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要显著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使生态环境明显好转。据权威部门统计，近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总量的4.1%，但所消耗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分别约为世界总消费量的7.4%、31%、30%、27%、25%和40%。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的乱征土地、环境污染、资源紧缺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转化为相应的社会风险因素，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诱因。
尽管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总体上，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转变。因此，要切实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促进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要更加注重优化生态环境，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最后，要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尽管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种种矛盾，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民众最关心的教育、卫生、住房、社会安定等范围广泛的社会事业领域，因为不尽如人意的状况也使得全社会共同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要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而是要把社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只有社会更加和谐，才能保证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也只有通过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才能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因此，要大力发展经济，创造更加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使国家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更加注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正确处理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而为经济建设创造更好的社会条件，推进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基础的相应举措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部署。这些战略部署应尽快落实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基础的相应举措上。
首先，在社会事业建设方面。长期以来，我国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许多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上学难”和“看病贵、上学贵”等问题，在相当程度上都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有关。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应该采取有力举措，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在社会事业建设方面，要坚持协调发展、统筹兼顾，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环境治理保护。
其次，在经济制度建设方面。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在经济制度建设方面，要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建设，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个体与集体、当前与长远等关系，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并且充分发挥这些机制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作用。
第三，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提高执政能力，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过去，由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许多人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化并不顺利，停留在分散的“自然人”、“经济人”阶段。当前，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
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各级政府要尽职尽责地履行政府职能，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在社会管理中要尊重民意，发扬民主，权衡各种政策工具的成本，充分鼓励扶持各种社会自治性机制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一种社会管理的新局面。
第四，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要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不断地促进和谐的经济文化建设，建立和发展以和谐竞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的思想内核；要大力倡导和谐竞争的思想观念，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和谐竞争的价值取向，通过对和谐竞争的肯定评价和相应的奖惩褒贬，建立健全各种制度以及法律规范、行为准则，用崇尚公平、公开、公正的和谐竞争的经济文化来思考经济问题、解决经济矛盾，指导和约束各种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
最后，在社会力量建设方面。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不断加快，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凸显，社会利益日趋多样化，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会更为复杂、更为突出。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为各国发展创造诸多有利条件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带来了挑战和风险。
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着眼于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新世纪新阶段，针对将来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而作出的战略抉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当前正处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圆向3000美圆过渡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经验看，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凝聚各方面的建设力量，把握好建设的力度、进度和尺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
在社会力量建设方面，党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担负“把握方向，制定政策，整合力量，营造环境”的重要领导责任。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形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基础的强大社会力量。
坚实有力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创造和谐美好的幸福生活，需要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需要全党全国团结一心为创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未来共同奋斗！
和谐社会与公平正义
李惠斌
公平与正义合成一个词，叫做公正。《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在公平的意义上谈论正义，足见这两个词的关系紧密。但是，正义在中文中还有另一层含义，指语言文字上的恰当与正确，或对某种理论或学说的纠偏和匡正。比如我国唐朝有《五经正义》、《史记正义》，等等。其中《五经正义》中包含有《毛诗正义》（40卷）、《尚书正义》（20卷）、《周易正义》（14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等等。在我国，公平的概念现在也需要这种意义上的正义。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具有指导性的地位，而“公平”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不过，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者往往对这个概念持有否定性的态度，有的甚至明确宣布“将公平作为分配标准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其理由是当拉萨尔把公平分配写入《哥达纲领》时，遭到马克思的批判。马克思说：“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如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对于《哥达纲领》中的“公平的分配”的批判，对于如何理解今天的公平概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首先必须肯定，马克思当时对于拉萨尔的批判是正确的。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党，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时期大讲什么经济上的“公平的分配”
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面对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后来德国的俾斯麦政府甚至通过了后来长达十几年的“反社会党人法”），却在自己的党纲里大讲“公平的分配”和“平等的权利”，这在当时的确是很可笑的事情。因为，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面前，无产阶级只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推翻这种反动统治，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去讨论什么“公平的分配”。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对其进行批判当然是有道理的。革李惠斌，“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一般理论的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所长、研究员。
命的年代，需要的是革命的语言和革命的策略。但是，从这里不能得出马克思一般地反对“分配公平”的结论，更得不出“将公平作为分配标准是不科学的”
结论。马克思在这里还进一步指出：“除了上述一切之外，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如果我们从这里再进一步得出马克思主义不可以谈论分配问题的结论—的确有人是这样做的，那么，岂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推到了可笑的程度上去了吗！
把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统治时期的一些说法和结论生硬地搬到今天来用，肯定是一种错误。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表示反对的。不仅如此，如果把当时的革命语境生硬地搬到今天来用，也是十分有害的。一是不合作。常常有人在争论激烈时大讲：“哪里有什么公平”、“有什么公平可言”。这是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固然可爱，但于事无补。二是不争取，即放弃了争取公平、公正的基本权利，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消极态度。三是愚蠢和误事。教条主义地搬用马克思在革命年代的一些说法，不仅愚蠢，而且误事。马克思的上述语境及其对于这种语境的教条式理解至今仍在影响着不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思想，尤其是影响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研究社会主义的分配公平问题，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与中国现实分配政策的制定严重脱节，出现了“分配理论找不到方向而政策的制定缺少理论依据”的奇怪现象。
当然，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条件下，其分配方式和分配公平的内容是不相同的，这是马克思试图表明的一个重要内容。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分配原则是“土地得到地租，资本得到利润，劳动得到工资”。这个分配公式在当时被人们（至少是资产阶级）认为是公平的分配原则。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被马克思用毕生的精力批判过的分配方式今天已经过时了—虽然它在今天依然被少数经济学家和投资者顽固地坚持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出现使得这种传统的分配公平原则被改写了。其中的关键性变化是利润不再是投资人独自占有，而是由劳动者在协商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利润分享。利润分享制的出现是对传统的“三位一体”分配方式的一种颠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劳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一部分劳动者进入企业的管理者阶层，而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成为管理者的劳动者在企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知识作为重要的生产手段使得掌握知识的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也同样发生了变化。管理者的劳动和知识劳动者的劳动成为与资本一样参与分割企业利润的重要的生产要素。现在许多国家已经将这种变化了的分配方式作为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规章确定下来，成为一种对于传统分配方式的制度性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