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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叔从部队复员之后，差不多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因为爷爷去世的早，奶奶不过是旧式的妇女，所以好多事都是爸在帮着张罗。老叔当时谈的对象叫吴英兰（也就是后来的老婶儿），她好像曾经跟老姑是一个集体户的。
老婶儿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她的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革命，当时是百货公司的经理。不过在老婶儿的身上却看不到一点儿千金小姐的架子，她的性格很腼腆，不太爱说话，有时候老叔当着我们的面儿说到她的不是，她不但不急眼，反倒是在一边嘿嘿地红着脸赔笑。这样的好脾气虽然得到了我们全家人的认可，但在老叔那儿，却并不把它当做是什么优点。
老叔的年纪和我父母要差上好多，彼此的性格以及思想观念似乎也都迥然不同。父母自然都是老实本分，中规中矩的，比较而言，老叔的个性则稍显张扬，他自幼顽劣，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遇有机会便要显露一下年轻人的锋芒。
父辈的哥四个里面，他是最心灵手巧的一个，他用有机玻璃做的飞机模型，小巧精致，惟妙惟肖，像工艺品一样的，非常漂亮，看了让人爱不释手。
综合以上种种，再加之高挑的身材以及英俊的外貌，老叔的女性缘应该还是相当不错的，家人也能感觉到，老叔对老婶的感情似乎并没有百分百地投入。于是父亲代表全家跟老叔摊牌了，他只要老叔一个口供：老婶是否是老叔最终要结婚的对象？在得到了老叔肯定的答复后，全家人便开始筹备老叔的婚礼了。
那时奶奶还和二叔住在一起，三间旧式的房子，紧挨着百货公司的二层小楼，前脸朝街，后面是自家的院落和一个不大的园子。宴席就在自家操办，临到婚期，一大家子人忙了个团团乱转。
小孩子们感觉事事新鲜，也跟着大人屋里屋外乱跑。这会儿，我虽然不能替大人们排忧解难，但也绝不碍手碍脚地给人添乱，只守着那炸油酥豆的大锅，一边流着口水，一边看厨师在那里熟练地操作。
婚礼的过程简单到似乎只有随礼和吃饭这两项，不过说起来可能是主人和宾客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主人在意的自然是随礼，而客人看重的则是吃饭。
那时的贺礼分为两类，有人直接给贺金，有人则是送上礼品。礼金自然是很直观，一元就是一元，两元就是两元，一目了然；礼品就稍稍要费些脑筋，什么床单、被罩、洗脸盆子，统统都要耐心细致地研究推算它们的实际价格。
待到酒席宴罢，宾客散去，综合评比后的结果是老叔的同事们——磐石铅笔厂的职工，获得了全家人一致的好评，他们不但礼金数额大，（大多是五圆的现金。）而且就餐人数少，基本没有拖家带口的。到底还是县城里的人，自带着农村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感。
说到城乡差距，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奶奶和妈带着我到石棚村的舅奶家去串门，主人用“臭碴条”来招待我们，（所谓“臭碴条”就是用玉米碴条经腐败发酵而成，原理大概和臭豆腐差不多，不过若操作不当，会有食物中毒的风险。）本来我们主要是图吃个新鲜，便暂且把风险放到了一边，只是那味道却不如原本期待的好，于是我对舅奶说：“给我来一点儿酱油吧。”
不想因我这一句话却让主人和客人全部陷入了尴尬。
“家里没有酱油啊，孩子！”舅奶脸上的神色几乎已经羞愧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而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不知要花费她多大的勇气，其中又包涵了多少辛酸和无奈。
在此之前，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一个家，居然可以穷到连酱油都吃不起！而且，在当时的农村，这也许似乎可能大概并不是极个别的现象。
舅奶的个子很矮（我们都叫她矬舅奶），但性格却十分要强，家里面三个孩子在镇上读书，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个人操持。也许是舅爷耳聋的原因，她平常说话就是大嗓门，每次上我们家，还没见到人呢，总是先听到高且脆响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大外甥在家没？”这一嗓子喊过之后，左邻右舍便都知道我家来客人了。
她叫我爸大外甥，但其实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听爸爸说好像是从我奶奶那面认的干亲，由于相处的不错，走动又勤，久而久之仿佛就跟真的一样了。
矬舅奶不但嗓门大，而且非常能说，她往我们家炕沿儿上一坐，满屋子便全都是她的声音。
“你别看舅妈个儿小，不傻！哈哈哈······”
“我这大外甥不光人长得精神，心眼儿也好······”
“哦，说这说那的，说到哪儿了？噢，我这次来·····”
虽然她每次来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我们招待她的伙食几乎是固定不变的，基本上不是挂面就是疙瘩汤。因为妈知道，在她们农村是没有白面的，如果想吃，便要拿自家有限的大米和供应户换，二斤换一斤，所以她们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口白面。
至于他们大人间的事情，并不是我所要关心的内容，我只在意舅奶每次来，我们都差不多跟着借光改善一下原本无味的伙食。等到看着她手捧着肚子笑呵呵地离去时，我心里想的和妈妈嘴上说的竟出奇的一致：“常来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