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狗儿贝尔是我的另一个伙伴，它上了年纪，不爱动弹，宁愿在炉火边打瞌睡，也不愿和我一起玩耍。我曾经努力试图让它学会我的手势语言，但她总是昏昏欲睡、心不在焉。有时候它会兴奋地跳将起来，浑身颤抖，随后绷紧全身的肌肉，就像狗儿们准备向小鸟扑去时那样。那时我并不知道贝尔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但我知道它肯定没有服从我的命令。这令我十分气愤，训练课总是以我对贝尔的一顿乱捶乱打作为结束。而贝尔却爬起来，伸个懒腰，轻蔑地打个响鼻儿，走到壁炉的另一边躺下来，我讨了个没趣儿，转身去寻找玛莎。
早年间的很多事情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们虽各不相干，却历历在目，使我更加深刻地体味着那寂静而彷徨的人生。
一天，我不小心弄湿了自己的围裙，于是把它铺开，在起居室的壁炉上烘干。我嫌围裙干得太慢，就向前迈了一步，围裙正好碰到了燃烧的火炭，一下就烧着了，火焰包围了我，衣服也被烧着了。我发出了惊呼，老保姆维尼闻声赶来。她用一条毯子包住了我，虽然火被扑灭了，但我也差点儿窟息而死。幸运的是，除了手和头发有些烧伤，我并没有大碍。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使用钥匙。一天早晨，我把母亲锁在了餐具室里，她被关了三个小时，仆人们都不在跟前。她不停地捶打着门，而我却坐在走廊的台阶上，感受着房门震动的声音，开心地笑着。这个让人头疼的恶作剧令我的父母下定决心必须尽快让我接受教育。我的老师苏利文小姐刚刚来到我家，我就伺机把她锁在了她的房间里。我按照母亲的指示，拿着一样东西上楼去交给苏利文小姐，但是我一把东西交给她，就猛地把门关上，锁好，并把钥匙藏在大厅的衣柜下面。无论他们怎样哄劝，我就是不肯说出钥匙藏在哪里。最后，我父亲不得不拿来一架梯子，把苏利文小姐从窗户里搭救出来，这让我乐不可支。几个月后，我才交出了那把钥匙。
在我大约5岁的时候，我们从那座藤蔓掩映下的小房子搬到了一座新的大房子里。我们的家庭成员包括我父亲和母亲、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以及后来出生的小妹妹米尔德里德。关于我的父亲，我最早的清晰记忆是自己如何费力地穿过一堆堆报纸来到他的身旁，发现他独自一人捧着一张报纸正在阅读。他在做的事情令我十分费解。我模仿他的动作，甚至戴上他的眼镜，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揭开谜底。但是多年来我一直未能解开这个谜。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报纸是干什么用的，也知道我父亲是其中一份报纸的编辑。
我的父亲是一个慈爱宽容、热爱家庭的人，除了狩猎季节，他很少离开我们外出。我听说，他是一名出色的猎手和有名的神枪手。在他的家庭之外，他最爱他的狗和猎枪。他极其热情好客，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缺点，他很少有不带客人回家的时候。他最引以为豪的是他的大花园，据说他培育出了全县最好的西瓜和草莓，他还常常给我带来最早成熟的葡萄和精挑细选的浆果。我还记得他是如何慈爱地领着我在树木藤条间散步，只要我开心，他就快乐。
他是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在我学会了说话之后，他总是笨拙地在我手心拼出一些词句，讲述最有趣的奇闻异事，他最喜欢看到我立刻将这些故事复述出来。
当我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北方享受着1896年夏天最后一段美好的日子。他得了急病，经受了短暂的痛苦之后便离我们而去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遭遇巨大的悲痛——我第一次面对死亡。
我该怎样描绘我的母亲呢？她与我如此亲密，以至于用语言来描述她成了一件近乎失礼的事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把我的小妹妹看作一个入侵者。我知道自己不再是母亲唯一的宝贝，这令我心中充满嫉妒。她总是坐在母亲的膝头，而那里曾经是属于我的位置，她似乎得到了母亲所有的关怀和时间。一天，发生了一件无异于在我伤口上撒盐的事情。
那时，我有一个名叫南茜的洋娃娃，我对它非常宠爱，但也经常拿它当出气筒。实际上，它成了我喜怒无常的情绪的牺牲品，因此早已经变得破旧不堪。我有会说话的娃娃、会哭的娃娃和会眨眼的娃娃，但是我对它们都不像对可怜的南茜那样喜爱。它有一个摇篮，我常常把它放在摇篮里摇晃，一摇就是一个多小时。我满怀戒备地守护着我心爱的娃娃和摇篮，但是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小妹妹居然在摇篮里安静地睡着了。由于那时我和妹妹之间尚未建立起爱的纽带，因此我勃然大怒，冲过去推翻了摇篮，要不是母亲及时抓住了她，她可能连小命儿都保不住了。当我们行走在寂静而黑暗的深谷中时，很难理解亲切的话语、体贴的行为和真诚的友谊中产生的挚爱亲情。但是后来，当我重新获得了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之后，米尔德里德和我成了最知心的姐妹。我们经常满心欢喜地手拉着手，一起做着各种异想天开的事情，尽管她不明白我的手语，我也不理解她孩子气的童言。
拜访贝尔博士
知识是爱，是光明，是美景。
在这一时期，我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表达欲望。我所能使用的少得可怜的几个手势已经远远不够用了，每当别人无法理解我的意思时，我就会大发脾气。我感到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紧紧抓住了我，我狂乱地想要挣脱它的束缚。我拼命挣扎，并不是因为这样能起到什么实际的作用，而是因为在我的内心充满了强烈的反抗精神。我常常会又哭又闹，直到筋疲力尽。如果我母亲碰巧就在一旁，我会钻进她的怀抱，伤心得甚至忘记了发脾气的原因。一段时间之后，对沟通手段的迫切需求使得我每天都会爆发，有时候甚至每个小时爆发一次。
我的父母感到深深的痛苦和无助。我们家附近没有一所聋哑人学校，似乎也不会有人跑到图斯康比亚这样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聋又瞎的孩子。实际上，我的朋友和亲戚们有时会怀疑我到底能不能接受教育。我母亲唯一的希望之光来自狄更斯的《游美札记》。她读了劳拉·布里奇曼的故事，模糊地记得她就是一个既聋且盲的人，然而依然接受了教育。但同时令她感到希望渺茫的是，她知道盲聋哑人教育的先驱者豪博士已经辞世多年。他的教育方法可能也随他一起灰飞烟灭；即使这些方法保存了下来，一个远在阿拉巴马州偏僻小镇的小姑娘又怎么能从中受益呢？
在我大约6岁的时候，父亲听说在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他已经成功医治好了很多看似无望的病人。我的父母立刻决定带我前往巴尔的摩，看看他能不能帮我恢复一些视力。
我清楚地记得这次愉快的旅行。在火车上我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女士给了我一盒贝壳，父亲给它们打了孔，好让我用线把它们串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都使我感到快乐而满足。火车上的列车长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当他在列车上四处走动，给车票打孔时，我常常抓着他的衣角跟在后面。他让我玩他的打孔器，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玩具。我蜷缩在座位的一角，自得其乐地在纸板上打出许多有趣的小孔，一玩就是几个小时。
我的姑姑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娃娃。它是个最滑稽、最不成形的玩具，这个即兴创作的娃娃没有鼻子、嘴巴，也没有耳朵、眼睛，就连孩子的想像力也无法拼凑出她的面孔。奇怪的是，我最无法容忍娃娃没有眼睛这一缺陷。我不厌其烦地向每个人指出这一点，但是没有人能完成给娃娃添上眼睛的任务。突然，我灵机一动，问题解决了。我爬到座位下面翻找起来，直到找到了姑姑的披肩，那上面缀着大颗的珠子。我扯下两颗珠子，示意她把珠子缝到娃娃脸上。为了确定我的意图，她把我的手放在她的眼睛上，我用力点了点头。珠子被缝在了恰当的位置，我高兴得无法自制，但是很快我就对这个娃娃失去了兴趣。在整个旅途中，我一次脾气都没有发，因为有太多的事占据了我的头脑和手指。
我们到达巴尔的摩后，奇泽姆博士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对我的眼睛无计可施。然而，他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我父亲咨询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他可以提供一些关于聋哑人或盲人儿童的学校和老师的信息。我们按照医生的建议立即前往华盛顿去见贝尔博士，一路上我父亲心情沉重、愁绪满怀，而我却浑然不知他的痛苦，自顾自地享受着旅途的快乐。尽管我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孩子，也立刻感受到了贝尔博士温厚的态度与强烈的同情心，正是这样的性格使他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正如他的伟大成就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一样。他抱我坐在他的膝盖上，我玩弄起他的手表，他让手表为我报时。他能理解我的手语，我知道这一点，并立刻喜欢上了他。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将会打开一扇从黑暗通向光明，从与世隔绝通向友谊、伙伴、知识和爱的大门。
贝尔博士建议我父亲给阿纳戈诺斯先生写信询问他那里有没有能为我进行启蒙教育的老师，阿纳戈诺斯先生是波士顿帕金斯学校的校长，豪博士伟大的盲人教育工作就是在这所学校中开展的。父亲立刻给他写了一封信，几个星期后，阿纳戈诺斯先生给他写了一封亲切的回信，并带来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他为我找到了一位老师。那是1886年的夏天，但是苏利文小姐直到第二年3月才来到我家。
这下子，我就像走出了埃及，站在西奈山脚下，一种神圣的力量触动了我的灵魂，使它张开了眼睛，让我看到无数奇迹。我听到神山上的一个声音说着：“知识是爱，是光明，是美景。”
生命里最重要的一天
这一天结束时，我躺在小床上，重温着这些词语带给我的快乐，感到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我第一次盼着新的一天快点到来。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就是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苏利文来到我家的那一天。从那天起，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一想到这种巨大的变化，便令我感慨万分。那一天是1887年3月3日，还差3个月我就满7岁了。
那天下午，我沉默而满怀期待地站在门廊上。通过母亲的手势以及家里人忙前忙后的样子，我模糊地感到某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即将发生，因此我来到门口，在台阶上等待。午后的阳光穿透了覆盖在门廊上茂密的忍冬花，洒在我向上扬起的脸上。我的手指无意识地轻抚着那些熟悉的树叶和花朵，它们似乎是为了拥抱这可爱的南方春日而长出来的。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样的奇迹或惊喜。几个星期以来，愤怒和痛苦已经将我折磨得身心疲惫。
你是否曾经在浓雾笼罩的日子在海上航行，那感觉就像是置身在一片触摸得到的白色黑暗之中，你脚下的大轮船紧张不安地向岸边摸索前行，不时放下铅锤和探测索来确定方位，而你则带着一颗怦怦乱跳的心等待着未知的将来。在我开始接受教育之前，我就像这艘迷雾中的轮船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我既没有罗盘，也没有探测索，根本无法得知自己距离海港还有多远。“光明！给我光明！”这是我的灵魂发出的无声呐喊，恰在这时，一束爱的阳光照亮了我的心灵。
我感觉到由远及近的脚步声。我以为是母亲来到了身旁，便向她伸出双手。有人握住了我的手，接着我被她紧紧地抱在了怀中，这个人便是我的老师。从此，她将向我揭示世间万物的奥妙，而更重要的是，她将让我感受到真情挚爱。
第二天早晨，我的老师领着我来到她的房间，给了我一个洋娃娃。这个娃娃是帕金斯学校的盲人孩子们送的，劳拉·布里奇曼给她缝制了裙子，但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得知的。我玩了一会儿娃娃之后，苏利文小姐慢慢地在我手心写下了“d-o-l-l”这个词。我立刻对这种手指游戏产生了兴趣，并试图模仿。当我终于拼出了正确的字母时，我兴奋得满脸通红，心中充溢着孩子气的快乐与骄傲。我跑下楼去，来到母亲身边，在手上把这个词写给她看。我不知道自己是在拼一个单词，甚至连世上存在文字这种东西都不知道，我只是简单地模仿着老师的动作。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用这种照葫芦画瓢的方式学会了很多单词，包括“针”、“帽子”、“杯子”，还有几个动词，如“坐”、“站”和“走”。但是直到几个星期以后，我才明白每件东西都有一个名字。
一天，我正在玩着我的新娃娃，苏利文小姐把我那个破旧的大洋娃娃放在了我的膝头，拼出了“d-o-l-l”这个词，试图让我明白两个娃娃都叫“d-o-l-l”。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在“m-u-g”和“w-a-t-e-r”这两个词上纠缠了半天。苏利文小姐想让我弄清“m-u-g”是杯子，“w-a-t-e-r”是水，但我却总是把它们弄混。她没办法，只好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下，重新回到娃娃的话题上。我对她不厌其烦的尝试失去了耐心，一把抓起我的新娃娃，把它扔在了地上。当感觉到娃娃在我脚下摔得四分五裂时，我感到非常痛快。情绪爆发之后，我既没有感到伤心，也没有感到懊悔。我不爱这个娃娃。在我那个寂静黑暗的世界里，是没有柔情与关爱的。我感觉到老师把娃娃的碎片扫到了壁炉的一侧，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引起我不高兴的东西已经没有了。她拿来了我的帽子，我知道我要到外面晒太阳去了。这种想法——如果一种不能用言语表达的感觉可以称之为想法的话，令我欢欣雀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