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识
在《哥达学报》（Gothaische Gelehrte Zeitungen）第12期（1784年2月11日出刊）底《简讯》中有一节提到：宫廷牧师长苏尔泽（Schulze）正致力于以通俗的文笔改写康德底《纯粹理性批判》，使它能为大众所理解。在同一节底另一处则出现以下的文字：“康德教授先生所喜爱的一个理念是：人类之终极目的是达到最完美的宪章；而且他期望：一位哲学的历史学家愿意着手从这项观点为我们提供一部人类史，并且揭示，人在不同的时代已接近或离开这个终极目的到什么地步？再者，为达到这项目的，还有什么事要做？”正如康德在本文标题底注解中所提到，他是特地针对这段文字所提出的问题而撰写本文。本文最初发表于《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第4卷第11期（1784年11月出刊）。本译文系根据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底《康德全集》译出（第8册，页15—31）。
“普遍历史”即是allgemeine Geschichte，亦可写作Universalhistorie,Universalgeschichte或historia universalis。此词可上溯至十四世纪初，后来逐渐与“世界史”（Weltgeschichte/Welthistorie/historia mundi）一词混用，到十八世纪才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思想界流行。大体而言，“普遍历史”试图超越地域与时代之不同，将人类在地球上的各种活动当做一个整体来探讨。对康德而言，“普遍历史”有别于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历史研究，是要根据一个先天的理念来理解人类历史；它是一种“引导的学问”（Leitwissenschaft），可以统摄各种特殊的历史。关于此词底演变，请参阅Otto Brunner,Werner Conze&Reinhart Kosellek（Hg.）: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Stuttgart:Ernst Klett,1972）,Bd.2,S.686—691。
无论我们在形而上学方面为意志底自由形成怎样的一个概念，意志底现象（即人类底行为）正如其他一切自然事件一样，仍然按照普遍的自然法则而被决定。历史以记述这些现象为务，而无论这些现象底原因隐藏得多么深，历史仍可使人期望：当它在大体上考察人类意志底自由之活动时，它能发现这种自由底一个有规则的进程；而且在这种方式下，就个别主体看来是杂乱无章的事物，就人类全体而言，将可被认为其原始禀赋之一种虽然缓慢、但却不断前进的发展。因此，婚姻、随之而来的出生，以及死亡——在此，人底自由意志对它们有极大的影响——似乎不受制于任何规则，而根据这种规则我们才能靠计算事先决定它们的数目；但是各大国关于它们的年度报表却证明：它们系按照恒定的自然法则而发生，正如极不稳定的气候一样——我们虽然无法事先个别地决定气候之形成，但在大体上，气候却不会不将植物之生长、河川之流动，以及自然底其他安排维持在一个齐一的持续进程中。个别的人甚至整个民族都很少想到：当他们都按照各自的心意，而且往往相互掣肘地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时，他们不知不觉地朝着他们自己所不知道的自然目标，以之作为一项引导而前进，并且为促成这项目标而努力。即使他们知道了这项目标，他们也很少将它放在心上。
既然在大体上，人在其努力当中不仅是像动物那样，依本能行事，也不像有理性的世界公民那样，按照一个约定的计划行事，那么，他们似乎也不可能有任何合乎计划的历史（譬如像蜜蜂或海狸底历史）。当我们见到人在世界底大舞台上的所作所为，又尽管在个人身上有偶而闪现的智慧，但我们终究发现：在大体上，这一切均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往往由幼稚的恶意和毁灭欲交织而成之时，我们禁不住会有某种不满。在此，我们终究不明白：对于我们这个如此以其优越性自负的种属，我们该形成怎样的一个概念。在此，哲学家底唯一办法是：既然在大体上，他根本无法在人及其活动当中预设任何理性的个人目标，他便探讨他是能否在人类事务底这个荒谬的过程中发现一项自然目的——根据这项目的，不按个人计划行事的受造物却可能有一部合乎自然[78]底一项特定计划的历史。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会成功地发现这样一部历史之一条线索，然后任由自然去产生有能力依此线索撰写这部历史的人。自然便产生了一位开普勒[79]，他以一种出人意表的方式使行星底离心轨道依从于确定的法则。自然也产生了一位牛顿，他以一项普遍的自然原因去解释这些法则。
第一定律
一个受造物底所有自然禀赋均注定有朝一日会有完全且合乎目的的开展。在所有动物身上，外在及内在的剖析性观察均证实这点。在目的论的自然论中，一个不可使用的器官，一项达不到目的的安排是一种矛盾。因为如果我们放弃这项原理，我们便不再有一个合乎法则的自然界，而只有一个无目的地活动的自然界，而且无可指望的机运取代了理性底引导。
第二定律
在人（作为地球上唯一有理性的受造物）身上，为其理性之运用而设的自然禀赋只会在种属之中而非在个体之中得到完全的发展。一个受造物底理性是一种将其所有力量底运用之规则和目标扩展到远远超出自然本能之外的能力，而且不知它自己的规划有任何界限。但是这种理性本身并非依本能而作用，而是需要尝试、练习和教导，才能逐步由一个理解阶段进至另一个理解阶段。因此，每个人必须有无限长的生命，才能学得如何完全地运用其全部自然禀赋。否则，如果自然仅为他规定了短暂的寿命（像实际的情形那样），他便需要一个无法估量的世代系列，每个世代将其开化传给其他世代，以便最后将它在我们人类之中的根芽推进到完全合于自然底目标的发展阶段。而这个时刻，至少在人底理念中，必须是其努力底目标，否则自然禀赋多半得被视为徒劳且无目的的；这将取消一切实践原则，且因此使自然（其智慧通常在判断其他一切安排时必须充当原理）唯独在人身上有儿戏之嫌。
第三定律
自然指望人完全凭己力产生超乎其动物性存在底机械安排的一切东西，并且除了他自己不靠本能而凭自己的理性所获得的幸福或圆满性之外，不会分享任何其他的幸福或圆满性。这就是说，自然不做不必要的事，而且在运用手段以达到其目的时不会浪费。既然自然赋予人以理性和以此为基础的意志自由，这已明确表示了它对于人底配备所怀的目标。这就是说，人不应由本能来指导，或是由天生的知识来照管和教导；他反而应凭己力产生一切。其食物、衣物、对外的安全和防卫之发明（为此目的，自然既未赋予他以公牛底角，亦未赋予他以狮子底爪，更未赋予他以狗底牙，而是仅赋予他以双手）、一切能使生活愉快的佚乐，甚至其识见和明哲，乃至于其意志底良善，全都应当是他自己的产物。在此，自然似乎自得于其极度的节约，而且将其动物性配备估算得如此紧凑，正好够一种起码的生存之最高需求，就好像它指望人有朝一日从最野蛮的状态努力上升到最大的技巧、思考方式底最大圆满性，并且（在世间可能的情况之下）借此达到幸福时，完全单独拥有这份功劳，而且只消感谢他自己；仿佛自然着意于人底理性的自尊，更胜于一份福祉。因为在人类事务底这个过程中，有一大堆麻烦等着人。但是自然似乎完全不措意于人生活得安适，而是措意于他努力向上，以使他自己因其行为而有资格享有生命和福祉。在此始终令人惊讶的是：先前的世代似乎只是为了以后的世代而从事辛苦的工作，以便为他们准备好一个阶段，使他们能从这里将自然视为目标的建筑物建得更高；然而，唯有最后的世代才会有福分住在这座建筑物中，而他们的众多祖先虽曾为这座建筑物工作过（当然是无意地），本身却无法分享自己所准备的福分。然而，不论这点是多么难以理解，它同时却是必然的——只要我们假定：有一个动物底种属具有理性，而且就他们属于一概会死亡，而其种属却不会死亡的有理性者而言，仍可达到他们的禀赋之圆满发展。
第四定律
自然为促成全部自然禀赋之发展所使用的手段是这些禀赋在社会中的对抗，但系就这种对抗最后成为一种合乎法则的社会秩序之原因而言。这里所说的“对抗”，我是指人底非社会的社会性（ungesellige Geselligkeit）；也就是说，人进入社会的性癖（Hang），而这种性癖却与一种不断威胁要分裂这个社会的普遍抗拒连结在一起。这种禀赋显然存在于人性之中。人有一种结群的爱好（Neigung）；因为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他感觉到自己不只是人，也就是说，感觉到其自然禀赋底发展。但是他也具有一种离群（孤立）的强烈性癖；因为它在自己内部也发现想要全依己意摆布一切之非社会的特质，且因此到处都会遇到抗拒，正如他知道自己易于从他那方面抗拒他人一样。就是这种抗拒唤起人底所有力量，促使他去克服其怠惰底性癖，并且由于荣誉狂、支配欲或贪婪心之驱使，在他的同侪（他虽无法忍受他们，但也无法离开他们）当中为自己赢得一席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便形成由野蛮到文化的真正起步，而文化根本就存在于人底社会价值中。于是所有的才能逐渐得到发展，品味得到培养，甚且由于继续不断的启蒙，开始形成一种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能使道德辨别之粗糙的自然禀赋逐渐转变成确定的实践原则，且因而使一种受到感性逼迫的社会整合最后转变成一个道德的整体。从这种非社会性底特质产生抗拒，每个人在其自私的非分要求中必然会遇到这种抗拒。若无这种本身不太可爱的特质，所有的才能就会在一种田园式的牧羊生活里，在美满的和睦、满足和互爱当中永远隐藏在其胚芽里面：人就像他们所放牧的羊一样温驯，几乎不会为其存在赢得一份较其牲畜所拥有者更大的价值；他们不会填补造化在其目的（即有理性者）方面的空缺。因此，为了龃龉，为了因嫉妒而竞争的虚荣，为了无法满足的占有欲甚或支配欲，让我们感谢自然吧！若非这些东西，人底所有优越的自然禀赋将永远潜伏而不得发展。人想要和睦；但是自然更明白什么东西对其种属有好处：它想要纷争。人想要舒适而满意的生活；但是自然却指望他脱离懒散和无所事事的满足，投入工作和辛劳之中，以便在另一方面也找出办法，再度聪明地脱离工作和辛劳。因此，这种自然动机，亦即非社会性和普遍抗拒之根源——它们造成许多灾祸，但也促使人重新鼓起力量，并且进一步发展自然禀赋——的确显露了一位智慧的创造者底安排，而绝非一个搅乱了其美妙布局或嫉妒地破坏了这个布局的恶灵之手。
第五定律
自然迫使人类去解决的最大问题是达成一个普遍地管理法权（Recht）的公民社会。唯有在社会中，而且是在这样的社会——它拥有最大的自由，因而在其成员之间有一种普遍的对抗，但这种自由底界限却有最明确的决定和保证，以便能与他人底自由并存——中，自然底最高目标（即发展全部自然禀赋）才能在人身上达成，而自然也指望人为自己赢得这项目的，正如其分命[80]底所有目的一样。既然如此，自然为人类所定的最高任务便是一个可见到在外在法则下的自由以最大可能的程度与不可抗拒的强制力相结合之社会，亦即一部完全公正的公民宪法；因为唯有凭借这项任务之解决和完成，自然才能达成它为我们人类所定的其他目标。需要迫使人——他在其他情况下对无约束的自由极具好感——进入这种强制状态；更确切地说，这是所有需要当中最大的需要，即是人相互加诸他们自身的需要（他们的爱好使他们无法在放任的自由中长期共处）。唯有在像是公民社会这样的一个范域中，这些爱好才会造成最好的结果；就像在一座森林中的树一样，正因为每棵树都设法夺取其他树底空气和阳光，它们迫使彼此向上方寻求空气和阳光，且因此得以漂亮而挺直地生长；而在自由中相互隔离且自在地发出枝桠的树却长得残缺、歪斜而弯曲。所有妆点人的文化和艺术、最美好的社会秩序均是非社会性底成果——这种非社会性由于自我强制而约束自己，且因此借着强加的办法完全地发展自然底根芽。
第六定律
这个问题也是最困难且最后为人类所解决的问题。单是这项任务底理念就已呈显出来的困难是：人是个动物，当他生活在其他同类当中时，需要一个主人。因为他一定会对其他的同类滥用他的自由；而且尽管作为有理性的受造物，他希望有一项法律来限制所有人底自由，但是其自私的动物性爱好却诱使他在许可的情况下让自己成为例外。因此，他需要一个主人，来制伏他自己的意志，并且强迫他去服从一个普遍有效的意志（在这个意志下，每个人都能够是自由的）。但是，他从何处求得这个主人呢？只有求之于人类。但是这个主人同样是个动物，它需要一个主人。因此，无论他怎么开始去做，我们都无法看出，他如何能得到一个公共正义底元首（他本身是公正的）——无论是求诸一个个人，还是求诸由许多为此而选出的人所组成之团体。因为这其中的每个人，如果没有任何人居于其上，依据法律对他行使权力，他总是会滥用其自由。然而，最高元首本身应当是公正的，但却是一个人。因此，这项任务是所有任务当中最艰难的一项；甚至其完全解决是不可能的：从造就人的那种曲木，无法造出完全直的东西。自然仅责成我们去接近这个理念[81]。此外，这也是最后被实现的理念，这点可由以下的事实推知：要实现这个理念，需要有对于一部可能的宪法底性质的正确概念、经过许多世事磨炼的丰富历练，以及最重要的是，一个为采纳这个理念而准备的善的意志；但是这三项要素却很难一下子凑在一起，而如果凑在一起的话，也只能到很晚的时候，经过许多徒劳无功的尝试之后。
第七定律
建立一种完美的公民宪法之问题系于国家对外的合法关系之问题，而且不靠后一问题，前一问题就无法解决。着手在个人之间建立一种合法的公民宪法，也就是说，着手安排一个共同体，有什么用处呢？迫使人进入这种状态的同一种非社会性又使得每个共同体在对外关系上（亦即，在作为一个国家而与其他国家发生的关系上）处于无约束的自由中，且因此一个国家必有可能从别的国家蒙受压制个人且迫使他们进入一个合法的社会状态之同样灾祸。因此，自然再度利用人甚至这类受造物底庞大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不和，当做一种手段，以便在其无法避免的对抗中求取一种平静与安全底状态。这就是说，借着战争，借着过度紧绷而从不松弛的战备，借着每个国家（甚至在和平状态中）最后必定会因此而在内部感受到的困顿，自然促使人去作起初并不完美的尝试，但是经过诸多破坏、倾覆甚至在普遍耗尽其内部的力量之后，最后促使他们去做纵使没有这么多悲惨经验、理性也会建议他们去做的事，亦即脱离原始人底无法纪状态，而加入一个国际联盟。在这个联盟之中，每个国家（甚至最小的国家）不能指望靠自己的权力或是自己的法律判决，而只能指望靠这个庞大的国际联盟（近邻联盟）[82]，靠一个统一的权力，并且靠按照统一意志底法律而作的裁决来取得其安全和权利。不论这个理念看来多么狂妄，而且被讥笑为一位圣皮耶教士[83]或卢梭[84]底狂妄理念（或许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理念距离实现太近了），这却是人相互使对方陷入的困顿之不可避免的结局——这种困顿必然迫使各国（不论这对于它们是多么困难）去作野蛮人同样不情愿地被迫去作的同样决定，即是放弃其狂野的自由，而在一部合法的宪法中寻求平静和安全。因此，一切战争乃是各种尝试（尽管并非按照人底意图，但却是按照自然底意图），要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并且借着摧毁（至少分割）旧单位来形成新单位；但这些新单位不论在其自身还是在彼此之间，却又无法维持下去，且因此必定再度遭受类似的革命；直到最后有一天，一则由于内部有公民宪法之最佳的可能安排，再则由于外部有一项共同的约定和立法，一种类乎公民共同体的状态被建立起来，这种状态就像一部自动机器一样能维持自己。
我们可否由于致动因底一种伊壁鸠鲁式的聚合[85]而期望：诸国像物质底小微尘一样，借着其偶然的冲撞来尝试各种各样的形态，而这些形态又被新的冲击所摧毁，直到最后有一天，一种能按照本身的形式维持下去的形态偶然形成（一种的确不易发生的机运）？或者我们不如假定：自然在此依循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借着它自己的（尽管是强加于人的）办法，引导我们人类由动物性底最低阶段起，逐渐进至人底最高阶段，并且在这种表面上杂乱无章的安排中完全合乎规律地发展那些原始禀赋？或者我们宁可指望：在大体上，从人底这一切作用和反作用根本不会产生任何结果，至少不会产生明智的结果，而且事情会像过去一向的情况那样保持不变，且因此我们无法预言，对于我们人类是如此自然的纷争最后是否会在一个仍然极其文明的状态中为我们预备好一个充满灾祸的地狱，因为这种纷争或许会借着野蛮的破坏再度消灭这种状态本身，以及过去在文化中的一切进步？（我们无法在盲目机运底统治下为这种命运负责，而无法纪的自由事实上与这种统治是一回事，除非我们将一个在自然中秘密地与智慧相联系的线索加诸这种自由！）这大约归结为以下的问题：在部分中假定自然安排底合目的性（Zweckm??igkeit），在整体中却假定其无目的性（Zwecklosigkeit），这到底是否合乎理性？因此，原始人底无目的状态所造成的情况——这就是说，这种状态抑制我们人类底所有自然禀赋——最后却借着这种状态带给我们的灾祸迫使我们脱离这种状态，而进入一种公民宪法中，在这种宪法中，所有那些根芽均得以发展。已建立的国家之野蛮的自由也造成这种情况，也就是说：由于共同体底一切力量均用于相互之间的备战，由于战争所引起的破坏，更由于经常维持备战状态的必要性，自然禀赋在其进程中的完全发展固然受到阻碍，但在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灾祸却迫使我们人类为众多国家由其自由所产生的、本身是有益的相互对抗寻求一项平衡法则，并且引进一种加强这项法则的统一力量，亦即引进各国底公共安全之一种世界公民状态。这种世界公民状态并非毫无危险，以免人底力量沉寂不动；但在其相互的作用与反作用之间也不是没有一项平衡原则，以免它们相互摧毁。在这最后一个步骤（即国际联盟）发生之前，因而在人性底发展差不多仅达到一半的时候，人性在表面福祉底欺人假象之下承受最惨重的灾祸。当卢梭偏好原始人底状态时，他并非没有道理——只要我们略去我们人类尚待攀上的这个最后阶段。我们因艺术和科学而高度地开化。我们已文明化，直到对于各种各样社交上的风度和仪节不堪负荷为止。但是要认为我们已道德化，尚言之过早。因为道德底理念仍属于文化；但是这个理念底运用若仅导致求名心与外表仪节当中类乎道德的东西，它便只构成文明化。然而，只要各国将其全部力量用在其虚浮而横暴的扩张意图上，且因此不断地阻挠其公民在内心培养思考方式的缓慢努力，甚至在这方面撤销对他们的一切支持，任何这类的事情便无法期望；因为这需要每个共同体长期的内在改造，以教育其公民。但凡是并非根植于道德上的善良存心之“善”，均不过是纯然的幻相与硬装的门面而已。人类大概会停留在这种状态中，直到他们以我所说过的方式从其国际关系底混乱状态中挣脱出来为止。
第八定律
我们可将人类底历史在大体上视为自然底一项隐藏的计划之履行，此计划即是在国家之内实施一部完美的宪法，而且为此目的，在国家之外也实施一部完美的宪法——唯有在这种状态中，自然始能完全发展人底一切自然禀赋。这条定理是前一条定理之系论。我们见到：哲学也能有其千年至福说[86]；但这却是这样一种千年至福说：其哲学理念尽管仍然十分渺远，这个理念本身却能促成此说之实现，故此说绝非虚幻的。问题仅在于：对于自然目标底这样一种进程，经验是否有所发现？我说：它发现少许东西；因为这种循环似乎需要极长的时间才会结束，因此，我们从人在这个目标上所经历过的一小部分，只能不确切地决定此目标底轨迹之形貌，以及部分对于全体的关系，正如我们从过去的一切天象观测，只能不确切地决定我们的太阳及其全部卫星群在广大的恒星系中所实行的路径——尽管从宇宙结构之条理井然的状态底普遍根据，以及从我们所观测到的少许东西，我们足以可靠地推断这样一种循环底真实性。然而，人性具有一项特性，即是：甚至对于我们人类会遇到的最遥远的时代都不会无动于衷（只要这个时代确实可以期待）。特别是在我们的情况下，它更不会无动于衷，因为我们似乎能靠我们的理性策划使这个令我们的后代如此欣喜的时刻更早来临。由于这个缘故，甚至接近这个时刻的微弱迹象也变得对我们十分重要。现在各国已处于一个如此不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以致没有一国能在内部文化上削弱，而不会丧失对于他国的权力和影响力；因此，纵非自然底这项目的之进展，但是其维持甚至由于各国底求名意图而得到极佳的保证。再者，公民的自由现在也不太可能受到损害，而不会在所有行业中（尤其在贸易中）感受到此事之不利，而由此也感受到在对外关系中国力之减弱。但是这种自由逐渐进展。当人们妨碍公民以他自己所喜爱，但却能与他人底自由并存的一切方式寻求其福祉时，人们便阻碍了整个企业底繁荣，且因此也阻碍了整体底力量。因此，个人在其行止上的限制日益被撤销，宗教底普遍自由日益得到容许；这样便随着幻想和妄念之出现而逐渐产生启蒙，而启蒙是一笔大财富，人类甚至一定会从其统治者自私的扩张意图得到这笔财富——只要这些统治者了解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种启蒙，以及连带地已启蒙的人对于他所完全了解的“善”无法不怀有的某种诚悃必然逐渐上升到君王那里，甚且影响他们的统治原则。譬如，尽管我们在世间的统治者目前并无余钱用在公共的教育机构上，并且一般而言，用在一切涉及世间福祉的事情上，因为一切都已预支给未来的战争了；但是他们将发觉：至少不去阻碍其人民在这方面的自行努力（虽然这些努力微弱而迟缓），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之所在。最后，连战争都逐渐成为不仅是一桩极不自然且在结果上对双方均极不确定的事业，而是甚至由于国家在一笔日益增加而难望清偿的负债（一项新发明）中所感受到的恶果，而成为一桩极可疑虑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底动荡均会在我们这个由于其行业而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的大陆上影响到其他所有国家；这种影响是如此显著，以致这些国家尽管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威，但迫于它们本身的危险，而自愿充当仲裁人，且因此遥遥地为一个未来的庞大政治体准备一切，而前人无法为这个政治体举出任何例子来。尽管这个政治体目前仍只是存在于极粗略的构思中，但在所有成员（其每个成员均着意于维持整体）当中仿佛已有一种情感开始鼓荡；而这使人可以期望：经过若干改造性的革命之后，终究有一天，自然当做最高目标的东西——即一个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将会实现，而为人类底所有原始禀赋在其中得到发展的母胎。
第九定律
按照自然底一项计划——它是以人类当中完美的公民联盟为目标——去探讨普遍的世界史之一项哲学性尝试必须被视为可能的，甚且被视为有助于这项自然目标。想要按照“如果世事应当合于某些理性的目的，它必然如何进行”这个理念去撰写一部历史，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而且从表面看来荒谬的计划；由这样一种意图似乎只能产生一部小说。然而，如果我们可以假定：甚至在人类自由底活动中，自然底运行亦非没有计划和终极目标，那么这个理念就会变得有用。再者，尽管我们所见太浅短，而无法看透自然底策划之秘密的必然过程，这个理念却可以供我们作为线索，将人类行为底一个集合（它在其他情况下是无计划的）至少在大体上呈现为一个系统。因为如果我们从希腊史——经由这部历史，其他一切更古老的或同时代的历史已被保存给我们，至少必须经由它得到确证[87]——开始；又如果我们探索希腊史对于并吞希腊国家的罗马民族底政治体之形态与变形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罗马民族对于转而消灭他们自己的蛮族所产生的影响，直到我们的时代为止；再者，如果其他民族底国家史（当关于它们的知识正是经由这些已启蒙的国族逐渐传给我们时）像插曲一样添加进来，那么，我们将在我们的大陆（它日后或许会为其他所有的大陆立法）上发现宪法改良底一个有规律的进程。再者，我们只消随处留意公民宪法及其法律，并且留意国家间的关系——只要这两者凭其所包含的“善”在一段时间内用于提升并荣耀各民族（连带地也提升并荣耀艺术和科学），但由于这些民族所带有的缺点，再度使他们倾覆，可是始终留下启蒙底一个根芽，这个根芽每经一次革命，就有更多的发展，而预备下一个更高阶段的改良——我相信，将会呈露出一条线索，这条线索不只能用于说明人类事务之极其杂乱无章的活动，或者用作国家底未来变迁之政治预测术（我们一向已从人类历史得到这项好处，尽管我们把这种历史看作一种漫无章法的自由之不相连贯的结果！），而是一幅令人欣慰的未来远景将展现开来（我们若不预先假定自然底一个计划，就没有理由抱此期望），在这幅远景中我们遥想人类最后如何奋力攀升到一个境地，致使其禀诸自然的一切根芽得以完全发展，而其使命得以在此世实现。为自然——或者不如说，神意（Vorsehung）——所作的这样一种辩解，对于我们之选择一项特殊观点来考察世界，并非无足轻重的动机。因为如果在最高智慧底大舞台上包含这个整体底目的的那个部分——人类底历史——总是不断地和最高智慧唱反调，而我们眼见这番景象，无法不嫌恶地将我们的眼光从它那里移开，并且由于我们无法指望有朝一日在其中见到一项已完成的理性目标，使得我们仅在另一个世界中期待它，那么，颂扬无理性的自然界中造化底庄严与智慧，并且劝人加以考察，又有何用呢？
若说我想以世界史底这个理念（它在某个程度内有一条先天的线索）来排斥就本义而言的、纯以经验方式撰写的历史之编纂，乃是误解了我的意图。这只是对于一个哲学头脑（他必定也十分通晓历史）还能从另一项观点去尝试的工作之一个想法而已。此外，人们在撰写其当代史时的烦琐通常是值得称道的，但必定会使每个人不由地怀疑：我们的后代子孙将如何着手去把握我们在若干世纪后可能遗留给他们的历史重担？毫无疑问，他们将仅从使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亦即，各民族和政府在世界公民底观点下已达到的成就或已造成的损害——底观点来评断可能早已无文献可征的远古历史。但是，考虑到这一点，同时考虑到各国元首及其仆从底好名心，使他们注目于能在千秋万世之后为他们赢得光荣怀念的唯一办法：这还能额外提供一个小小的动机，去尝试撰写这样一种哲学史。
【译者按】托勒密王朝（Ptolem?er）是希腊人在埃及所建立的王朝，由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一世纪统治埃及。修昔底德（Thukydides）是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著名的史学家，撰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休谟底话见David Hume:Essays Moral,Political and Literary,edited by T.H.Green/T.H.Grose（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882）,Vol.I,p.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