九十的都被成功破获。这比我在本市的任何同仁所能宣称的都要多，多得多，我可以向你保证。请坐。”
朱迪思在那把朴素无华的皮椅上落座。博士？她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仿佛她是在罗伯特的一部电影的一个场景中：她前面的这个男人实际上是一个著名的演员，而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私人侦探。
但也许这无关紧要，她有些困惑地想。也许就像罗伯特一直声称的那样，电影是对生活的浓缩，就这么简单。
“让我们把所有的情况再梳理一遍，以确保我没有漏掉任何重要细节。”赫伯特·诺尔继续说道，一面把笔记本翻开到新的一页。他眯着眼看着她，咔嗒咔嗒地敲了几下圆珠笔的笔尖。“请说下去，对我而言，信息多多益善，宁滥勿缺。”
她开始了自己的叙述。关于那三通电话，对诡计咖啡馆的探访，那三个男人和服务员。
据说他已不再在这家咖啡馆工作了，他名为汤姆·本德勒，地址是阿玛斯汀大街25B号。
还有背景：汤姆于1973年7月失踪；显然，这不是细节，她没向任何人透露过细节，而是官方版本，警方追踪的版本，是她多年来在各种场合反复说过的那个她仍然烂熟于心的版本。
“好吧。”他在她讲完后说，接着要求澄清几个要点：冒名顶替者的外貌细节；汤姆失踪时的模样；她对真正想解决的问题的看法；她丈夫的看法；在追查那位冒名顶替者时，她希望调查人员如何对待他（只是持续地监视他，还是有其他行动）；她愿意以何种方式接收报告；她是否准备立即支付头几天的工作费用，以后再根据价目表付费，它取决于无法预料的费用和复杂情况。
朱迪思尽其所能回答了这些问题：只要有事情可报告，就要求提供一份关于事态发展的报告，最好是每天一次，然后她提前支付了三天的工作费用。
赫伯特·诺尔隔着桌子向她伸出手，承诺无论情况如何，都会在二十四小时内给她打电话。
“他是谁，”朱迪思说，“这显然是最重要的问题，以及他想要什么。”
“我明白了，”赫伯特·诺尔在她告辞时说，“你大可放心，把事情交给我好了。”
在回霍尔特纳尔的火车上，她突然哭了起来。
对玛丽亚·罗森伯格来说，这或许并不意外，但对朱迪思来说却出乎意料。她很少哭泣：她记不起上次哭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但必定是在多年以前。也许是在她第二次住进马略纳精神病院的时候，尽管她根本没有把自己的抑郁发作同眼泪联系起来。
那她为什么坐在市郊火车上哭泣呢？幸运的是，在下午这么早的时候，车上几乎没有其他乘客，所以没人注意到她现在的样子，她也毫不掩饰。令她惊讶的是，她感觉好多了，某种紧张和紧绷的东西被释放了出来，她想这就是哭泣的全部意义。这就是人会哭泣的原因。
她真的不知道自己想从私人侦探那里得到些什么。他可能不会获得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但至少你可以指望他找出假汤姆，揭露一些关于他的事情。如果他能以某种方式确定假汤姆的真实身份，那她就可能很快地摆脱这件事。不是吗？
但事实上，她的眼泪与赫伯特·诺尔或冒名顶替者无关。她很快意识到，罗伯特才是她需要解开的心结。一年后他就不在了。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太长的时间，诚然，他们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而且毫无疑问，近年来他们的关系也并不特别亲密。在她停经后，他们的性生活也停止了，但他们对此都并不觉得有多遗憾。有时她会想，他也许只是她碰巧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和蔼可亲的堂兄弟而已。事情本可以更糟。他们不争不吵，不会让对方感到不安，他们几乎总是表现得十分友善，彼此体贴，而且共同保守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当最后一句话在她脑子里形成的时候，她真想知道自己能否对那个冒名顶替者最近几天的进展情况保持沉默。那个惹麻烦的人，那个假汤姆，或者任何你想给他贴上的标签。说到底，罗伯特难道没有知情权吗？
还是应该让他免于知晓这一切？
她在霍尔特纳尔下车时，还没有做出决定，但已缓解了情绪。
打破平衡的是一杯香槟。
也许不是第一杯或第二杯，很可能是第三杯。那天下午，罗伯特在地窖里采集样品，发现了几瓶酒。他坚持认为，当他入土为安、与蠕虫为伍时，或者当他升入天堂、飘浮在云做的软垫上弹奏竖琴时，她不应该自斟自饮。
于是，他们吃了一顿海鲜晚餐，喝了香槟，点了蜡烛，尽管这一天是十一月的一个普通的灰色星期一。该死，罗伯特想，就像我希望的那样，我不会死于肝硬化了。
他还说，他拒绝了所有的电影拍摄任务，每一项任务，为了等待那个重要的日子。他想在家里平和安静地度过余下的时间，不管是三个月还是十个月。阅读，听音乐，尽可能长时间地喝酒，留在他善良、美丽、聪慧的妻子身边。
最重要的是，他想沉浸在她那部关于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沉甸甸的书稿中。在他最后的挽歌声中，她一定不会拒绝给他这些简单而崇高的快乐吧？
她当然不会。
大虾很好吃，龙虾更是美味至极。
她知道自己有两杯酒的酒量，但如果想控制住自己，就不能再多喝了。
我为什么要控制自己？她想，在罗伯特从冰桶里把瓶子拿出来给她的杯子斟满酒时，她朝他点了点头。我这辈子生活得太小心了。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半杯酒下肚之后，当罗伯特想知道他在日内瓦期间是否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时，她告诉了他。
冗长而详细，她唯一没提及的是私家侦探诺尔。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她讲完时，他叫了起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你带着悲伤的消息回到家，我现在正在说。”
“这听起来完全是疯了。”
“你以为我在胡思乱想。以为我梦见了第一通电话……然后，我不知道，九月电话来的时候你不在，这周又是如此。无论如何，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想象。有人在冒充汤姆，他想要什么东西。”
罗伯特皱起眉头，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他一口喝下杯中的残酒，从桌子边站起身，走到落地窗边。当他背对她站着并握紧了拳头时，她猜想他也跟她在过去的几天几夜一样，被同样令人沮丧的想法困扰着。
她任由他站在原地，等着他回到桌边，起草一份行动计划。但当他再次坐下时，他只说了一句话：
“该死的，我想我们要再开上一瓶。”
她点了点头。如果她已经三杯香槟下肚，那不妨再喝上五杯或六杯。
“你真的一直不明白他想要什么吗？”
他说这话时，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这时他们已经挪到了壁炉边的扶手椅上。罗伯特生了火，她觉得好长时间都没有这么醉过了。但她坐在这里，身边是在一年内就将去世的丈夫，她的伊拉斯谟手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所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什么？你说什么？”
“我在问你，你是否明白他想要的东西。”
“真的吗？不……我想过，但是……”
“遗产。”
“什么遗产？”
她一提出这个问题，马上就明白了自己是多么白痴。罗伯特看着她，担心地摇着头。该死的香槟，她想。我的头在天旋地转，即使我是坐着的。
天旋地转以及……惊慌失措？
无论如何，有一种阴森可怖的东西攫住了她，不容置疑。该死。
“我死后留下的遗产，”罗伯特解释道，“我去把咖啡端过来。你看起来有点……”
“谢谢。这是个好主意。”
他去厨房后，她一直盯着炉火那炽烈灼热的余烬。遗产？她紧握双手，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抑制住像群黄蜂一样向她袭来的思想洪流。这所房子？这所房子。她不知道银行里有多少钱，但他们拥有的一切都是夫妻共有财产——而且毫无疑问，这所房子，这所妙不可言的房子，比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他们在这里住了九年，她对它的喜爱远胜世上的一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们花一百万美元买下它，而今天的价格肯定已翻两到三倍。所有的抵押贷款都还清了……几乎从他们搬进来的第一天起，她就一直认定，这里就是她的家，直到她的生命也走到尽头。而现在……而现在？见他妈的鬼！她喝醉了，脑子里直想骂脏话。那么，那个冒名顶替的人，那个该死的打电话的人，那个臭服务员，是不是打算夺取罗伯特一半的遗产？这就是他的计划吗？这就是他的目标吗？
但是……他不是汤姆。他怎么会有这样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可以干出如此可耻的勾当来？这几乎是可笑的……但它不是。
罗伯特端着放在托盘上的咖啡壶和杯子咔嗒作响地走了进来。
“他可能会忘记，”她说，“我是说，继承你的遗产。汤姆死了，我俩都知道，不是吗？”
他有点费劲地把托盘放在小玻璃桌上，然后坐进扶手椅中。她瞥了他一眼，注意到他看上去是多么疲倦和沮丧。个头也变小了，正如她在机场所观察到的那样。仿佛他会因枯萎而离开这个世界。
多么奇怪的想法。又是那该死的香槟。
“我们知道汤姆死了，”见他一言不发，她又说了一遍，“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杀了他。”
他点点头，深深地叹了口气。
“情况很复杂。”
二
阿拉茨，1973年
窗外是暴风骤雨。
她站在客厅的窗前，望着电闪雷鸣的愤怒天空，心想这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她内心的情感。现在是晚上十一点一刻，那两个人都还没有回家。
罗伯特没有，汤姆也没有。事实上，汤姆已经两三个晚上没回家了，她已忘了是几天。但是白天有人看到过他，警察两次打电话来找他。几个小时前，罗伯特联系过她，解释说自己一直和儿子有接触：他要来了。
要来了？就像晚点的火车或航班。罗伯特本人正在津根周围的湖边拍摄，答应十点左右回家，最迟十点半。到目前为止已经晚了四十五分钟，她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离家出走的念头已经在她的脑海里盘旋了几个星期，也许更久。是的，肯定要更久，目前的局面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抽丝剥茧地、冷酷无情地让她疲惫下去，以致如果她一晚上能连续睡上三个小时，她就要谢天谢地了。
我三十七岁，她想，可我觉得自己像五十七岁。如果杀掉汤姆能让我解脱的话，我会的。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如果他是她的亲骨肉，她会有同样的感受吗？好问题。但是，还未等她想出答案，又有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区域。仅仅几秒钟后就响起了惊天动地的雷声，房子震动起来。她走到厨房，倒了一杯酒，喝下满满一大口，开启了喋喋不休的抱怨模式。
汤姆是个失败者，一个恶毒的白痴。
他不出两周就得上法庭。
他不是我儿子。他吸毒，他是个罪犯。他折磨我们的生活。
我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孩子。
我和罗伯特的婚姻将要被摧毁。
正在被摧毁。
如果汤姆不存在，一切都会好的。
我值得过比这更好的生活。罗伯特也是。
酒喝上去发酸。她把它倒进水池，以加奎宁水的杜松子酒取而代之。她小心翼翼地呷了一口，断定她需要一片柠檬。她从水果碗里拿出最后一个柠檬，用那把唯一不在洗碗机里的大切肉刀切下一片。正当她再次品尝酒的味道时，前门开了，有人摔在门厅里。
还是这个人，砰的一声关上门，踢掉鞋子，对着什么东西大笑起来，然后打了个嗝。
汤姆。她看了看时钟，差二十分钟十二点。
他父亲为什么不在这里迎接他呢？她想。我为什么要独自一人在这儿，跟一个不顾别人的醉醺醺的懒鬼在一起？我对他讨厌透了，连看都不想看他一眼。
他走进厨房。
“你好，朱迪思！”
他从来没有叫过她妈妈，甚至连母亲都没有叫过。他抽着鼻子闻着什么，眼神有些奇怪。吸过毒，她想。绝对处于亢奋状态，在用偷来的钱在克莱恩市场买来的便宜垃圾货的激发下……还有他看她的样子？他到底怎么了？
她很快就发现了。
“裙子很漂亮，朱迪思。还很短，你还没穿内裤……对吗？”
震惊之余，她手里的杯子掉落了下去，由于某种原因，它在落地时并没有碎。她拼命地拉扯裙子，努力想把它拉长些，至少是拉到大腿的一半处。
除了这个，什么都行，她想。任何事情！
“汤姆，去睡觉。”
他靠过来，咧着嘴大笑。他目光呆滞，神情狂躁。他伸出手来，他的头发粘在前额上。他比我强壮，她想。比我重二十公斤，力量是我的两倍……
“转过身去，脱掉内裤……如果你穿了的话。该是你服从我的时候了，朱迪思！”
她企图从他身边走开，但他抓住她，把她扔向操作台，她的臀部撞到了操作台的边缘，因为他在从后面使劲地推她。他们就这样站了一会儿，直到他掀起她的裙子，扯开她精致的内裤，强行将手放在她的两腿之间。她试图挣脱，但他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脸推到水果碗里，她刚刚才从那碗里取出最后一个柠檬。他试图进入她的身体。她夹紧肌肉，想要尖叫，但是她不能，因为他肌肉发达的胳膊肘压在她的脖子上，她的脸被压进水果中，她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务必不能让他得逞，她想。务必不能，除了这事，什么都可以……从眼角的余光里，她看到了用来切柠檬的刀。它就在砧板上，她把它留在了那儿，在她右手边，只有半米远。说时迟，那时快，她抓住了它，并以更快的速度胡乱地将之捅出去。这是次笨拙的尝试，以某种角度向后捅去，但谢天谢地，它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她感觉到它击中了要害，不过刀扎入的不是汤姆的私处，而是穿透了他柔软的血肉之躯。她听到他呻吟了一声，他抓着她的手松开了，直到听见扑通一声，然后又是一声呻吟，他完全地松了手，倒在地板上。她原本装着加奎宁水的杜松子酒的空酒杯开始滚动起来，那片柠檬还挂在杯沿上。她转过身去，试着把裙子拉直，就在这时，她听到了前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
三秒钟后，罗伯特站在了厨房里。两人还没来得及说话，又一道闪电划破天空，几乎同时，一阵雷鸣炸响起来，整个房子都在摇晃。
她感到世界正在分崩离析。
“他想强奸我。”
“我看得出来。”
“你应该早五分钟回家。”
“我很抱歉。”
抱着我，她想。而他把她拉进怀中，他们拥抱了很长时间，同时注视着他们的儿子——强奸犯汤姆，他躺在地板上，裤子和内裤下拉到膝盖处，切肉刀仍然插在正位于他肋骨下方的腰上。一股细细的血流滴落在厨房的地板上，他的嘴大张着，像个白痴，下巴掉了下来，从半开的眼皮里只能看得到眼白。
但他的胸部还在起起伏伏。
“他还活着，”她说，“但如果我们不去管他，他就会死掉。”
罗伯特放开手，盯着她。
他没有跪倒在垂死的儿子身旁。他没有把刀从他的身体一侧拔出。他一直盯着妻子，她也一眨不眨地回望着他。在这无言的对话中，他们的余生被决定了下来。他看见了，她也看见了。他们各自都看到了另一个人也看到的东西。什么也改变不了它。
他是开着电影公司的一辆面包车回家的。幸运赐予的一种便利。
他们住在一楼，这也是种运气。罗伯特可以把车径直倒进小小的院子里，用四张被单包裹着的尸体不到一分钟就被抬了出去，然后运出后门。时间已经过了午夜，邻居家的灯都熄灭了。暴风雨还没有减弱。
“把床单剥掉，把他留在森林里。我等你。”
罗伯特点点头。在他关上车门前，她可以看到那男孩的胸部还在起伏，但他的生命体征现在变弱了。
今晚我们在挽救婚姻，她这样想着。
她吻了吻丈夫。
他回吻了她一下，然后驾车驶入黑暗中。
一个小时过去了。她新调了一杯加奎宁水的杜松子酒，坐在办公桌前，等候着。她面前有台新型的电动打字机，纸张散落了一地，窗台充当了自制的书架，上面放着一排参考书。
这是她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著作：凯瑟琳·德·美第奇[3]的传记。她得到了一笔丰厚的预付款，这让她得以请假离开工作了六年的文法学校。她希望自己永远不必再回去。这并非不切实际的愿望，因为她之前的两本书都很受欢迎，只是销量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这次则大不相同。她换到了一家更大、更负盛名的出版社，她的出版商已向她承诺，将来会给她更多的版税。她的生活已朝着她希望的方向进发。
在这个特殊的夜晚，她不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凯瑟琳·德·美第奇身上。她的丈夫正在外面进行着一件几乎令人难以理解的大事。他要把他们垂死的儿子扔在森林里，在她刺伤他之后，那是因为他——那个儿子——企图强奸她。如果这是个电视节目，她会关掉不看。但如果她不关的话，她是会理解父母的行为，还是会同情儿子？
当然，这将取决于导演想要如何呈现这一切。但是如果他的意图是保留真相，保留重大的事实——多年来汤姆如何让他的父母亲担惊受怕，他一向是个多么自私、懈怠、傲慢、吸毒的暴君，他给他们制造了什么样的麻烦——那么毫无疑问，同情会给予应该得到同情的人。那一击是出于自卫和绝望，如果对簿公堂，她很可能会被当庭无罪释放。但是，不管汤姆是否能够得救，她都不可能在公众的关注、羞辱和自身的耻辱感下接受审判。这是她和罗伯特几个小时前在厨房里从对方的眼睛里读到的真相，这已成为他们新联盟的基石。要使他们的婚姻继续下去，这是唯一的出路。
当她听到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四点过几分了，她去大厅迎接他，拥抱他。他浑身湿漉漉、脏兮兮的，马上就哭了起来。猛烈的、无法停止的抽泣使他的身体抽痛不已，看到他的抽泣无法平息，她把他领进浴室。她帮他脱掉衣服，把它们放进洗衣机，然后让丈夫进入浴缸。过了一会儿，她也滑入浴缸与他相伴。在水和妻子温暖的拥抱下，他终于开始说话了。
“我把他埋了，”他说，“我到达津根时，他已经死了。我不想让任何人找到他。”
“津根？”
“显然不是任何我们拍摄的地方，但那里有很多森林。我在面包车里放了一把铲子，但挖掘并非易事。这天气也是，我几乎……”
“怎么？”
“……我几乎要崩溃了。我们做了什么？”
“他企图强奸我，”她提醒他，“汤姆会毁了我们的生活，罗伯特。”
他努力抑制住哭泣，点了点头，“我知道。他已经毁了他自己的。”
他们在浴室里待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罗伯特打电话给他的助理导演，说自己突然肚子不舒服，不得不卧床休息，只好待在家里。
他们一整天都在擦洗厨房和面包车。他们等了两天才报警说儿子失踪了。他在暴风雨的那个晚上离开了家，十分恼火，可能是受了毒品的影响，从那以后就音信全无。他们选定了这一说辞，是鉴于可能会有目击者。那天晚上十一点半刚过，一个邻居可能看见汤姆回家了。
他们将不得不假设，没有人看到一辆属于FFF电影公司的面包车在四十五分钟后驶入了黑夜。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警方三心二意地对那个失踪的十七岁少年进行了搜寻，但没有找到他的踪迹。罗伯特完成了他的第八部电影《森林里的女人》，朱迪思完成了她关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著作。
三
马尔达姆，1995年
朱迪思静静地坐着，等待着。
肯定还有别的原因。你不能说出“复杂”这个词，然后又不去阐明这复杂的构成因素是什么。
即使是罗伯特也不行，即使是处于当前状态下的罗伯特也不行。
她喝了一口又浓又甜的浓缩咖啡，然后再次看着他。她突然注意到，他有点像亨弗莱·鲍嘉[4]，但他要矮一些，更像只啮齿动物。一只行将死去的啮齿动物，也许是个濒临灭绝的物种。不是老鼠，他更可爱些，并且孤苦伶仃。这也许会唤起她的母性本能，如果她有母性的话。
“怎么着？”她终于开口说道。
罗伯特在扶手椅上坐直身子，向前弯下腰，把一根圆木扔到火里。
“关于遗产……”
“遗产？”
“是的，如果这就是他想要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种可能性。”
她将这个问题思考了一会儿，不，是试图思考，但香槟泡沫仍在发挥作用。
“我还没有想清楚。但也许你是对的……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事情有什么可复杂的呢？”
罗伯特清了清嗓子，“呃，好吧，如果问题涉及确定他的身份的话。他，我的意思是，他从来不是我的……汤姆，就这样。”
陷入糊涂的她喝光了剩下的咖啡。
“你在说什么？我实在不太明白。”
“汤姆的父亲另有其人。”
“什么？”
“我和明娜多年来一直想要孩子，当我们一无所获时，我们去看了医生。我很抱歉，朱迪思，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这件事，但是我……”
她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好像整个房间都倒塌了，就好像她在一个环形车道上，必须吐出来才会舒服些。她吞了口唾沫，攥紧拳头，镇定下来。
“继续说下去。你什么意思，罗伯特？”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显得筋疲力尽。
“我——我怕你知道后就不要我了。你那么年轻，我猜你想要孩子。”
“我是想要。”
“但是我们有汤姆，而明娜死了。”
“你的精子完全是废物，你是这个意思吗？”
他点了点头，“对不起……”
过去的五秒钟就像五年一样。
“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
“因为……如果要进行亲子鉴定的话。基于汤姆和我应该拥有相同的基因组……但我们没有。我是说，我们没有。”
“等等，你能闭会儿嘴吗？我需要思考。”
她确实在思考。她向后靠在扶手椅上，凝望着炉火。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同时发生？她问自己。为什么？
因为情况就是如此，或多或少。一个骗子开始骚扰她，自称是汤姆。罗伯特从日内瓦回来，告诉她他快要死了。然后他告诉她，他根本不是汤姆的父亲，因此不可能有亲子鉴定的问题……但是等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是否意味着……
“谁知道这件事？”她问。
罗伯特耸耸肩，“没有人。”
“这么说，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汤姆是你的亲生儿子，是拜你那优质的精子所赐生出来的？”
对不起，她想。这是在暗箭伤人。但她没有说出来。
“我成了父亲，”罗伯特说，“几年后，你也以同样的方式成了母亲。这意味着他应该从我俩这儿继承遗产。”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她努力集中精神。在咖啡与香槟的较量中，咖啡赢得了微弱的胜利。
“我明白了。如果冒名顶替者想要打这所房子的主意……以及所有别的东西的主意……绝不可能选择证明血缘关系，因为汤姆身上没有一丁点儿我俩的基因。我的理解大体是对的吗？”
罗伯特再次点了点头。
“但如果没有人知道，这肯定是件好事吧？大家都认为你是汤姆的父亲，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要求做亲子鉴定。不是吗？”
“事情没那么简单，有份文件。”
“文件？”
“是的。当局颁发的……我想是法院吧。它声明我不是汤姆的亲生父亲。”
“怎么……那它是怎么说的呢？”
“父亲身份不明。”
“父亲身份不明？”
“是的。”
“但是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这么做？如果没有人知道的话？”
“因为……因为我想那样。明娜也一样。这很愚蠢，但我们当时还年轻。”
“笨蛋。”
“是的。”
“也就是说，随便哪个汤姆、迪克或哈利都可以前来，自称是汤姆·本德勒？”
“无论如何，没有基因证据表明他不是。”
“那么谁是父亲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明娜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也不想知道。”
“那……她什么都没有留下？”
“骨灰，在大海里，三十七年前。”
第二天早上，她遛了姜戈一小段路之后，又将所有的事情重新思考了一遍。她坐在办公桌前，端着一杯茶，太阳穴微微跳动着，试图理解发生了什么。
以及罗伯特告诉她的话。
以及它……对于那个自称是汤姆·本德勒的人意味着什么，汤姆·本德勒，他们的儿子，他们已经离世二十二年的从前的儿子。
她感到四面楚歌，更不用说腹背受敌了。无论是过去发生的事，还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都让她猝不及防。为什么罗伯特以前不告诉她他不是汤姆的亲生父亲？为什么是现在？是因为他相信这其中真会有什么东西……能带来变故？他走后可能会有一场严重的遗产纠纷，那个该死的服务员居然能赢？如果她不小心的话，就会被迫卖掉房子。她得警惕并采取适当的措施。
真是荒谬。荒谬至极。
或者……或者因为他快死了，想趁一切还来得及时，把心中的秘密说出来？这就是他选择打破沉默的原因吗？
她瞥了一眼时钟。九点一刻。罗伯特还在床上睡觉。这不像他，但也许他前一天晚上也喝多了。也许他的病情正变得日趋严重，现在他已对此释然，接受了自己时日无多的事实。前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给人们打电话解释情况，取消当前和将来的所有电影拍摄承诺，立即生效。
原因：死亡候车室——他喜欢使用这一表达。
对不起，弗朗茨，我现在正坐在死亡候车室里，所以这事我只能听天由命了。
你知道吗，克拉丽斯。在死亡候车室里，一个人会有不同的优先选项。
另一方面，她想，我们昨晚把要说的话都说了，就由他睡吧。
但是她很想再和那个冒名顶替者谈谈。今天是星期二，上一次的电话是在去过诡计咖啡馆之后，在上周六。
三天。不管怎么说，他似乎一点也不着急，但她看不出自己这一方有任何加快进展的可能性。如果这真的是她想要的。
进展，如此而已。什么进展？
她叹了口气，拿起电话，拨下赫伯特·诺尔的号码。
四个小时后，她又坐在了他的办公室里。
办公室没变大，私家侦探也没变小。但他看上去对自己很满意，即使他确实试图用职业性的生硬外表来掩饰这一点。也许是为了不让她觉得她给他的任务并不大，他的费用可以很容易地降低一点。
“还有很多细节问题尚未解决，”他开口道，“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提供有关此事的大体情况。”
她想知道“我们”这个词背后隐藏着什么。一个膨胀的自我或是一个合作伙伴？或是几个？但她没有问。显然，这无关紧要。
“看来他真的叫汤姆·本德勒。至少这是他使用的名字，也是他护照上的名字。他入境才两个月，从十月一日起，在阿玛斯汀大街租了套一居室的公寓。”
“护照？这是不可能的。”
“它可能是假的，我们还没有时间调查这一情况。”
“我明白。”
但她没明白。恰恰相反，她感到整个情况都超出了她的理解范围，这让她不知所措。她原以为雇用赫伯特·诺尔就能摆脱那个讨厌鬼，但现在那个讨厌鬼又龇牙咧嘴地回来了。
“他曾在诡计咖啡馆工作了一个月，这也是对的，”侦探接着说道，“他以前当过服务员，而咖啡馆需要一个临时工来顶替一下某个短期离开的服务员。他干活很卖力，咖啡馆对此没什么可抱怨的，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们会考虑再次雇用他。不过很可能不是在冬天，因为冬天生意要清淡一点。”
“他以前在哪儿当过服务员？”
“好几个地方，但都在新西兰。”
“新西兰？”
“是的。很明显，他已经在那里生活了至少二十年，但我们也需要调查一下。”
“怎么……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个的？”
赫伯特·诺尔把眼镜推到前额上，将一根结实的食指放在同样结实的嘴唇上。
“这不是你应该问的问题。在情报界，我们不会透露消息来源，这是我们职业操守的一部分。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你自己也有可能有所发现，这个案子中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她接受了他的建议，思考了一下。
“当然，诡计咖啡馆。还有邻居，也许？我猜他不知道……他正在被调查？”
赫伯特·诺尔耸了耸肩，“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他不会。但如果我们不与人交谈，就几乎不可能获得证据。我肯定你意识到了这一点？”
“大概吧。但他为什么安排和我见面，然后又不主动站出来呢？毕竟，我在那儿等着呢。”
“你自己觉得呢？”
“我不知道。这似乎既奇怪又不合逻辑……他是真想跟我联系，还是不想跟我联系？”
“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我们暂时没有答案，但有一种可能性你也许没有想到。”
“什么可能性？”
“也许他不知道你长什么样，现在知道了。”
“他为什么……？”
但她找不到合适的字眼。她脑子里一片混乱，这使她说不出话来，也根本不可能提出明智的问题，甚至无法理解诺尔侦探所传达的信息：那个服务员似乎真的叫汤姆·本德勒；他的护照证实了这一点；他过去一直生活在新西兰。
他安排那次会面也许只是为了能更近距离地看看她。这计划是如此老谋深算，以至于她一想到它就不寒而栗。
她自己也确认了他的年龄是对的，那么他们怎么能证明他不是他自称的那个人呢？
“等一下，”她说，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护照是在哪个国家签发的？”
“新西兰。由我们那里的大使馆……惠灵顿，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这么说他是本国公民了？”
“很明显，只要护照不是伪造的。但这一细节仍有待证实。”
“这需要多长时间？”
赫伯特·诺尔又耸了耸肩，“给我几天时间。”
她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对他表示了感谢。她往外走的时候，门已经开了，她又想起了一个问题。
“顺便问一下，对于联系我这件事，他说什么了吗？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何评论？”
赫伯特·诺尔也站起身，只是费了好大的劲儿，因为挤在桌子、椅子和墙壁之间的他几乎动弹不得。
“亲爱的本德勒太太，我们还没跟他说过话呢。我们接手这个案子还未超过二十四小时。但是你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你真的想让我们和他对质吗？”
她只想了大约几秒钟，然后回答说：“是的，拜托。我想知道答案。”
她不假思索地走向运河区和阿玛斯汀大街，那里离赫伯特·诺尔位于鲁伊德街的办公室不远，只有几公里。而且这天气难得是风和日丽的，尽管现在是十一月，是一年中天气最恶劣、最沉闷的一个月。她真希望姜戈就在自己身边，但它不喜欢城市的喧嚣和骚动，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当她在市中心有事要做的时候，没有费心地带它一起去了。
但它要是在的话，她会感激它冷静、可靠的陪伴。她想起来，她在马略纳的两次住院期间，最后一次她的病房里有一只狗。这是某种实验：他们想确定动物的存在会对病人产生何种影响，据她所知，那一实验只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她还记得她和罗伯特曾经看过的一出戏，是关于马的眼睛的，其中传达出的信息如出一辙。在情绪消沉和精神躁动的时候，我们最好把注意力集中在动物身上。
当然，前提是身边有动物。一只狗或一匹马，或者，也许是一头驴。
我是头蠢驴吗？她扪心自问。我的行为像头蠢驴吗？
其实并不是。无头苍蝇会更靠近事实。在她的自我分析达于此时，她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已经来到了阿玛斯汀大街。她停下脚步，眼睛挨个地去看那排房子，寻找房号。她驻足处的门上方的号码是8A；奇数房号在街对面，于是她开始朝着数字递增的方向走去。
25A和25B原来是一栋五层楼的市政公寓楼，建于本世纪初，也有可能是上世纪末，就像阿玛斯汀大街上的众多其他建筑一样。赤褐色的砖墙，甚是潦倒，略显破旧；墙上有很多涂鸦，显然已经存在了好几年。再往位于“九·四”公园以西的格罗特运河走过去，就完全看不到房屋了。工厂和仓库完全占据了这里，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此处几乎不是一个女人天黑后可独自行走的地方。但这是这条长街的起点；这里仍有不少商店、一所邮局和几家快餐店。此外，离秋天的夜幕降临城市还有好几个小时。
她抬头看着25B上方的那排窗户。她数到20，但很难确定25A和25B之间的确切分界线在哪里。无论如何，他就住在这些悄无声息的矩形窗户后面——或者，可能就住在其中的一两个矩形后面。但也许只是一个，她想。赫伯特·诺尔说过，他租了套一居室的公寓。在25B上方的窗户里，没有一扇是亮着灯的，但是，正如她已经注意到的，现在天还亮，人们可不想支付不必要的高额电费。
我可以从那扇门走进去，她想，去看看某位名叫本德勒的先生住的地方……与他来个面对面。
为什么要把这件事留给私人侦探呢？只要他在家，我就能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直视他的眼睛，她对自己说。
他正在公寓里的可能性无法确定，但至少他没有工作可做。除非他已经找到了新工作？
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铤而走险，试上一试呢？
但她知道这只是假设。这样的行动需要当机立断，而如果有什么超出了她目前的能力的话，那就是当机立断。把她带到运河区来的那股小小的冲动已经耗尽，在被绝望感压倒之前，她转过身，开始沿着来时的路疲惫地往回走去。
回家，她想。回到花园，回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与姜戈安安全全地待在一起。
过了几个街区，当她站在十字路口等绿灯的时候，她意识到，她没有把罗伯特包括在她当下的期待之中。
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为之？这是个问题。
“为什么他一直不联系？已经四天了，是不是？”
“三天。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他们去位于霍尔特马克街角的一家“红宝石”餐馆吃晚餐。据罗伯特自己的讲述，他白天睡了半天，似乎比前一天晚上精神了些。正是在他的建议下，他们坐在了常坐的桌子旁，在彩绘大师皮拉内西的印刷图案下方，等着自己点的意大利烩饭端上来。一份海鲜饭，一份蘑菇饭。“红宝石”几乎是在他们搬进那所房子的同时开张的，可以肯定，他们来这家简单朴素但非常令人愉悦的餐馆至少有一百次了。她不知道等罗伯特走后她是否还会来这里。
“但这很奇怪，不是吗？”他坚持说道，“你觉得他是不是在监视我们……或者你？比如说，他可能就坐在这里？”
她忍不住环顾四周，“不，他不在这里。”
“确定吗？他长什么样？”
“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四十岁的人。”
“黑吗？白吗？”
“介于两者之间吧。”
“高吗？胖吗？”
“不很特别。”
“你不想谈谈此事吗？”
“并不。”
“为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我希望一切都结束了，希望他再别联系我了。”
“你认为会这样吗？”
“我说希望。”
“好吧。我明白了。你生气是因为我从未告诉你汤姆的事，没告诉你他不是我的亲生儿子……不曾是。”
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才做出回应，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相信，就因为他提起了这件事，一切便就此结束了，所以没有必要去想它了。
“不是的，”她说，“实际上，我认为你没明白。事情听起来不是那么回事。汤姆不是我的孩子，他也不是你的。他是由两个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人生下来的，而且他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现在一个可怕的人出现了，声称是你的儿子和继承人。也许他的目的是从我这里拿走我最后的一点安全感，就像你昨天说的那样。一年后，我将没有丈夫，没有狗……也许还没有房子。我为什么要生气呢？”
“但是……”
“如果我知道汤姆不是你的儿子，我就绝不会收养他，就是这么简单。但我还是会选择和你一起生活。希望你知道。”
看得出来，他有些气结，没有回应她。他躲避着她的凝视，目光在一对刚进门的年轻夫妇和他自己放在桌沿上的手之间快速移动着。他看上去很茫然，她突然为他感到难过。
“我很抱歉。这也许不会改变遗产继承的现状，但我很难接受的是，你竟能对这样的事情守口如瓶。我怎么知道你没有隐藏更多的秘密呢？”
“我……”他陷入了沉默。
他为什么要停下来？她想。他想说什么？
他清了清嗓子，挺直了腰板。“好吧，”他说，“我才是那个应该道歉的人。我们就照你说的做，不再谈论这个冒名顶替者了……至少是在我们看到事情如何发展之前。现在，我看到我们的食物要端过来了。”
她点点头，意识到自己其实很饿。
第二天刚过九点，她接到了第四通电话，而这次她做好了准备。她在第一声铃响之前就知道那是汤姆。未知号码，与往常一样。她深吸了一口气，让铃声又响了一次，然后拿起听筒。
“喂。”
“朱迪思·本德勒吗？”
“是的。”
“我是汤姆。”
“我听见你说的话了，可你不是汤姆。”
“我当然是汤姆，你凭什么怀疑我？”
“你的一举一动。比如，你的行为方式。”
他发出一声短促而沙哑的笑声。
“我的行为方式。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是想见到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父亲……在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而你却不认我，甚至还派私家侦探跟踪我。如果有人需要检点自己的行为，那就是你，亲爱的母亲，而不是我。”
听到“亲爱的母亲”这句话，她的心跳停了一下。我从来就不是你的母亲，她想，也不是真汤姆的母亲，即使是在那些日子里，而真汤姆碰巧死掉了。
“你想要什么？”
他停顿了几秒钟后才回答。
“首先，我想向你证明，我就是我所说的那个我。所以我建议我们见上一面，这次我不打算当你的服务员。”
“好，”她说，“我觉得你那个角色演得不怎么样，但反正这毫无意义。”
“你会改变主意的。”
“胡说。何时何地？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我可不这么认为。不过，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建议还是在诡计咖啡馆，星期五下午三点，怎么样？”
再等三天，她想。
“为什么不是今天或明天？”
“我有事情要做，不过我星期六也行。”
“行，就星期五下午三点，”她果断地说，“诡计，好吧。那似乎是你的主场，但我并不介意。”
他又刺耳地大笑起来，“太好了。但我觉得你应该辞退那个侦探。他跟你我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让我想想。”她答应道，然后挂了电话。
然而，赫伯特·诺尔不会马上被解雇。
“三思而后行，本德勒太太，”过了一会儿，当她打电话去解释情况时，他建议道，“你的对手不可小觑。如果你要再见他，我们需要采取一些安全措施。”
安全措施，朱迪思想。玛丽亚·罗森伯格谈到过预防措施。有时候，侦探和治疗师之间的区别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大。
“什么样的措施？”她问，“具体点。”
“我们应该派一个人去咖啡馆。”
她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比如说，监听，”他耐心地解释说，“也许还会把谈话录下来。这可能会派上用场，鉴于……”
“鉴于什么？”
“鉴于将来。”
她匆忙地想了想，“我看不出来这有什么用。再说，我可以自己录音。不，我不想在我与他见面时有人监听。你得原谅我。”
“这是你的决定，”侦探字斟句酌地说，“所以说今后你不再需要我们的服务了吗？”
“我想知道当你……与他对峙时，发生了什么。”
“当然。没发生太多的事。昨晚他离开公寓时，我的一个同事拦住了他。告诉他自己是空手道蓝带，也是你的好朋友，让他停止骚扰你。标准程序，就像大西洋彼岸的人所说的那样。”
天哪，她想。我在一部黑帮电影中扮演了一个角色。“那他有什么反应？”
“据我的同事说，他只是挑了挑眉毛，仅此而已。这就是我认为你需要小心的原因。他可能不是个好惹的家伙。”
“我从来没想过他好惹，”朱迪思声明道，“周五的会面结束后我会与你联系。我不想你采取任何……任何措施，直到另行通知。”
“悉听尊便，”私家侦探诺尔回答说，“同时我会准备好你的发票。”
通话结束后，她对自己从与冒名者和侦探的交谈中汲取到的新力量感到惊讶。无论如何，事情并没有在她身边徘徊不去，而是抛下了她，就像……就像老鼠逃离沉船一样。
可恶的臆想画面又出现了，她想，一面走向卧室，想看看她垂死的丈夫是否醒了。
他还没醒。不过，头天晚上从“红宝石”回家后，他喝了一瓶白兰地，看了几部卡式影片，所以她对他仍在打鼾并不感到惊讶。她回到楼下，给姜戈套上狗绳，出门去进行长距离的散步。
终于到了星期五下午。
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伊拉斯谟的研究进展缓慢：在提交该书完整的第一稿前的几周时间里，高度的专注至关重要，但她做不到。在进行了一系列徒劳无功的尝试之后，她决定休息几天。与冒名顶替者会面之后，她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足够了。
罗伯特整天都待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看老电影，更确切地说，是看他导演和制作的电影，总计约五十部——这一事实构成了一种干扰。如果姜戈正值盛年，她还可以带着它在外面盘桓半日，但毕竟这可怜的狗很可能就像它的主人一样行将离世，而且每年此时的天气也可预料得到：雨霖霖，风飒飒，阴沉沉。
她和罗伯特几乎不怎么说话，汤姆当然是房间里的大象——两人都心知肚明，却都避而不谈。这种不交流的状态本应让她心烦意乱，但由于某种原因，她并不觉得困扰。他对其父亲身份和其毫无价值的精子的意外揭露改变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它改变了他们关系中的一个核心支柱。但是她不想与他讨论这件事，现在不行，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不行。也许之后可以，在她仔细端详过那个自称是汤姆·本德勒的人的面相之后。虽然连这一点她也不确定：也许沉默已成定局。
她曾考虑给玛丽亚·罗森伯格打电话，要求周四的预约，但最终决定不这么做。最好这也推迟。她在书架上发现了几本没读过的由一个名叫小亨利·摩尔的作家写的犯罪小说，于是躺在书房沙发的毛毯下，花了几个小时去阅读，想让自己对故事情节产生兴趣，可她越是读下去，就越觉得兴味索然。
除非她再也无法理解人们的动机和意图。若是那样的话，她想，那情况与她目前所生活的世界便如出一辙。
不过，星期五还是到来了。
诡计咖啡馆中的人比上次要多出不少。两大拨人，一拨是日本人，另一拨来历不明，把咖啡馆塞得几乎水泄不通，但在远端的一个角落里，那个假汤姆·本德勒正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上次来的时候，她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另外三个男人身上，所以很难准确地记住他长什么样，但是当她看到他的时候，她毫不怀疑那就是他。
他站起身来，向她走去。他们默默地握了握手，在桌旁相向而坐。
他身材瘦削，身高超过了平均水平。头发略长，深褐色，眼睛灰绿色，五官端正。在V领蓝色套衫下穿了件白衬衫。神情略显憔悴，也许显得有些可怜，但看上去相当不错。她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不禁想到，汤姆可能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
可能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他没有在二十二年零四个月前告别人世的话。
“很高兴见到你，朱迪思·本德勒。”他开口说道。
“但愿我也能这么说。”她回答。
他笑了，“你想吃点什么吗？”
她摇摇头。桌子上有两只玻璃杯和一壶水。他没再追问，倒了些水出来，同时向一个给那拨日本人端了一堆盘子过来的服务员打了个招呼。是的，当然，他跟所有在这里打工的人都曾是同事。主场，就像她曾说过的那样。
“你看上去比我想象的要年轻。”
一种恭维。她对此未加理会。相反，她发出一声轻蔑的叹息，用一种她希望是不带感情的、漠然的目光盯着他。她双手交叉地放在面前的桌子上。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礼貌的寒暄。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一件事，你不是你说的那个人。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从你半夜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知道。”
他没有回答，只是喝了点水，又露出笑容。
“我好几次都想报警，但是没有。我希望你有些理智，不要再做同样的事了。我丈夫和我都不喜欢你的行为，坦白地说，我们不明白你在玩什么把戏。你在电话里不是特别坦率，所以现在我想要一个开诚布公的解释。你还要承诺，将停止这种愚蠢行径。若非如此，那么，你必将自食其果。”
她向后靠去。就这样。这就是她要对他说的一切，她几乎是一口气说完的。
他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她，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但仍然显得很开心，或者至少是毫不担忧。
“你为什么这么消极？”他说，“我记得你不是那样的人。”
“你不记得我，别说了。”
“我当然记得，就像你记得我一样。”
“难道你没有意识到，我要证明你在撒谎是多么简单吗？”
“继续说。别客气。”
他怎么能如此自信？她想。就好像他手里捏着什么王牌，随时都可以打出来似的。
“我可以问一些你无法回答的问题。但真正的汤姆就回答得了。你真的不明白吗？”
“说下去，”他又说，“我并没有阻止你。顺便问一下，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吗？”
“最后一次……？”
但是她说不出话来。
“那天晚上，在厨房里。我是有点亢奋，但你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你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酒杯，穿着件性感得要命的短裙，黑底上带小红点。你还留着它吗？”
四
新西兰，皇后镇，1994—1995年
这个农场叫作“应许之地”，丹尼尔·弗里蒙特完全是出于偶然才来到这里的。
也许是命运使然，他真的很想相信命运，但到目前为止，他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有如此规模宏大的东西存在。至少没有什么仁善之事以如此宏大的规模出现。他生活中的大部分都是一团糟，尤其是最近二十五年。既然他还不到四十岁，那就有理由推测，他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堆臭狗屎。
但九月初发生在奥克兰的事情绝对是他人生的最低点。丹尼尔和一个来自汤加的白痴合伙抢劫了一辆运钞车。他们抢到了一小袋钞票，可就在他们打开袋子的一刹那，钞票变得毫无价值，因为这一举动触发了防盗的墨水标签，那个汤加白痴还开枪打死了运钞车司机。丹尼尔甚至不知道他还携带着武器，几小时后，当那个司机，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四十岁父亲在医院去世时，他俩都因谋杀罪被通缉。据丹尼尔所知，那个汤加人设法登上了一艘该死的货船，渡海回到了他那该死的小岛上。在那里，他躲藏在自己那有一百八十口人的家中，他们看起来都一模一样，没有一个人有任何身份证件。再说警察根本不知道这两个强盗中是谁执有凶器。
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丹尼尔已经转入地下，只是不在汤加。他凭借各种手段，常常是在黑暗的掩护下，一路南行。南下到惠灵顿，最后到达南岛。他任由自己的头发长长，偷了一副眼镜，并且不再刮胡子。当他于十一月中旬到达皇后镇时，看上去与护照照片上的人已判若两人。在奥克兰那起臭名昭著的抢劫案发生一周后的一个晚上，他在一处露营地的边缘放火烧掉了护照。
他在皇后镇待了两个月，一直待到新年，在酒吧、背包客旅馆和自助洗衣店打工，确实挣了点钱。但是，有天晚上，他和一位德国游客起了争执，那名游客指控他偷了自己的钱包，而这纯属捏造，于是丹尼尔决定，是时候离开这座城市了。一天清晨，一个来自格林诺奇的养羊人让他搭了个便车，他们沿着瓦卡蒂普湖向北蜿蜒而行，几个小时后，车胎被扎破了。那位车夫的双手堪称灵巧，只是动作相当缓慢，在他换轮胎的时候，丹尼尔趁机在四周看了看，于是他在那里找到了新的落脚点。
他向养羊人道别，背起背包，沿着条狭窄的小路朝着那块快要散架的指示牌所指的方向走去。
应许之地
欢迎新真理的探寻者们
第一印象很让人遗憾，即使对丹尼尔这样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他不是沿着主路往山上爬了近两公里的话，他可能已经转身离开了。
主建筑似乎是个类似于谷仓的大棚屋，涂着六种不同的颜色，大部分都剥落了。在周围辽阔的沼泽草原上，分布着大约三十辆大篷车和帐篷。几栋用各种板材和瓦楞板拼凑起来的小屋挤挤挨挨地坐落在一块树木稀疏的地带，在这些初级住所的里面和周围，有几头脏兮兮的奶牛、几匹骨瘦如柴的马、一大群甚是肥硕的美利奴绵羊和一小群孩童。那些看起来像是五岁到十岁的孩子，跟奶牛一样脏，这可能是由于他们试图在更适合高速公路或土豆的地面上踢足球的缘故。色彩斑斓的谷仓的弯曲走廊上有把摇椅，上面坐着个大块头，他约莫是个男人，戴着顶夸张的草帽，穿着长衫和人字拖，正在一个看上去大得出奇的物什上作画。
也许我竟来对了地方，丹尼尔想。
两个小时后，他被安置在一辆没有轮子的小篷车里，但上边有顶，四壁还算完好无损，地板也没有在脚下塌陷。那里有三张床位，一张空着，一张被脏衣服、旧瓶子和废垃圾占据着，第三张上躺着个人，在一堆毯子下打着鼾。下午三点左右，这人醒了过来，咳了一会儿痰，然后问他能不能给他喝杯咖啡和一升水。
丹尼尔心想，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比这个室友更邋遢的人了，就在此时，另一个想法袭上他的心头：几年之后，我就会变成这家伙的样子。如果我不小心行事，到头来就会落得个同他一样的下场。
他设法满足了那人的要求，五分钟后，他们各自端着一杯咖啡坐在那里，面面相觑。
“如果你要留在这里，你最好告诉我你的名字，”那人说，“不说也没关系。”
“丹尼尔·利普肯斯。”
这个姓氏是他从七年级时的一位漂亮老师那里借来的，自从奥克兰的那事之后，他就一直在使用这个姓氏。
“汤姆·本德勒。”
他们握了握手。
“你口袋里不会碰巧有适合吸的东西吧？”
问话的是汤姆·本德勒。丹尼尔摇了摇头。
“现在没有，我尽量不去碰它。”
“你来错地方了。”
“我对此并不执着。”
“那么你来对地方了。你是哪儿人？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觉得能听出你的口音。”
“我是在马尔达姆出生的，十年没回家了。”
汤姆·本德勒突然大笑起来，那笑很快转变为长时间的咳嗽。“你知道吗？”当咳嗽平息下来时，他说，“我是在阿拉茨出生的。我们是同胞，看在他妈的上帝分儿上。”
“看来是这样。”丹尼尔说。
“而现在，我俩都坐在世界另一端的同一辆豪华大篷车里。天上一定有人喜欢我们。”
“你来这儿多久了？”丹尼尔问。
汤姆·本德勒皱着眉头思考着这个问题。“二十多年了，我得说，抽烟让我脑子变迟钝了，但我认为这是种合理的估计。是的，至少二十年。但现在你得原谅我，我要出去小便。”
“当然啦，”丹尼尔说，“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就吱一声。”
他的回答又引起一阵大笑和继之而来的一阵咳嗽。可怜的家伙，丹尼尔想。不过我要在这儿住上几天，看看事情会如何进展。
事情的进展尚可。“应许之地”虽然有些名不副实，但已经足够好了。大约有六十人住在那里，约五十个大人和十个孩子。这个公社——他们是这么称呼它的——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一个痴情的牧师和他的两个妻子在一个小范围内建立起来的。牧师和其中的一个妻子已经死了，但是第二个妻子，一个被人称作“圣夫人”的五十多岁的神秘女人，还在那里。她欢欢喜喜地再嫁给了应许之地的现任领导人布鲁图斯·霍奇基斯博士，也就是丹尼尔到达时在走廊的摇椅上看到的那个人。博士以前是一位化学家，他和几个助手在大谷仓的一个特殊的房间里调制毒品，这些东西在皇后镇以可观的利润售出，那里对这东西的需求很大，尤其是在夏季。在“应许之地”还有其他可以从事的职业活动。有些人在附近几个牧场帮忙照看马匹，这些牧场离北边的格林诺奇更近些，但大多数人都在公社内部干着不同种类的工作。做饭，放羊，种土豆、蔬菜和大麻，翻修有倒塌危险的房屋，等等。在某些早晨，学龄儿童会被送上巴士，前往位于格林诺奇的学校，不过丹尼尔来到这里时，正值学校放假，而且不管怎样，很难说孩子们在所谓的文明世界里是否学到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在霍奇基斯博士和圣夫人的带领下，这里的人每个星期召开一次例会，或者至少一个月召开几次，地点在被称作“彩虹”的谷仓。首先，大家齐声合唱“我们要克服困难”，然后博士进行布道，然后大家讨论有关公社利益的问题。它的高潮是享用一顿丰盛的大餐，伴以源源不断的自酿葡萄酒。这样的聚会通常会持续到黎明，第二天是安息日，严禁工作。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会参加例会。通常有约三分之一的人不出席——不一定是相同的三分之一的人，也不一定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但通常与疾病和毒品有关。不出席被无条件地接受下来。“应许之地”是一个自由共和国，在这里，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尽其所能，却足以使它令人满意地发挥作用。它已经存在了将近十五年，据丹尼尔所知，当局已经停止了干涉，如果当局确曾在处于内地的此处进行过干涉的话。他们谁也不打扰，当局也就不来找他们的麻烦了。
他继续和汤姆·本德勒住在篷车里。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不仅来自同一个国家，而且年龄相仿，岁数只差七个月。他们两人都不是特别喜欢交际，可以一连几天彼此几乎一句话也不说，这样的安排对他俩都再合适不过了。毕竟，这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胡说八道了。
尽管如此，一天晚上，当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背靠篷车车壁坐着，每人手里都拿了瓶啤酒，丹尼尔确实问了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因为什么事而被警察通缉过？”
“没有的事，”汤姆回答，“在我最终来到这个国家之前是的，但那是规……规……它到底叫什么来着？”
“规定？”丹尼尔建言道。
“就是这样。它是一段地狱般漫长的时间，所以它绝对是……那个。”
“我明白。”丹尼尔说。
他们静静地坐了半个多小时，喝啤酒，抽烟，看太阳落下山去。
“关于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我有个疯狂的故事可讲。”汤姆说，“还有啤酒吗？”
“我去看看。”丹尼尔说，几分钟后拿了六瓶回来，“什么样的故事？”
汤姆·本德勒叹了口气，“我受不了说那些个废话。也许改天吧。”
“好吧。”丹尼尔·弗里蒙特说。
他们各自又喝了三瓶啤酒，爬进篷车，上床睡觉。
但一周后，也有可能是两周后，丹尼尔又旧话重提。
“你的故事是怎样的？”
“狗屎，”汤姆·本德勒说，“但既然你这么感兴趣。”
于是他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正如他所说的，这是个疯狂的故事；事实上，丹尼尔花了三个晚上，也许是四个晚上，才听完了整个故事。如果汤姆·本德勒不像他本人这样是一个糟糕透顶、吸食大麻的游手好闲的人，他的话就有可能让人无法相信，但他的朋友竟有精力或能力去编造这样一个令人作呕的故事，这怎么说似乎都是极不可能的。
“二十年前？”他问。
“今年是哪一年？”
“一九九五年。”
汤姆默默地心算了一下，“那就是二十二年了。”
“真见鬼，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丹尼尔叫道，“你不打算回去吗？”
“不该这么想。”汤姆·本德勒说，一边打了个嗝。
几个星期后，丹尼尔在搜寻篷车水槽下面的杂物时，发现了一个帆布包。它用一根蓝色尼龙绳纵横交错地绑在一起。在与自己的良知斗争了几秒钟后，他决定看看里面的内容。
里面原来是护照和身份证。护照是1972年由阿拉茨的警察当局签发，身份证则是十三年后由新西兰基督城的一家邮局签发。当时十六岁的汤姆·伦纳德·本德勒的护照照片让他大吃一惊。
这可能是他自己的学生照。
同样的头发，同样的窄鼻子，同样的嘴巴。同样不堪一击的下颏，以及瞳距很小的苍白眼睛里的阴沉表情。
天哪，丹尼尔·弗里蒙特·利普肯斯心想，与此同时，他又想到了另一件事，与命运有关。他来到这个荒芜的鬼农场，也许并非出于偶然，也许是命运使然。
一个更深层次的目标和一个指向未来几年发展方向的指针。
为什么不呢？他接管了护照和身份证，把尼龙绳系回原样，把帆布包放回到水槽下面。当天晚上，他开始制订一项计划。
第一步是让汤姆·本德勒告诉他更多的事情。让他说出更多的细节，尤其是关于在阿拉茨的最后一晚；显然，这并不容易，但凭借智慧和耐心，一个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走得很远。这是他一生中可能一直没有领悟到的真理，但现在是拥抱和利用它的时候了。
第二步是向北走。如果你发现自己身处新西兰南岛的最南端，那就没有太多的方向可供选择。
八月中旬，他离开了“应许之地”和皇后镇。他留下的东西中有几公斤旧内衣和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严格说来，包括弗里蒙特和利普肯斯。当然还有丹尼尔。从现在起，他的名字就叫汤姆·伦纳德·本德勒。他脖子上挂着个用皮绳吊着的分量很轻的小包，里面装着的一本护照和一张身份证可用以证实这一点。
五天后，他来到惠灵顿的大使馆，一位官员解释说，他们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签发完整的护照，只能签发所谓的临时护照。它的有效期为三个月，但当他回到祖国时，要弄到一份更好的文件不会有什么困难。
他们只能尽力做到这一点，考虑到他的母亲即将去世，这当然是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第二天他拿到了新护照，一个星期后，在霍奇基斯博士实验室产品的销售收入的帮助下，再加上一只从一个美国人的口袋里偷来的类似的美国钱夹里的内容，他得以购买了一张从奥克兰出发经新加坡至马尔达姆郊外的谢沙芬国际机场的单程机票。命运之神在向他微笑，就像个乌兹别克地毯商人那样。
出发前几天，他打了个电话。
五
马尔达姆，1995年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一切怎么才说得通？”
“嗯。”
“这就是你的回答吗？嗯？”
她盯着丈夫，竭力保持平静。罗伯特看上去一点也不平静：她得到的印象是，他恨不得自己已经去了阴曹地府。要是那样的话，她会同情他，但这是她无法体会的感觉。在他摆脱这种尘世的纠缠之前，还需要披露某件事情。
你看，又出现了另一种可恶的臆想画面，不请自来。她想起了海浪和泡沫。被称为死亡的着陆跑道。明智地选择你的战斗。
这天晚上爆发了一场战斗。姜戈站在他们中间，像个失败的调停者一样发出呜咽声。罗伯特默不作声，他知道自己会一败涂地，或者已经一败涂地了。这场决定性的战斗实际上发生在二十二年前，但直到现在，战场的硝烟才稀薄到足以让他们看得清楚。
让她看得清楚。
但这正是她无法做到的。她只能看到红色，这就是为什么那只狗会夹着尾巴离开房间和它为自己指定的外交角色——因为她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跟丈夫说话。就像……就像一只饥饿难耐的大花猫和一只毫无防御能力的小老鼠之间的对抗，这只老鼠已经完全失去了与汉弗莱·鲍嘉的相似之处，或许这种相似之处根本就不存在。
“罗伯特，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告诉我那个冒名顶替者怎么会知道我那天晚上穿的是什么衣服！”
罗伯特没有回应。
“他怎么能记得在我捅汤姆之前他想做的事！我现在就想知道答案，不要再他妈的‘嗯’了！”
“冷静！”
“不，我不会冷静的。有两个人知道这些事情。就是现在坐在这个房间里的两个人，是已经有了二十二年的约定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没有闭上嘴，而那不是我。”
罗伯特的脸上现出一副痛苦的表情，好像他的病给他孱弱身体的某个部位奉上了一阵剧痛，又好像他想假装出一阵剧痛——她无法确定是哪一种。
“我一直闭着嘴。”
她不说话了。墙上的旧摆钟开始敲响七下，她让那声音渐渐消失。他似乎还有更多的话要说。现在他会说，又出现了一种复杂情况，她想，心里充满了一种似曾相识的冷漠、压抑的感觉。她紧握双手，闭上眼睛，试图把这种感觉推开，但没有成功。
“有一个……我该怎么说呢？”
她给他时间去字斟句酌。
“另一个因素。”
“一个因素？”
“是的，”他清了清嗓子，“恐怕我把你蒙在鼓里了，朱迪思，但我……”
“什么？”
“但我相信我做的是对的。从两个方面看。”
“什么他妈的方面？”
“从汤姆那一方面，还有从你那一方面。”
她等待着。在她的潜意识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搅动着，那是最微弱的暗示。
“那天晚上，事情不是我说的那样。我没有把汤姆埋在森林里。他……”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那一暗示变得确定无疑。“……他没有死在车里。他还在呼吸，还活着。我不能就那么……你能理解吗？我不能就那么……结果他。”
他陷入了沉默。她伸手去拿水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她举起杯子喝了两大口，并不在意洒在桌上的一串水滴。
“你能理解吗？”
“说下去。”
罗伯特盯着她，目光空洞。
“你还记得埃里克·夏皮罗吗？”
“你的老同学？那个医生？”
“是的。我去了他家，我们达成了一个……那个，我们达成了协议。”
“你们达成了协议？”
“是的。我们带汤姆去了埃里克的诊所，他救了他的命。我不能说得太详细，但一个月后，汤姆坐上了飞往新西兰的飞机。我买了一张去奥克兰的单程票。他满口答应了；他口袋里有了些钱，不得不答应再也不回来了。很抱歉，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不会请求宽恕，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得到宽恕。”
她停顿了一下，想了想，然后说：“因为你不配。”
“因为我不配。我累了，我得去躺一躺。如果你想让我搬出去，你可以在早上告诉我。”
“你一定花了不少钱吧。”
“是的，花了我不少钱。”
“你把汤姆打发走之后，他没跟你联系过吗？”
“从来没有。”
“你们没有考虑过让我参与你们的计划，你和夏皮罗医生？”
“是的。但这与他无关。是我决定把你排除在外的。正如我所说的——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
“你怎么能认为这他妈是正确的做法？”
罗伯特摇了摇头，带着一种真正接近生命终点的神情，“我不知道。我错了，然后，很快，纠正它已为时过晚。我已经让自己失了体面，编了个故事。告诉你我把他埋了……我很抱歉。”
“我才不管你抱不抱歉呢。我要在今晚想清楚此事。你毁掉了很多东西，我郑重声明。”
“我知道，”罗伯特说着站了起来，两腿在发抖，“相信我，我知道。”
但她还没说完。
“还有一件事。第一通电话之后，你说我是在胡思乱想。你不可能真这么以为吧？”
“是的，也许我不。”
“你是个大骗子。”
“我一生都在和演员打交道。”
说完，他怀着痛苦跌跌撞撞地走出房间，远离已经燃尽的婚姻灰烬。
当她去客房睡觉时，已经十二点多了。她整个晚上都坐在飘窗里，面对着十一月的潮湿花园。她没有开灯，而是让黑暗包围着自己，从黑暗中，某种清晰的东西浮现了出来。这事非同寻常。她应该咒骂和发怒：最近发生的一切都威胁到了她的生存。不，那样说有些太客气了点——它把她的一生都从头至尾地捅穿了。
但枪伤是可以治愈的，生而为人的特征是，她能够适应新环境，在驴子或母鸡（举例）可能会适应不了的环境中。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罗伯特将不久于人世，但天知道她还会活多少年。她不能把一切都丢掉，或者让别人偷走它们。
对吧？她问自己。
是的，她回答。太对了。我要主宰自己的生活。
至于罗伯特的问题——你能理解吗？——她当然可以。她完全可以想象，那天晚上他不可能埋葬自己的儿子。难以置信的——也是不可原谅的——是他对她撒了谎。谎言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而是会增加。也许你可以对某人承认其在几天前、一个月前乃至六个月前所做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二十二年？不可能的。
对吧？她又问自己。
当然，她重申。
但未来也是如此。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她打算怎么办？
慢慢地，就像匍匐在十一月第一个寒冷夜晚的运河之上的冰那样，就像《狼的时刻》[5]中那飘摇不定的黎明时刻那样，一个计划开始形成——当她终于在客房里用毯子盖住自己（没有关灯，因为它就没开）时，她顺利地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唯一的解决方案。
丹尼尔·弗里蒙特在同罗伯特·本德勒（据说此人是他父亲）在车里待了大约十分钟后，开始改变计划。
他之前一直在考虑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额——也许是十万美元——作为交换，他保证再也不会出现在他们面前。但是这个老人被判了死刑——任谁都看得出来，他在这个苦难的尘世上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当丹尼尔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也逐渐明白过来，他可能争取更多的钱，相当多的钱。
也就是说，如果他出对牌的话。罗伯特·本德勒和朱迪思·本德勒生活富裕，这一点毫无疑问。也许他们并不真的富裕，但如果汤姆在“应许之地”的篷车里所说的是真的——为什么不应该是真的呢？——他们没有其他孩子。除非丹尼尔大错特错了，否则这就意味着即将会有一笔遗产。而且还是一笔可观的遗产。想一想那一天，大概用不了多久，罗伯特·本德勒就会告别人世。他的妻子显然会得到一半财产，但毫无疑问，另一半必得传给儿子吧？他在国外待了数年之后，恰逢其时地回国了。在篷车里提到的是多少年？二十年？还略多些，如果丹尼尔没记错的话。
很难说这个像老鼠一样瘫坐在方向盘后面的小个子男人究竟有多少钱。但到手的肯定会超过十万，有更他妈好的前景可期。
出对牌，就是这样。他非常自信，他已经使朱迪思·本德勒相信了他是她的儿子，尽管是收养的。剩下的就是让这个老朽的怪老头也这么想。
这应该不成问题。
“我已经很久没来阿拉茨了。”他说。
“我想是二十二年吧。”罗伯特答道。
“哈哈，没错。无论如何，能回来真好。”
“我们走着瞧，”罗伯特低声说，“阿拉茨就是个垃圾场。”
“也许吧，”丹尼尔表示同意，“但如果你是在那里长大的，它就很特别了。”
“虽然你的成长过程没什么可大声宣扬的，对吗？”
“那倒是真的，”丹尼尔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你很幸运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是说，把我送到新西兰去。”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他似乎不太喜欢聊天，丹尼尔想。我只希望他不要在方向盘后面睡着了，或者呼出他的最后一口气。
他们已经上了高速公路，前面还有两个小时的车程。他应该主动提出由他来开车吗？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决定，最安全的做法还是保持原样。他没有驾照；当然，在地球那边，他偷过车，也开过车，但如果遇到警察检查，就可能会惹来麻烦。尽管他的计划远未最终敲定，但麻烦是必须避免的，即使是美利奴羊也能领会这一点。
他靠在椅背上，心想，如果那老家伙不愿说话，他也不妨闭嘴。他要躺下来，考虑今天和将来要采取什么策略。以及他将如何处理很快就会拥有的全部钱财，当这老家伙翘辫子时。
也许是环游世界？在西印度群岛买栋房子？拉斯维加斯？
可喜的想法。值得咀嚼玩味，若是闭上眼睛想甚至会更加惬意，他想。不如睡一会儿，如果那老家伙突然变得健谈起来，他就得把我叫醒。
拉斯维加斯，他想。绿色的轮盘赌桌，周围美女环绕。他的阿玛尼西装口袋里装满了筹码和现金。他手拿一杯酒，嘴叼一支细长的雪茄。好吧，我会……
老人说的什么话把他吵醒了。
“嗯，是的，”他说着，把座位竖起来，“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你一定是在做梦。总之在打鼾。”
“哦，我很抱歉。我们到哪儿啦？”
他环顾四周。他们在一条纵贯荒芜乡村的狭窄小路上。没有建筑物，只有丑陋、低矮的松树林。这肯定不是通往阿拉茨的路吧？
“我想我们得绕点道，”罗伯特·本德勒说，“你不反对吧？”
“绕道？”丹尼尔说，“为什么？去哪儿？”
“柯兰采石场。你上次去那儿的时候很喜欢那儿。”
“哦……是吗？”
他应该记得还是不应该记得这一点？那老家伙是在虚张声势吗？这是个测试吗？最保险的是根本不回答。
“是的，你当时不可能超过七八岁。你可能根本不记得了。我们去郊游，你、我和你母亲。”
“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得看看什么时候能到那儿。有多远？”
“只要几分钟。你知道，它已经被废弃了。当时也没在用。地上有个该死的大坑洞，五十米深……有点像大峡谷，你知不知道大峡谷？”
“我当然知道，”丹尼尔说，“它离拉斯维加斯很近。”
罗伯特·本德勒没有回答。他继续开车向前，微微弓着背，趴在方向盘上。突然，他们面前的景色豁然开朗。正前方是一个火山口，宽达数百米，深得惊人。事实上，它正如他所说的：一个该死的大坑洞。
“天啊，”丹尼尔说，“这附近凿下过石头。”
“没错。它经营了一百年，直到不再盈利。”
丹尼尔点点头。他们正以某种速度接近采石场，他的印象是，那老家伙可能一直在加速，而不是刹车，然后渐渐停下来。
“别靠得太近。我们应该下车去看看吗？”
“不。我们要飞上一小会儿。你准备好了，是吗？”
说时迟，那时快，还未等丹尼尔·弗里蒙特明白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们离采石场的边缘就已经只剩十五到二十米了。罗伯特·本德勒一直把油门踩到底，从飞转的轮胎下飞出大片的碎石，而他的乘客则徒劳地试图抢夺方向盘。他们就像是从大炮里发射出来的一样，笔直地向前飞去，冲入虚空之中。
“我不是汤姆·本德勒，”丹尼尔尖叫道，“我是别人。”
“别人？现在你告诉我？”罗伯特·本德勒此刻还有时间说话，随即，他们撞向地面，石头、碎玻璃、金属、燃烧的汽油和人的肢体随之炸开。那是一条叫作死亡的着陆跑道。
海边的僧侣还站在同一个地方。
转过身去，也许这样他就不必看了。也许他所观察的海洋还淹没了昏暗的咨询室里的声音。这就是玛丽亚·罗森伯格选择这幅画时的想法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她们一如既往地喝着茶。治疗师伤到了手，于是朱迪思帮着把茶端了过来。那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是她们在葬礼后的第一次见面。
“你一定很难受。你丈夫和你失踪的儿子……两人同时故去。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他们达成了交易。一定是那样的。”
“交易？什么样的交易？”
朱迪思看着那僧侣，“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开车走了。”
“可是开车的是你丈夫呀？”
“是的。车和尸体已经所剩无几了……但是的，至少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没有打滑的痕迹吗？对不起……我一直在看报纸。”
朱迪思喝了口茶，“没有，他一定是故意那样做的。”
“他同时取走了他本人和你儿子的性命？”
“显而易见。”
“你想谈谈吗？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留着以后再说。”
她摇摇头，“不，我不想留着以后说。我想……我认为我想把此事处理完，然后继续向前。”
“那就好。对你来说，能够有所期待是很重要的。”
“谢谢你，至少我在努力。”
“你晚上睡得着吗？”
“就那样吧。”
“你吃得好吗？”
“不多，但足够了。”
“那就好。你最近经历了很多事情，能够专注于简单的日常事务是很重要的。休息一下。你是想让我来问你一两个问题，还是更愿意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
治疗师冲她亲切地微笑着。
“欢迎提问。”
“好吧。罗伯特走了，你儿子出现后又失踪了，这两件事哪个更让人难以忍受？你能把它们分开吗？”
朱迪思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
“说到底，是罗伯特走了。”
“你确定？”
“是的，尽管我知道他快要死了。当我试着去想汤姆时，我只是感到困惑……他来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个骗子。我很肯定他已经死了。可突然间，他……正常死亡了。有时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在做梦。然后……”
“怎样？”
“然后，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这很困难。罗伯特为什么要那么做。我永远也不得而知了。”
玛丽亚·罗森伯格点了点头。
“很可能不，但你一直在问自己？”
“或多或少吧。”
“还不到一个月呢。有一种处理没有答案的问题的老办法。”
“办法？”
“是的。别再问……那些问题。”
她又笑了。陷入沉思的朱迪思又喝了口茶。
“你在想什么？”
“罗伯特从未同意宣布他的死亡。在那一点上他是对的。二十二年后，汤姆回家了，然后……”
“……被宣告了死亡。”治疗师填补了沉默，“你知道，朱迪思，这个房间里讨论过许多事情——我坐在这里倾听了四十多年——但是你的故事几乎无人能及。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我很高兴看到你应对得这么好。”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治疗师，这让事情变得容易了些。”
“谢谢你。可是你打算住在那所房子里吗？”
“我想是的。”
“别匆匆忙忙地做任何事。那只狗怎样了？”
“它老了，但我希望它还能活上一两年。”
“太好了。你怎么过圣诞节？”
“我收到了一些邀请，但我想我还是待在家里吧。”
“你不怕孤独吗？”
“不怕。我还有个很大的编辑工程要完成。”
“当然。要编辑的这个是什么？伊拉斯谟吗？”
“是的。”
“那么，好啊。至于我，我要去参加庆祝活动，但我将在新年回来。我们是不是该预约一下，在一月初再做一次咨询？”
朱迪思又看了看那个僧侣，他神秘的身形和绝对的正直。
“不啦，谢谢你。我想我们应该中断一阵子。请别误会我的意思，不过我想看看自己能不能行。”
玛丽亚·罗森伯格的额头上出现了皱纹，但很快就变得平坦了。
“我亲爱的朋友，这听起来绝对是个好主意。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如果你想喝杯茶，就跟我联系。”
“我保证。”朱迪思·本德勒说。
六
新西兰，瓦纳卡，1996年
治疗中心坐落在一座小山的一侧，可以俯瞰罗伊湾，这是他进的第三所治疗中心。
之前的两所都在北岛，一所在奥克兰郊区，另一所在黑斯廷斯。它们都未起到作用，他自个儿离开了一所，然后被扔出了另一所。但它们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至少在他最终来到皇后镇的十年前。
第三个地方叫“我兄弟姐妹的守护者”，有点像圣经中的名字，他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遇到了一位天使。大家叫她娜拉，一天早晨，当他在皇后镇的医院里睁开眼睛时，她正坐在他的床边。他起先以为自己已经死了，由于程序上的错误，被送到了天堂，但接着他突然感到一阵灼心的刺痛，于是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不管在天堂，在我主的身边会发生什么，心痛都不会包括在其中。
他还不清楚自己是怎么住进医院的。他什么也不记得了，但一定是有人在“应许之地”附近的一条水沟里发现了他。当他最终恢复知觉时，一位留胡子的医生告诉他，如果他不立即戒掉所有形式的毒品，包括酒精，那么他将在六个月内死去。
留胡子的医生没有提到，他会在哪个关节点上与天使失之交臂，但他自己算出来了。
他一定在医院里至少待了一个星期，尽可能地接受了戒毒和护理，很快就要出院了——但后来有一天，她就坐在那里。天使娜拉·珀金斯。她大约二十五岁，一头微微卷曲的金发，肤如凝脂，让人联想到杏仁糖和瓷器。眼睛蓝得像薰衣草一样。
当她张开红如玫瑰的嘴唇时，她说的第一件事是：“我来帮你找条狭窄的小路。你在阳关大道上走得太久了。”
他想回答，但只能发出一声悲哀的喘息。她递给他一杯水，当她的手指拂过他的手指时，他几乎要晕厥了，但还是恢复了知觉。
“我们在瓦纳卡有个家，我被派来接你。”
他猛吸了一口水，然后说：“我是个坏人。”
她笑了，“通过信仰，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由你决定。”
他想了一秒钟。
“我来。”
“哈利路亚。”天使说。
那是在二月。现在是十一月，他在“我兄弟姐妹的守护者”这里已经住了六个多月，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个新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卑微的信徒。
二十五年来第一次没有吸毒。正如娜拉·珀金斯所承诺的那样，她救了他的命。他知道，如果她是一个六十三岁的大胖子，瘸着腿，面颊上长着颗有毛的疣子，而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去瓦纳卡。但是上帝却以神秘的方式行动着，即使他在见到她的那一刻就爱上了她，他还是得到了解脱。她是上帝的工具，而你不能和天使打情骂俏。
治疗中心真的是一个家。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这是他的第一个家。在每周举行三次的会议上，他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心怀诚实与悔悟，说出他所能记得的一切。住在这里的其他成员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糟，但这是继续前行的方式。这条狭窄的小路没有捷径，唯一能获得原谅和重生的方法就是敞开自己的心扉。
他真想在那俯瞰罗伊湾的绿色山坡上度过余生，但那是不可能的。他知道他必须冒险到外面的世界去，也许还要为福音作见证，于是在一天晚上，他和娜拉本人谈了谈他应该去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
尤其是他应该去哪里。她对他的背景已耳熟能详——除了某次刺伤，他为了涉及其中的所有人的缘故而隐瞒了它——于是她提出了一个试探性的建议。
“你觉得回去会怎样？”
“我不知道，”他诚实地回答，“但我怀疑，只有一个办法能找到答案。”
“随自己的心意去吧，”娜拉·珀金斯指导他说，“因为上帝住在你心里，他必不叫你失望。”
他点点头，于是就这样决定了。
“你得先联系一下，看看情况怎么样。”娜拉说。有些时候，她说出的话听起来跟别人一样，不大像天使。
“你能帮我找到电话号码吗？”他问，“我能借用一下电话吗，也就是说？”
她点了点头。没问题。在“我兄弟姐妹的守护者”治疗中心，通常不存在任何问题。
他在九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打了电话，没有考虑到时差问题。电话线上有轻微的杂音，就像在卵石滩上破碎的海浪。
“喂？”
“朱迪思·本德勒吗？”
“是的。”
“我是汤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