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乐观主义的引导下，虚构的历史体系发展到最后就成了这样的国家：人民过着富足的生活、安逸愉快、心情舒畅，国家的体制井然有序、司法和警察非常优秀、工业和技术也很发达，再加上智力的完美改善——因为智力就是事实上唯一可能做到的，而属于道德上的事物在其本质上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根据我们内心意识的判断，所有都在于我们的道德成分，而这些道德成分只存在于个人之中，具体表现为这个人的意志方向。其实，只是个人的生活进程才会有内在的联系、一致和真正的含义：这样的人生可以被看做一种教训，道德方面是其真正的含义。只有内在的事物，只要这类事物触及意志，才有真正的现实性，也可以叫做真实的事物，因为可以称为自在之物的只有意志。完整的宏观世界都包含着一个微观世界，而宏观世界所蕴涵的不例外也是微观的世界。多样性属于现象，外在事物仅仅是现象世界的一个形式，所以也不曾直接具有现实性和含意，而仅仅是间接的、经由外在事物与个体意志的关系，才具有了现实性和含意。因此，试着直接说明和注解这类外在的事件就好像是要在千变万化的云团中来判断人跟动物一样。历史所阐述的，事实上不过是我们人类悠长、沉闷和混乱的迷梦一样。
黑格尔信徒甚至把历史哲学看做所有哲学的第一目标，其实他们应该看看柏拉图的说法。柏拉图曾经不知疲倦地不止一次说：那永恒存在，永不变更的事物才是哲学探究的对象，而不是变幻不定的东西，所有这一切构成世事发展变化进程的人，或者按照这些人的强调，构建其“历史”的人，并不曾把握一切哲学都宣讲的这一首要真理，也就是任何时间都是同样的事物，是一切生、灭、变化只是看上去的生、灭、变化；长驻的事物只有理念，时间只是观念罢了。柏拉图曾经这样说过，康德也同样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必须努力让自己知道真实的、存在的事物到底是什么，现在以至永远存在的是什么事物；也就是认识理念（柏拉图意义上的）。比较之下的愚昧的人类却总认为会有其他的新事物产生。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哲学领域中为历史贡献出了极其珍贵的一方宝地，而且还依据某个首先假定了的可操作的发展计划构建起了历史。
一切大事的发展全都依据了这个假设的大事发展计划，从而获得了更好的指导。这一计划大功告成的时候将是皆大欢喜，普天同庆。所以，这一些人便把这一世界看做完全的真实，并且认为得到微乎其微的世俗幸福就是这个世界的目的。虽然人们悉心经营这种世俗幸福，并且同时也得到了命运的垂青，但是这也不过是某一种虚幻、空壳、凄凉和不堪一击的事物，要想改善这种幸福的本质，靠法律、制度，或者蒸汽机、电报机是不行的。因此，上面提到的历史哲学家和历史颂扬者就是些不会思考的唯实主义者，也是乐观主义者和幸福论者。这些人都是菲利斯丁人的化身，是一些庸俗的人。同时他们也是非常差劲的基督徒，因为基督教的真正核心和精神与婆罗门教、佛教一致，就是看清楚和全面蔑视这种本质虚无的世间幸福，从而寻找一种根本不同，甚至是反向的存在。让我再重申一遍，这就是基督教的思想和目标，即“事情的精髓”，其实它并不是他们所认为的一种神论。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不应当像上述那些人一样总是研究永远在形成、但永不存在的事物，并且认定哲学就是事物的真实本质，并且要以永远存在、永不会消逝的事物为重点对象。因而，这样的历史哲学并不会把人们暂时的目标认为是永恒和绝对，之后便开始把人类逐步迈向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情形用想象力巧妙地加以构筑，而是植根于这样的认识：历史不仅在其论述、编写中与真实不符，其实，论述的本质就已经是带有欺骗性的，因为历史总是把其所讲述的纯粹个人、个别事情当成是某种别样的东西展示给我们。事实上，历史所讲述的，从始至终，翻来覆去的不外乎就是改变了名字和更换了不同外衣之后的同一种东西。
真正的历史哲学应该建立于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虽然变化无穷无尽，但是我们眼前所呈现的永远都只是不会改变的同一样本质，这种本质一如既往、恒久不变。因此，这种历史哲学应该在古今中外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当中，都认出那同一样的东西；此外，尽管不同地区间的风俗、习惯、人情、道德风尚等各有差别，但是历史哲学所发现的始终都是同一样的人性。这在各种形式变幻中岿然不动的东西就是人的心、脑的基本素质，相当差劲的居多，好的寥寥无几。历史所信奉的格言就是“外形多变，本质则一”。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读完希罗多德的著作就已经相当于学完历史了，因为他的著作已经包含了所有后来的历史所包含的内容：人类的奋斗、痛苦和命运——这三者都是上述的人们的心、脑素质，以及人们在这个世俗世界的产物。
如果凭借到目前为止所作的议论，我们可以认清历史在认识人性本质方面是逊色于文学艺术的；并且了解到历史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最终，人们为了将历史构筑成有开始、中间和结束的一个整体——其中各个部分之间蕴涵着丰富的关联——所付出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并且是建立在对历史的误解之上的——假如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似乎是否认了历史的价值，除非我们能够指出历史真正的存在价值。但是历史，除了逊色于艺术以及非科学的不足之处以外，的确有其独特的、区别于艺术、科学的活动领域之处——在此，历史仍可堂堂正正地立足。
历史对于人类就如同理性机能对于个人一样。也就是说，正是得益于人类的理性机能，人类才不会像动物那样仅仅局限于狭窄而又直观所见的现在，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又认识到了大大扩张了范围的过去——它既与现在相连接、也是形成现在的理由所在。人类也只有经此种方式才可真正明白现在本身，甚至是推论将来。对于动物而言，由于它们欠缺反省和回顾的认识能力，就只能局限于直观所见，即局限于现在。所以，动物与人们在一起就是头脑简单的、浑噩的、无知的、无助的、听天由命的，即便驯服了的动物也是如此。与这种情况相类似的是一个民族不认识自己过去的历史、仅仅局限于目前这一代人所处的现在。这样的民族对于自己本身及现在所处的时代都不能正确地理解，因为他们不能把现在与过去联系在一起，并利用过去来解释现在，于是他们也就更加无法预测将来。一个民族只有通过认识历史才能对自己的民族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因此，历史就可以被称作人类的理性自我意识；历史对于人类就相当于以理性机能作为条件的协调统一、回顾反省的意识作用于个人。动物就因为缺乏这统一、反省的意识而囿于现在。所以，历史中存在的每一个空缺就犹如一个人的反省这种自我意识中的空缺。我们在面对古代的纪念物时，例如古庙、金字塔、尤卡坦半岛的旧宫殿等，如果没有了解这些古物所含有的意义，那么就会令我们茫然没有头绪，就像是听人使唤、被人奴役的动物一样；或者，就像对着自己曾经写下的暗号，但现在忘了它代表的是什么。这种现象就如同一个梦游者早上醒来的时候，想到自己梦游时所做出的事情是那么地不可思议一样。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历史又可看做人类的理性或反省意识；它代表了全人类所直接共有的一种自我意识，在这种历史的作用下，我们人类和人性才真正联系成了一个整体。这就是历史所存在的真正价值。据此，人类对历史所共有的、压倒性的兴趣主要在于历史是人类对自己的关注。
语言对于个人的理性（语言是运用理性不可缺少的条件）而言，就等于文字在此已经指出了整个人类的理性。因为只有文字出现以后，整个人类的理性才得以真正的存在，情形就如同只有在有了语言以后，个人的理性才会存在一样。也就是说，文字把那些被死亡频频中断、并因此而变得支离破碎的人类意识恢复成一体。于是，远祖那里所产生的思想就可以交由后代子孙继续思考和完成。人类及其意识的整体被分裂成了不计其数而又匆匆即逝的个体，于是文字对此作出了补救，并对抗着不可遏制地匆匆消逝、常常被人遗忘的时间。石头文物有如书写文字，亦可被视为人们所作出的补救努力，况且不少石头文物比书写的文字还要古老。那些动用了数不胜数的人力、物力、费时良久才建造出来的金字塔、墓穴、巨雕、石塔、庙宇、城楼——面对这些巨大的人类成就，谁又会想到那些发起建筑这些杰作的人，眼里只顾盯着他们自己极其短暂的一生？我们要知道，这些发起人在其有生之年都看不到这些建筑物的竣工。
或者，谁又会料到他们这样做真的仅仅是为了排场、炫耀而已？真的相信这被那些粗鲁愚昧的大众硬逼着说出来的借口？显然，这些人的真正意图就是向相隔甚远的后代传话，与这些后代建立联系，从而统一人类的意识。印度、埃及，还有希腊、罗马遗留下来的建筑物都是为了能保存数千年而精心设计的，因为这些古人有着更高级的文明，因此他们有着更宽更广的视线范围。相比之下，中世纪和近代的建筑物却仅是计划保留数个世纪而已。这也是因为文字已经普遍使用，尤其是印刷技术发明以后，留下文字更使人们放心了。不过，就算是近代建筑，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到那种想要传话给后世的冲动。因此，破坏或者损毁这些建筑物来用于低级、实用服务的目的就是可耻的行径。文字纪念物和石头纪念物相比，它并不怎么惧怕大自然的风雨侵蚀，担忧的却是人的野蛮、破坏行径，因为人的这种行为能够发挥更大的负面威力。埃及人打算把这两种纪念物结合成一体，于是他们在石头建造物上面添加了象形文字，甚至还补充了一些图画——以防在未来的日子，无人再能理解那些象形文字所要传达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