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追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超越，为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观点和方法。
第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方法为指导，而不能固守其具体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和谐的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为人类和谐、社会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反映了各国革命与建设的普遍性和共性，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社会和谐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老祖宗不能丢。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是固守其关于社会和谐的具体结论或主张不放。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并且，他们只能在他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他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恩格斯曾满怀信心寄希望于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修改和完善，就是他们坚持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生动范例。他们随着实践的发展，先后为《共产党宣言》的不同版本写了7篇序言，对其中的一些地方作出了补充、完善，甚至指出“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他们曾设想，未来的和谐社会是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所描绘的这个社会，是高级阶段的和谐社会，是建立在150年前，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基础上，因此，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不能死抱着马克思当时关于和谐社会的具体论述，否则，不顾历史条件和我国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结论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脱离实际反而导致不和谐。
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坚持其最根本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科学的方法。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相互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他明确地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最主要的是运用他们超越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观点和方法。
第二，坚持从我国的客观现实出发，而不能从原则出发。“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从原有的具体结论出发，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且“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最好的做法，对另一个国家可能是绝对行不通甚至是有害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必须根据各个国家的特点和具体情况，考虑各国的具体制度、民族特点和文化传统，不可能同一个模式。
当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的社会现象。正视不和谐因素，才能消除不和谐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人民改变了过去缺吃少穿的苦日子，生活获得了很大的改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举世公认，不容置疑。
但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不一定就和谐了。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和谐因素不断凸显。主要表现为：城市发展快，农村发展慢，城市的繁荣与富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农村、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农民工在城市受到种种歧视，不仅享受不到与城市劳动者同等的社会保障权益，而且连平等的劳动就业权与合法的劳动报酬权都难以得到保证。资本的势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不断上升的强势地位，而劳动者的权益却处于不断受损的状态，劳资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日益显性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如上海是贵州省的12.9倍。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的确已经富起来，而且有的还非常富，但有的还处于贫困阶段。在物质财富高速增长、商品市场日益繁荣的同时，企业与公民的社会责任在不断下降。效率优先存在着向效率至上乃至唯利是图转化的倾向，而社会公平与正义却并未随着经济发展而成为普适性的核心价值追求。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治能力并未得到同步的提升，民主法制建设滞后于时代的要求。在改革中，一些领导干部漠视人民利益，违背国家政策，利用职权转移、侵吞、贱卖国有资产，甚至于一夜间暴富，严重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上访。以牺牲环境、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区域经济的一时发展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激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第三，理性分析社会不和谐的原因之原因、内在机制，而不能停留于道德情感层面。和谐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和谐的，为何出现不和谐？
我国当今存在不和谐因素，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是多因一果。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基数大，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较低，客观上存在着人与自然不和谐的现象。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分析的在资本主义较充分发展的国家取得的胜利，不是在西方，而是在东方，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国基础上建立的，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量自然较高。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期，也是不和谐因素的增长期，容易出现“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行为容易失范”等问题。在人民生活实现了基本小康的目标以后，需求升级并日益多样化，对自身的发展必然提出更高层次、更加全面的要求，人们已不满足于温饱式和谐，而是要求更高更全面的和谐。
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制度上进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安排。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本中不可能找到答案，摸着石头过河，是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经济，市场也会失灵。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原来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分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城市中已形成了七个或十个阶层。这种社会分化导致了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与此同时，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流动模式尚未最终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人口大量的流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现有体制上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出来：一个人一旦离开户籍地，也就无法享有和行使在法律上规定的许多公民权利和义务。进城务工的原农村居民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方面的权益无法保障。
主观上是我们片面地理解发展，把经济增长看成发展，而经济的增长又以GDP为指标。干部考核看实绩，这个实绩也是一个时期“唯GDP”。因此，各地为了提高GDP的增长率，肥水快流，竭泽而渔，甚至“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以牺牲生态环境、消耗非再生性资源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使本来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生存空间更加不和谐。为了提高GDP的增长率，注重抓物质文明建设而轻视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文明建设，由此导致赌博、吸毒、卖淫、盗窃等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较之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缓慢，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导致一些社会问题产生、各种社会矛盾增加，还会销蚀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可见，认识的片差→制度安排的缺陷→社会不和谐，这是我国目前出现不和谐现象的内在机制。
第四，按社会和谐的辩证法办事，而不能沿用形而上学方法。传统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主要是矛盾→解决→新矛盾→再解决，往往一个矛盾解决了，相关的矛盾由此而产生，导致不和谐。随着社会不和谐而来的是社会化解，通过社会化解而来的是社会和谐，“不和谐→和谐→新的不和谐→新的和谐”。而且是针对一个个具体不和谐因素进行解决。
我们所要建构的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体现，因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社会和谐，目的是使社会进步更快。
构建这样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个过程。
“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人类社会是个活的有机体，有机体的各个要素都包含着内在的差异，都有其内部矛盾，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是一切事物内在的根本属性，对立面的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相互转化是推动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社会和谐是社会有机体内各种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和谐社会不是内部矛盾的消失，而是矛盾各方对立统一的结果，是变阻力为动力，机体充满活力。所以，实现各个要素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需要有化解矛盾的和谐机制，而且要有和谐机制的生成、建立机制，自行化解社会不和谐因素，避免不和谐因素的出现，使各个社会要素处于和谐状态，从而整个社会充满活力。
和谐机制的生成与建立能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使社会要素获得和谐。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完善一套能够不断化解矛盾和避免冲突的和谐社会内在的运行机制，主要有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顺畅的民意表达机制、自由的社会流动机制、完善的社会安全机制、友好的人与自然发展机制和客观的政绩考评机制等。
这些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主要在于科学化、人性化、系统化的制度安排。科学化、人性化、系统化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是社会和谐的保证，它使不和谐的社会行为被合理化解，同时又进一步促进制度体系更趋向科学化、更加人性化和系统化。实现科学性、人性化、系统化的“制度生成机制”，首先是各级领导者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权力观、政绩观，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其次是每一次提出制度构想到作出制度安排时，都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向专家咨询和论证、民意反馈等多个环节，这样作出的具体制度安排就必然会包含较多的科学性和人性化内涵。再次是制度安排要具有系统性，不能搞单兵独进。各种制度安排之间要相互衔接、和谐。制度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保证。
马克思终其一生，在辩证批判19世纪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未来社会的理论主张，即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对于马克思所提出或设想的社会主义（包括恩格斯的思想贡献），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有过种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未免属于“误读”，例如曾经将不可调和的冲突与斗争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及其社会基本特征，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在导致“误读”的多种原因中，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缺乏较高程度的现代文明、政治文化普遍落后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历了建设实践的严重挫折与失败，特别是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站在新的高度重新阅读经典作家的著作，我们发觉，和谐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