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哲学概念并不是随意生发出来的，而是在各种关系与亲缘中相向而生的。带着突如其来之势与倔犟的性格，从思维的历史中凸现出来。但正像某一地域动物界的组成部分一样，几乎都同属于一个体系，并最终以下列的事实呈现出来：形形色色的哲学家们一再为可能存在的哲学套上某种基本模式，这一做法似乎是最保险的。在一股无形的魔力趋势之下，他们总是一窝蜂地在一圆形轨道上奔驰，以为这样就能够以彼此相互独立的批判与体系化的意志去获得不同的感受；他们受到某种事物的引导，并被依次带入特定的秩序当中，就像某种土著的概念与亲缘的关系一般。
实际上，如果说他们的思维是一种再认识，不如说是一种发现、再回忆更准确；是一种向远古的灵魂物质的回归与认同，那种概念是从这种灵魂物质中萌芽的；从某种意识上来看，这些哲学家们的言论即是最高等级的返祖现象，这在所有古希腊、印度乃至德意志的哲学论述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在体现语言亲缘关系之处，下列情况更是无可避免的：幸亏有语法这一公共哲学——我想要表达的是，多亏了同种语法职能的无意识统治与引导——一切都为了促成哲学体系的相类性发展与排列而准备的；除此之外，通往世界观的其他方式似乎都是走不通的。在上古与古代亚洲的语言领域（尽管对主体概念的阐释糟透了）的哲学家们，则以相当大的概率另眼“洞悉世界”，并最终抓住了一条与印度日耳曼人或者穆斯林们所获得的截然不同的线索：一定的语法职能所散发出的魅力，归根结底就是生理学的价值判断与种族条件所具有的魅力。如果和观念的起源也扯上关系，那么洛克的肤浅论调也需要负一定的责任。
自身的原因是迄今为止想出的自相矛盾的最佳范例，不仅违背逻辑学，也是一种非自然的东西；但是，人的过度自信与骄傲，已经使它沦落到与胡说八道相提并论的地步，高深得吓人。遗憾的是，强烈要求“意志自由”的呼声已经在那些形而上学的超强理智中——即在那些不学无术的头脑中——占统治地位。如此一来，即是要求对其行为本身所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乃至最终的责任，以减轻上帝、世界、祖先、机会和社会的责任。这一切所涉及的正是要充当这种后果的自因，以一种比探险家闵希豪森的冒险更大胆的设想：使揪着头发往上拉自己成为存在，以脱离虚无的泥沼。假使真有人尾随这著名的“自由意志”，像一名愚笨的农夫一样姗姗而来，并从自己的头脑中删去“生存”一词，那么，我将有理由敦促他，将他所理解的“启蒙运动”向前推动一步，同时将那个“自由意志”的非概念从他的脑海中去除掉。
注意，我指的是“非自由意志”的概念，这一概念将他拖入了滥用因果关系的邪路之上。将“因果”关系具体化是完全错误的——正如同自然研究者的行径（而今是谁在思维中将它们自然化的呢？），在占据统治地位的迟钝的机械论的影响下行事，这种迟钝使原因受到挤压、冲撞，直至它“产生结果”为止；“原因”与“结果”应该被作为纯概念来使用，即使它发挥描述、告知的传统习惯职能，而非阐释职能。在“自为”的概念中，不掺杂一点儿“因果联系”。而“必然性”与“生理不自由”，无论如何是得不出“结果影响原因”的结论的，因为没有任何“法则”可循。原因、先后、彼此、相对、强制、数目、法则、自由、基础、目的等都是他们编造的，倘若我们将这一系列的符号作为“自为”填入事物，混杂事物的概念，那么务必再玩一次这种游戏——神话学式的——我们一直玩的就是这个。神话学就是“不自由意志”。
强意志与弱意志是现实生活所涉及的主要概念——似乎一直作为一种象征，将它置于不自由意志身上就变得不那么丰满了。倘若某位思想家在所有“因果联系”与“生理必然性”中有某种受强制的、不自由的感觉，那么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背叛——自身受到了个人的背叛。假如我的观察正确的话，从截然相反的对立面出发，完全能够通过深刻的个人方式，将“意志的非自由”解读为一项课题：某些人不管怎样也不愿舍弃“责任”，不愿舍弃对自身的信任，不愿放弃自己的优越理应享受的权利（虚荣的种族即属此类）；另一些人则与此相反，没有一丝的责任感，不求担负任何责任，出于一种自卑感，将自我退缩于一隅。倘若后者想要写作，则惯于站在今日罪犯的一边，使自己具有某种社会主义式的悲天悯人，这即是他们惯用的伪装。宿命论实际上是意志软弱者的救命稻草，会令人自欺地美化自身。倘若真的将它归为人性苦难的宗教并表现得善于引导自身的话，那一定是基于它的“善良的审美”这一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