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间办公室的陈设很简单，却充分反映了主人的气质，富有追求感。
油漆明亮得能照人的宽大书案上，矗立两尊一尺二寸高的半身石膏金面塑像，一尊是孙中山，一尊是主人。孙中山的塑像，上海几家美术工艺社陈列着若干尊，并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出现在许多店铺里；而主人的声望尚未达到社会公认的尊崇地步，他的塑像是向美术工艺社定制的。靠书案的粉白墙壁上，悬挂着一幅裱褙精美的中堂，上有主人用行书写的孙中山遗训：“和平奋斗救中国。”与中堂相望的墙上，悬挂着一副新近印制的《大中华民国地图》，与重庆使用的地图一样，都是秋海棠叶子形；所不同的重庆使用的地图，在南京和重庆的位置上，都标上一个小圆点加两圆圈，而这一张地图没有视重庆为陪都，只标有与县城一样的小圆圈。右边墙上是于右任书写的条幅：“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左边是方君璧伤愈来上海后的第一幅写意画；画面上是主人昂首站立在八达岭的长城段上，两眼遥望南方。条幅和画幅也都裱褙得很精美。此外，在适当的位置上，摆着古瓷花瓶和四季常青的天冬草。
总之，这房间经过这么一布置，淡雅双大方，素朴又高洁，也很有春天的气息。“请进！”汪精卫听到敲门声，已知道是什么人来了，亲切地招呼着。
周佛海、陈璧君和丁默邨、李士群依次走进来，然后习惯地各自坐在适当的座位上。聚会的目的，汪精卫已在电话中说过了，谁也不吭声，静静地等待着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的到来，请他证实，妄图谋杀他的是两个什么人，看准了没有？毕竟打电话向汪精卫汇报的卢英没有亲自到场，总感到惶惑不安。
十分钟以后，傅筱庵还没有来，派往傅家的唐惠民也没有回来，却来了梅思平、周隆庠和影佐。影佐下飞机后，见时间还早，顾不得去梅花堂，就随同梅思平和周隆庠来到一一三六弄大院，在他们的卧室里各坐了十来分钟，把圣子和智子安排好，就一道来见汪精卫。
梅思平等人刚与坐在房间里的人打过招呼，还来不及落座，摆在书案上的电话铃声响起来。陈璧君接过电话，对丈夫说：“是唐惠民先生从傅先生家打来的，他说傅先生因受伤去了日本驻沪宪兵医院。唐先生说他马上去医院，如果傅先生伤势不重，就邀他一道来。”
“汪主席！那就抓紧时间，请梅先生他们说说赴东京的情况吧。”周佛海提议说。
“可以。”汪精卫心慌意乱地说。尽管在一个钟头前，丁默邨带人将他居住的这座大院进行一次仔细的扫雷，又进一步加强了防卫措施，但他总感到不踏实。
“日本新内阁与前任内阁一样，表示尽一切可能支持以汪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和平力量。”梅思平先让大家服颗定心丸。
当他说到日本政府对汪精卫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如何满意，日军将集结大军进攻长沙和进一步轰炸重庆，坂垣将派人为他们培训军官和组建军队，又无偿支援一千万日元时，一个个眉开眼笑，气氛十分活跃，与房间里富有追求感的布置，更加显得协调。只有说到日本把在华的驻军范围、经济利用和开发优先权扩大到华南地区时，才出现一阵短暂的沉默。
“这样一来，舆论界非大骂特骂我们不可啊！”周佛海想到的是挨骂。
汪精卫听了汇报，看了梅思平和畑俊六签字的会谈记录，仿佛被人打了一闷棍似的，脑子里嗡嗡作响。真想说几句日本得寸进尺的话，但一想起日本让徐珍当他的姨太太的良苦用心，变得谨小慎微起来，他两眼望着影佐，表现出一副恬然不以为怪的神态说：“骂，反正是骂，即使只限于内蒙和华北地区也会骂，扩大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样是骂，如今又扩大到华南地区也不过是骂。”他皱皱眉头，寻找着辩解的、能够自圆其说的语言，“骂，并不奇怪。想当年，总理创建三民主义学说时，举国上下一致咒骂它为异端邪说，经过几十年才被他们公认为真理，公认为拯民救国之道。中日和平运动的兴起，也是如此。日本政府的这一主张，对防共铲共有利，对巩固和发展我们即将建立的新政权有利，对开发华南地区的经济有利，我们就要拥护。更何况梅先生作为我们的全权代表，已与畑俊六元帅在会谈记录上签了字，我们就得承认。”他见周佛海有点难堪，接着说：当然，周先生也不是杞人忧天，敌视我们的大有人在。周先“生的话提醒了我们，可以使我们的宣传工作，更有预见性和有针对性。”周佛海一阵尴尬过去，顺梯下台，笑着说：“面对舆论界的谩骂，尤其是共党分子和好战分子的畜生语言，我们绝不能动摇，一定要针锋相对予以驳斥。”
陈公博不在场，汪精卫和周佛海认了可，也就“约定俗成谓之宜”了。影佐笑容满面，为日本轻而易举地获得华南地区的主权而洋洋得意。梅思平和周隆庠呢，都为自己顺顺当当得到个满意的日本姨太太而陶醉。
从陶醉到麻醉，只一字之差，从麻醉到麻痹，也只是一字之差。自从中国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许多可贵精神，往往在这一字之差中被默默丧失掉了，这中间包涵着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啊。
“阿部首相还说过什么吗？梅先生！”汪精卫慎重地问。“阿部首相建议，不要在广州建什么新首都，还是还都南京好，这样名正言顺。”梅思平为了维护汪精卫的尊严，特地加上“建议”二字。汪精卫果真唯命是听，笑着说：“是呀！在广州新立首都，要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请影佐先生转告阿部首相，我们决定还都南京。”他接着问。
“影佐先生和隆庠先生还有什么补充的吗？”见他们都以摇头表示回答，转过话题说：“听去机场迎接你们的先生们说，梅、周二位各从东京娶回个姨太太，是吗？”他冷笑一声。这笑声含有嫉妒，心想自己赴东京那么长的时间，仅仅只对徐珍产生爱恋之情，而你们三天就已成了夫妻，又都比他的徐珍还年轻五岁；这笑也含有忧郁，担心两个日本女人来上海，也负有徐珍那种监视任务。
“是的，承蒙野村将军的关照。”梅思平边说边揣度着汪精卫的意图。“泽田次官和影佐将军也热情帮助我们成全此事。”周隆庠想把影佐抬出来挡驾。“男女双方都情投意合，我们仅起了证婚人的作用。”影佐的话不偏不倚。“梅先生和周先生的夫人都在香港，她们一旦知道了，将会怎样呢？”陈璧君对男性纳妾有切肤之痛，也有刻骨的嫉恨。
“清官难断家务事。梅、周二位有所为必有所策，他们会处理好的。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汪精卫的话维护男性的纳妾权利，他害怕圣子和智子是日本派来的女特务，接着说：“二位计划把姨太太安住在哪里呀？”
梅思平从汪精卫的话里意识到，他的姨太太不能与汪精卫同住一个庭院里。那么，住在外面吗？到处有房子可租，但害怕遭到军统暗算。他灵机一动，回答说：“打算安住在七十六号，请丁先生和李先生为我们各照顾两间房子。”
“对！打算住在七十六号。汪主席您看可以吗？”周隆庠附和着说。
“这样好，二位的夫人从香港回来了，可以住现在的宿舍。”汪精卫自信对方没有看出他的真实思想。李士群见汪精卫已经同意，与丁默邨耳语两句，说道：“两间房子不够，给二位各安排三间。”
“三位离开上海三天了，有个重要情况要告诉你们。”汪精卫又感到惶恐了，“一个半小时以前，卢英先生打电话来，说戴炳星先生带个什么人到了傅筱庵先生家里，妄图行刺傅先生。”
“傅先生是拥护中日和平的，也是拥护汪主席的，只有军统分子和共党分子才会行刺他。”周佛海接过汪精卫的话头说，“我们邀请傅先生来，请他证明一下，戴先生是不是行刺者之一？唉！他怎么会干这种事呢？”
戴炳星是改组派骨干分子，受到过汪精卫和陈公博的重用，曾分别在他们手下当过军事专员和经济专员。今年八月九日，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第四战区少将参谋。十一天后的二十日，他带着陈公博的亲笔信和妻子儿女投靠汪精卫来了，当了汪精卫的特别军事联络官，负责从蒋介石手下策动一批军事将领过来，并出席二十八日的那次大会，成为中央委员。这样一个戴炳星，怎么会受共产党的派遣，怎么会受军统的派遣呢？但是，不管怎样，卢英绝不会在给汪精卫打电话时信口开河。汪精卫想到近半个月来，戴炳星多次与他在一起，不禁一阵阵胆怯。天啦，难道真的是人心隔肚皮看不透！
“下飞机后，陶先生他们已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我们，都感到不可理解而大吃一惊！”梅思平沉思着说，“是呀，戴先生怎么会干这种事呢？”
“是不是可以找戴先生本人来谈谈？”周隆庠这么说，显然是不明事情的原委。
“如果他在家那还用说。”周佛海说，“今天上午八点二十分左右，他向汪主席和我请了假，说去金山县看望亲戚，要两天以后才能回来。”
“噢！原来如此。”周隆庠的心情变得沉重了。
“那一定要严肃慎重地对待。”影佐感到问题很复杂。
“是的，不能等闲视之。”汪精卫想了想，接着说，“影佐先生不要走，梅、周二位也不要走，等会傅先生来了，一起听他介绍情况。”
等了约二十分钟，傅筱庵和唐惠民才来。五十五岁的傅筱庵，安徽凤阳人，曾任招商轮船总局总办，上海通商银行总经理，上海总商会会长。北伐战争期间依附孙传芳，反对革命，被国民党明令通缉，避匿大连多年，一九三七年五月才返回上海。淞沪战争打响第三天，他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南京维新政府成立后，当了上海特别市市长。汪精卫集团来上海后，他在经济上给予很大的支援，当了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
“宗耀兄的伤势怎样？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汪精卫亲切地问。
“左臂内侧被子弹打穿，没有伤骨，问题不大。”傅筱庵解开中山服上衣，抽出包扎的左骨给大家看，“本来已经住了院，唐先生告诉我，汪主席夫妇和周先生亲自找我谈情况，我向医生说了说，就跟唐先生来了。”
“请注意保重，抓紧医治，争取早日康复。”汪精卫像手里抓了块火炭急于扔掉一样，急急忙忙把问题提出来，“今天下午三点多钟发生在宗耀兄家的行刺事件，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戴炳星是不是行刺者之一，傅先生看清楚没有？”
“报告汪主席！就是把戴炳星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傅筱庵想到自己成为汪精卫的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维新政府也迟早会归顺汪精卫集团，所以态度显得相当诚恳，“我与戴炳星是老相识了，一九二五年我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时，他在我手下当商品价格处长。以后两人一别十四年，上月二十八日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才见面，并同桌吃过饭。我见他当了中央委员，是自己人，加之过去又相熟，就邀他去我家做客，重叙友情，今后更好地密切合作，为中日和平事业和互提携。”他扫了在座的人一眼，想看看他的话会引起怎样的反应。他见大家听得很认真，接着说：“今天下午三点二十分左右，戴炳星真的来了，还带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他说那人是汪夫人的侄儿陈国璋先生。”
“是陈国璋？这就见鬼了！”陈璧君又恼又怒又惊慌，“陈国璋今天一直在我身边，他哪也没有去。再说他才二十五岁呢！”
大家根据各自的方式分析和判断着，一致认为戴炳星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不可能被共产党派遣来上海行刺，那么，他又是怎样投靠军统的？大家本能地将汪精卫逃离重庆以来投靠过来的人，一个个否定又肯定，肯定又否定，大有草木皆兵的畏惧感。
傅筱庵懊丧地叹息一声，说道：“我以为真的是汪夫人的侄儿来了，加之戴炳星又是老熟人，就热情接待他们。我刚喊女佣张嫂给他们泡茶，喊太太出来与他们见见面，他娘的！就嗖地从我身后射出两颗无声手枪子弹，一枪从我左耳边飞过去，射在墙壁上，一枪射中我的左臂。”他顿了一会，苦笑一声，“他们为什么没有向我开第三枪？为什么慌忙逃跑了？必须说明这个情况。因为我有个内侄被人诬告为贩毒犯被法租界警察局逮捕，戴炳星他们来我家之前十分钟左右，我和太太正与被邀请来的四位相熟的法租界警察，在里面房间商量营救我内侄的事。张嫂把戴炳星和陈国璋的名片送给我之后，我就出来打招呼。想到陈先生是第一次来敝舍，就叫太太出来认识认识。太太刚应了声：‘就来！’就听到我大声叫喊：‘间谍杀人！’她就和四个警察持枪冲出来。戴炳星和那个中年人见此情景，慌忙冲出门去。四个警察追到门口，他们已经乘轿车逃跑了。这时，卢英先生来向我汇报工作情况。我感到问题严重，一边派人联系医院，一边请卢先生打电话向汪主席汇报。”
听了傅筱庵的报告，大家释疑解惑，但又觉得这中间隐匿着一个难猜的谜。周佛海纳闷地说：“如果说戴炳星确是戴笠派遣来的，他为什么不行刺汪主席而行刺傅先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