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有人指责黄光裕在十数年时间内，编织起巨大的“黑金政治”网络，多年来花费巨额人民币，在政府有关部门买通了很多官员为其充当保护伞。更有甚者，还买通网站、报刊等众多宣传单位，实施所谓的“黑金媒体”计划。这些指控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网络上关于黄光裕出事被查的新闻网页曾经大量被删却是事实。
有媒体还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两年前那一波有关黄光裕被调查的舆论旋涡中，北京一位媒体记者也参与了针对黄氏事件的报道采写，报道简要揭发了黄光裕的发迹过程，并对这种财富积累的方式表示了质疑。据悉，稿件刊发之后，国美公司一位副总裁大为光火，透过电话对这位媒体人士发出恫吓，警告这位记者“走在胡同里的时候要当心，免得被砍了几下还不知道是谁砍的”。
……
从十几岁开始创业，20年的时间里黄光裕和他旗下的国美电器受尽了同行的排挤和媒体的非难，但年轻的黄光裕已经修炼得几近老僧般刀枪不入了。企盼像成吉思汗一样在自己的商业帝国开疆拓域的黄光裕，却没想到他的强悍也会像成吉思汗一样不幸成为阻吓小儿夜啼的利器——2006年7月25日，当黄光裕宣布以50多亿港元的代价收购永乐电器时，他充沛的野心与强悍的作风再一次让媒体震惊。当天，因为新闻发布会的时间一再延迟，国美电器于是安排参会的100多名记者先到公司附近的金山城酒店吃饭。其间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有一位记者几次催促服务员，让她把餐巾纸拿上来，但因为酒店突然接待了十几桌客人，忙得晕头转向顾不过来。那位记者怒了，大声呵斥道：“你们敢不听话，小心黄光裕收购了你们……”
当然，黄光裕到底“黑”不“黑”，我们无权评判，这要由公安机关来调查和法院来判决。
［重点解析］
民营企业家的“窄门”
杨绛写过一本叫《洗澡》的小说，描绘的是一群知识分子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心路历程。洗澡当然指的不是到澡堂里去舒舒服服地“洗刷刷”，而是拿着锋利的手术刀，对自己的灵魂和思想进行彻底的解剖和清洗。“洗澡”在当时也被称为“割尾巴”。
中国的部分民营企业家也是时常被要求“洗澡”的。为什么？除了他们的某些行为与当时的政策及法律有抵触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天生多了一条尾巴，这条尾巴叫“原罪”。
关于中国式原罪的由来，各方人士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个是冯仑的观点，他认为原罪是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造成的原发性疾病。他总结道，在中国，人们没有钱才办公司，而创业资金大多靠借高利贷所得，而这种高利贷转成的资本金，一开始就面临着“必须暴利”的压力，于是走私、投机倒把、偷税等非法的暴利行为成为商人们的必然选择。而靠着家里借高利贷的4000元跑到北方去倒卖电子商品的黄氏兄弟，便是冯仑书中这种“由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所造成的原发性疾病”的典型。
一个是吴晓波的观点，他认为原罪是人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观念突破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吴晓波指出：“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几年时间里，观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动力，哪些地方的民众率先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哪里就将迅速地崛起，财富向观念开放的区域源源地流动。而很多的改革又都是从‘违法’开始的，那些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规定成为改革的束缚，对之的突破往往意味着进步，这直接导致了一代人对常规的蔑视，人们开始对制度性约束变得漫不经心起来，他们现在只关心发展的效率和速度。”
一个是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他认为原罪源自于制度的不确定性。张维迎提出，不确定性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制度的创新。而我们中国企业家很多时间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主要在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商业的创新。因为“工夫在诗外”，稍有不慎，企业家就会掉进各种“陷阱”。
一个是学者秋风的观点，他认为是权力寻租导致了原罪，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本质上是权力市场化的原罪问题。秋风说：“原罪的根子就在腐败的官员身上，受益的是官和与官勾结的商。官用暴力来垄断资源，交给垄断公司经营，官商勾结的特权群体，就是原罪的主体。都是‘权’在作怪，‘官’在作怪。”
当然，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就是认为一些企业家缺乏法律意识和道德约束力，从而导致了原罪的滋生。秋风分析了这种因果关系：“对于商人来说，置身于权力不受限制的环境中，假如缺乏必要的内心道德约束，那就非常容易从迫不得已的制度受害者变成有意识的特权分利者。”
还有一种观点，来自于学者杨鹏和企业家武克钢。杨鹏认为，原罪观念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锄强扶弱的传统，认为这是一个丑恶的文化传统心理。“富者就是强者，强者就是豪强，豪强就是坏人，一切个人财富的积累，都以罪恶为基础。”
身为云南红河集团董事长的武克钢，写了一篇颇具分量和影响力的文章——《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在此文中，武克钢大声疾呼：“社会上一些人，总把真正的企业家和并非企业家的富人们混在一起骂，恨不得一起剥皮抽筋才甘心。难道把我们这些企业家剥了皮抽了筋，社会财富就增加了、就业就增加了？不会，中国只会更穷、更乱，更不公平。中国社会是一个火坑，里面有烧烤我们企业家的火苗子，里面有对生产发展和财富发展的破坏性心理和情绪，一种对中国发展完全不负责的仇恨。暴民和暴君的心理和文化还在威胁着我们。”
在秩序和法规尚未健全的地方的黄光裕之流，无疑好像处于一片丛林地带之中。他们更多秉持的是一种丛林法，脚踏原罪的地雷却浑然不知。
在冯仑的《野蛮生长》一书中，对处于“丛林法则”状态的民营企业家有过生动的刻画：“在民营江湖时代，民营企业仿佛为匪为盗，或者像游侠，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旧体制内长期被限制，一旦突然离开以后，实际上有一种特别轻松和自由的快乐。”
同样处于“丛林法则”时代，但有的人很早就警醒、开始抽身而出，有的人却一直沉溺其间、难以自拔——
在2008年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中，柳传志坦承了自己的“原罪”：“一次是1987年为发放第一次承包后的奖金，为逃避所得税我们用支票换现金，1989年被查出罚款30万元，我受到（中国科学院）审计局副局长陈冲同志的警告；一次是1990年，我们用散件组装的方式进口微机，被人告密。尽管全中国的微机都是用这样的方式进口的，没有任何一家缴整机税。尽管有的厂家甚至靠倒卖批文为生，但是民不举官不究，我们那次受到了重创。当时的总裁室秘书陈淑华同志可以证明，我作为法人代表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李勤同志分工保证送饭探监，但最后的结果没有那么严重，以罚款200万元结案。”
柳传志之所以能走出“丛林”，不能不归结为他深刻的洞察力、价值观，以及推动环境“和平演进”的智慧。他说，“大环境改造不了，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是改造不了，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又说，“不做改革的牺牲品，而做改革的促进者”。与此同时，联想努力推动企业改制，因为“产权机制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说应该是第一位的”。
在创业早期，因为熟练地操纵政商关系，通过“不正当的竞争”，华为迅速崛起。但任正非的超人之处，就在于能及时、果断地进行“刮骨疗伤”。1996年，任正非进行了一场坚决的自我救赎，其标志就是第二年初出台的八易其稿、共有103条的《华为基本法》。这是中国第一部企业自行制定的管理大纲，也是任正非主动给自己套上的一个“紧箍”。
同样在创业初期有过倒买倒卖之类“原罪”的王石，却异乎寻常清醒地选择了与其他创业者截然不同的道路：那就是不做老板，只做一名职业经理人，只求名不求利。不做老板，第一可以摆脱合伙人之类的问题，避免了因合伙人矛盾产生的争斗甚至互相追杀的危机；第二可以为公司选择正确的业务取向，所以万科才有了超过25％利润的项目不做的规定，不会为了牟取暴利从而犯下违规圈钱、行贿腐败、钱权交易等原罪；第三是导致了公司治理结构不一样，因为自己不是老板，就一定会有一个董事会，一定会形成经理人文化，而不是股东文化。正是因为公司治理结构完备，作为创始人的王石被制约了23年，没有犯大的错误。
……
从野蛮生长走向文明生长，而这一条路注定将是狭窄的，并且人们不太愿意去选择。正如《圣经·新约·马太福音》所告诫的一样：“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而在冯仑眼里，牟其中是一个性格与王石几乎完全相反的人，王石身上所不具备的缺点，牟其中几乎都有，比如说粗暴、冒险、不切实际、胆大妄为、江湖习气浓重。最让冯仑震撼的，是牟其中居然可以没有一点道德感。在中国民营企业家中，有一大批像牟其中那样的人，他们秉持“丛林法则”，在商界称雄一时，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
对唐万新的沉沦，冯仑认为还有几个重要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法制环境、市场环境变了：“1996年以前市场监管还不是很严，我们还有改正错误的机会，那时收手还来得及，只要我们内心真的想‘学好’，外部环境还是会给我们机会。这就像小偷偷了东西，自己意识到危险，老老实实改了就好；可赶上‘严打’，赃物交了也不行，都要判刑。德隆属于后者。”
“深黄的林子里有两条岔开的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作形象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营企业在面对原罪时犹豫与徘徊的处境。就在柳传志、王石、冯仑等人迷途知返的时候，黄氏兄弟却在原罪的丛林中越走越远。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圣经·启示录》
犹记当年初贵时，曾有记者问黄光裕：“你这个首富的头衔是否花钱买来的？”他哈哈大笑：“我烦死胡润了，还给他钱？他的这个榜是个‘通缉令’，谁上谁倒霉！”想不到一语成谶。
黄光裕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1月10日的汕头粤东侨博会，当时广东省的主要领导还接见了一个月前又荣任首富的黄光裕。领导鼓励他说：“国美集团是家乡人民的骄傲，希望继续为广东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其间，他还抽空回了一趟老家凤壶村，但并没有多作停留，只是在当地官员和一群保镖的陪护下，在村子里转了半个小时就绝尘而去。
一周后，他即被公安机关调查了。关于抓捕黄光裕，有这样一个版本流传：当时，中央高层直接给北京市公安局下达了命令。2008年11月17日21时55分，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亲自率领下，经侦总队的警察们全副武装赶往目的地。而此之前，几乎所有参与的人都不知道此次行动的具体目标。
“抓捕黄光裕！”领导一声令下，警察们便包围了该楼层并撞开大门，目瞪口呆的黄光裕只得束手就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