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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孩子们所有的精神头儿，似乎都体现在三十儿晚上了，从外面玩够了回来，家里也有好多高兴事等着我：听广播、包饺子、吃冻梨、打扑克、放烟花，忙完这样忙那样。
时间在点点滴滴流逝，快乐却和夜色一样越来越浓。窗外的爆竹一声接着一声，烟花照耀着夜空，我们只等那饺子下锅时，爸喊出一句“接神喽！”大家便拿上烟花，一起冲出屋子。
烟花并没有多到可以随便放的程度，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放什么烟花是事先早就计划好的，“魔术弹”或“闪光雷”几乎是年年都有的，且必定在除夕燃放。这时，平时从不吸烟的父亲也会点燃一支香烟，他是拿它做点火用的。
所有的烟花里面恐怕要数“二踢脚”是最危险的了，药量大，导线又短，（但它好像和魔术弹一样是接财神必不可少的。）即便是置于地上，多数人还是会有所忌惮，而那些敢直接拿在手里放的，多半是像老叔那样没事儿就拿雷管炸鱼的年轻人。爸就从来不让我们放“二踢脚”，而我的勇气似乎也只限于手持魔术弹的水准，连“闪光雷”都不行。
其实魔术弹也可以插在雪堆里或夹在砖头间燃放，但我觉得那样不过瘾。魔术弹的导线是足够长了，但有一部分隐藏在烟花里面，我们明明看到引线已经点燃了，却忽然没了动静，正在满腹狐疑时，突然一道亮光闪现，一个圆形的火球喷薄而出，瞬间便照彻了远方的天空：“突······突······突······”可能是药量不均的原因，每一颗魔术弹的亮度和飞行距离都会有所不同，遇到飞行高而且远的那一颗，我们通常都会伴以“噢噢”的欢呼。
绚烂的夜空暂时让人忘了身边这寒冷的空气，但时间久了自然也是不行，等到手冻得已经不听使唤了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往屋跑。这时，正好妈已经把饺子煮得了，热气腾腾的，她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接财神的整个过程，却十分看重这个事件的结果，我们进屋后，妈通常都会问一句“接回来啦？”我们的回答也是十分的干脆——“嗯！”
吃过饺子，听完新年的钟声，照例我们一家人还要在一起玩上一阵扑克。等再过上一两个小时，父母便会渐露疲倦，他们俩总会有一个先说出那句我最不愿听到的话“睡觉吧”。
这句话在我看来是那么地唐突和扫兴，自然会引起我内心极大的不悦，要知道我一向是以“三十儿晚上整宿不睡”来作为我的第一个人生目标的，但却屡屡得不到父母的支持与配合。每每自己在被窝里暗下决心：我就不睡，躺也要躺到天亮！然而长夜漫漫，哪里是在被窝里想一想天就亮了，每次最多坚持个几十分钟，便在不知不觉中昏昏睡去了。
到了大年初一，亲戚间的走动开始频繁起来，如果运气好的话，就可以等来心仪已久的压岁钱。为什么说等压岁钱要运气好呢？因为不是你见到的每一个亲戚都会给你压岁钱，也不是给过你压岁钱的亲戚会年年给你压岁钱。毕竟，那时候的孩子太多了，而给压岁钱的总是那么几个人。
老叔或许是这其中最大方的一个，倘若他一出手，我们所得到的压岁钱断然不会是分分角角，而一定是货币里的最大单位——元，并且是那种会“嘎巴嘎巴”响的新钞。
两元钱能给当时的孩子带来多大的快乐？没经过那段历史的人自然就不会有我们那般深刻地体验。不说别的，单是从炕头儿到炕梢儿再从炕梢儿到炕头儿的一番手舞足蹈的庆祝就足以显示出我们内心巨大的喜悦。
至于说我们为什么这么高兴，道理很简单，从我记事开始，不管是哥哥姐姐还是我，所有的压岁钱都是归我们自由支配的。而且这压岁钱无论多少，最起码在我们的口袋里至少可以保留一天以上，因为大年初一，所有的商店都是不营业的。所以通常来讲，初一是我们这帮孩子一年中最有钱的一天。也正因为这压岁钱的存在，让我从小就知道，口袋里有钱和口袋里没钱，其心情是大不一样的。
大年初一，街里的情形大体和三十儿的下午相近，而到了初二，情况就不同了，人们开始纷纷走出家门，马路重现喧嚣。熟人间除了彼此热烈的新年问候之外也在口口相传着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公社门口扭秧歌了！”于是大家蜂拥而至。
四十年前，在秧歌还没成为老太太们的专利之前还是蛮有看头的，也唯有那时的秧歌才可称之为真正的秧歌。老远的，你在没看见秧歌队之前，肯定要先瞧见外面一圈儿密密麻麻的人。虽是如此，但小孩子们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挤到里面去。
秧歌队这花花绿绿的一群人里，只有敲锣打鼓和吹喇叭的是正常人的装束，其他人的服饰则穿得像唱戏的一样，男的是宽裤短褂，女的则是水袖长裙，但无论男女，个个色彩艳丽，大红大绿间透着一股节日的喜庆，而且那脸上也是描眉扑粉，腮口鲜红，将那“浓妆艳抹”这四个字发挥到了极致。
围观的人们也是兴致高昂，看戏一样地看着眼前的秧歌。通常，秧歌队里服装一色，动作一律的，只可算作普通的“群演”，真正吸引大家的是那几个有着独特人物造型的“主角”，像什么扛着耙子的猪八戒呀，叼着烟袋的媒婆呀，还有推车的老汉呀，这些才是整支秧歌队的灵魂。
我最喜欢看的是骑毛驴的小媳妇，当然，秧歌队是不会弄上一个真的毛驴的，其实媳妇儿和毛驴都是由一个人来演。这个人我们虽然叫不上名字，但也是认识的，她的孩子和我们差不多大。她扭起秧歌不单卖力似乎也很放得开，又懂得夸张搞怪，一会儿是活泼调皮的小毛驴，一会儿是泼辣热情的小媳妇儿，每一个灵动的眼神和协调的动作都随着那鼓乐的旋律，看起来十分生动有趣，不时引来人们阵阵的笑声。
不管是老汉推车还是小媳妇儿骑毛驴其高潮部分一定是在散场之前。这也和戏剧是一个道理，只听锣鼓紧密，舞者的节奏突然加快，这时是车也翻了，毛驴也躺到了地上，所有人都在那儿手忙脚乱地施救，而观众的目光也都集中在了新娘或小媳妇儿的身上，紧要关头，只见那表演者的臀、股、肩、臂、手，口、眼、眉、腰、头，浑身上下无一处不随着节奏在动，肩簪乱颤间很是让人眼花缭乱。
旁边的大人开始击掌叫好，孩子们也一并欢呼雀跃，等到曲终散场，总感到有些意犹未尽。
其实过年期间，秧歌可不只是这一伙儿，等到初五那天，公社还有秧歌汇演，“大头人”也有，“踩高跷”的也有，只要你有时间和兴趣，可以满大街追着秧歌队跑。我一贯是乐此不疲的，因为这样不但可以看到好看的秧歌，亦可捡拾到好多地上未炸响的鞭炮。
初五之后，年基本就算过完了，伙食也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留恋固然是有的，好在那时还没学会惆怅，心里大多还是被留存下来的快乐占据着，以供更长久的回味。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年”终将在我们的记忆中淡去，一切也都归于平静，但我们寻找快乐的步伐是始终不会停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