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拐点：中国挑战“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
我们正处在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全球化时代。但是，“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的阴影正在游荡。一个国家处于从人均GDP大约l000～3000美圆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般呈现两元化特征，即它既是经济的加快发展机遇期，又是各种矛盾凸显期和非和谐期。这已为许多国家的发展实践所证实，甚至被称为“狄更斯悖论”或“双城记情结”。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于具有鲜明两元化特征的体制转轨时期，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狂飙突进，凸显实践、创新和借鉴以及不断“试错”、反思、争论和“纠错”的重要历史时期，即从体制外渐进式改革跨入体制内激进式改革，以及各个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深层次矛盾尤其分配问题凸现从而使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因此，她正位于这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拐点上，即从西方市场理论和制度大规模借鉴性移植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历史大转折时期，从增量改革转入存量改革，从保持比较优势（如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到追求竞争优势，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以及从“李嘉图推进”转向“次帕累托改进”的关键时期。因此，在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必须解决不发达的经济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以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矛盾，尤其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生产问题十分突出。例如，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合作研究报告表明，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中国医疗资源80%在城市，广大农村仅占20%。在联合国公布的医疗卫生工作公平性排序中，中国位列倒数第四。广大民众把医疗、教育和养老称为“新三座大山”。
此外，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先天不足而后天市场化进展缓慢，并导致了形形色色的“中国特色”的坏的市场经济例如新重商主义、权贵市场经济、裙带市场经济或新社会资本市场经济。因此诱发出许多不好的后果，如由于劳动力价格的过度竞争定价与企业商品的市场化定价，农民工以损失一代人的健康、养老和下一代人的教育为代价，付出了每年410亿元“人口红利”；中国的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在拉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这个安全阀；1.3亿流动人口中有4000多万是3万亿元收益丧失殆尽的失地农民，他们有可能成为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2001年，世界银行所公布的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2002年，中国有2/3的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2004年，中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恶化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05%。《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同时指出：“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约为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总的来看，改革成效很大，但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问题。因此，人们不禁要问：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必然要以牺牲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以冲突取代和谐为代价吗？社会的发展一定要采取对立和不公平的形式？人均财富差异与人均财富增长、增长与不平等的关系、公平与发展（效率）是一种倒“U”型曲线规律吗？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没有逃出“穆勒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难道社会主义社会就一定要重蹈这一历史覆辙吗？
马克思关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型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新发展观及其对“李嘉图定律”的评论，邓小平关于“三个有利于”的重要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新一代领导集体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和新发展模式是涤荡“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的思想武器。中国应该为击破“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怪圈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就是：
（一）继续做好生产力大发展这篇大文章
离开发展这个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就没有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和“全面小康”社会，就只能搞穷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的“新的历史观”的精髓—“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迄今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以至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立形式中进行……只有掌握了历史领导权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以便最后都达到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
但这种发展的品性是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为中国经济成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
GDP不能图腾化、情结化。经济的发展或GDP的发展，不能以破坏两个和谐，透支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牺牲社会软件和社会建设为代价。发展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利益乃至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不能以透支资源、透支环境、透支信用、透支权力、透支未来，即以破坏和谐、牺牲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软实力为代价。
因此，必须创新发展模式，要实现从单一经济建设政绩观向科学发展观、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式到集约式的转变，由GDP增长至上发展战略向可持续、可循环、两个和谐和跨越式发展或追赶战略转变，由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必须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农业化道路。
（二）思想和观念要解放
这种解放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反对教条主义（土教条主义，洋教条主义），尤其反对在改革开放大趋势掩盖下的洋教条主义倾向。中国的所谓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不考虑中国具体国情而全方位与国际接轨，主张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国家干预软化和国际化，这种甚嚣尘上的洋教条主义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权力寻租和盗窃公共财产行为丛生、全民教育和卫生体系被破坏，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加剧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其结果是断送改革开放。
二是与时俱进，思想不能僵化。中国第二次“西学东渐”—其特征是市场化改革所不可或缺的西方市场理论和制度大规模移植—已经走到尽头；现在已经进入从借鉴和吸纳（“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向中国人以自主创新为主（“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历史大转折时期，从“猫论”转向“石论”即新实践论的时期，而“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尤其对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这个大问题的认识，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深入发展。要从正确认识“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入手，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从而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如马克思总结了“社会有机体”即社会经济形态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的……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
有机体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可见，“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何结合”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例如：
“不管是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突破了体制障碍和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为抓经济建设正名，拓宽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是，怎样抓经济，怎样抓GDP？有一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实践证明：要搞绿色GDP，要搞两个和谐，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纲。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经典名言。但是怎样富起来并进而共同富裕？怎样富国富民？有一个认识过程和摸索过程。以权谋富不行。全民尤其军队和党政干部经商致富不行。搞MBO致富不行。钻双轨制的空子投机致富不行。要坚持劳动致富为本，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点从一开始提出就是错误的，尽管这是针对平均主义的。公平与效率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两大目标，这是一个两难选择。
但是，效率与公平是不同层面的两个概念和范畴，效率基本上隶属于经济学范畴，而公平、公正或正义是伦理学范畴，是一种带有普适性和取向性的价值观，应该适宜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和所有领域。两者不是简单的“替代”的关系，而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辩证关系；要区分公平的价值取向与公平的实现形式两者的关系，而效率或生产力水平从根本上决定和制约公平的实现方式、程度和范围。我们是广义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论者，应该站在更高层次上—例如和谐理论、科学发展观以及经济伦理学或伦理经济学—予以考察。
西方学者约翰·罗尔斯是两大正义原则的倡导者。他强调，公平、公正或正义应该优于效率和福利，是第二正义原则，而平等自由又是第一正义原则。
但是，不能不指出这种正义原则带有明显的虚伪性，因为其政府就是“总的资本家”。但我们不能把公平话语权再拱手让给他人，人权话语权旁落于他人已经是前车之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把社会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效率和公平并重的历史条件现在已经成熟。我们必须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凸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高度重视和维护社会公平，不能只强调“公平兼顾论”、“公平次要论”或“效率公平并重论”；也不能把这二者变成某一阶段某一部门或某一领域的关注对象，例如“起点公平论”、“终点公平论”、“底线公平论”、“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政府注重公平、市场和企业注重效率”，割裂了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学的本质涉及到选择问题，公平（平等）和效率也是如此。阿瑟·奥肯指出，“公平和效率（的冲突）是最需要加以慎重权衡的社会经济问题，它在很多的社会政策领域一直困扰我们”；“或是以效率为代价稍多一点平等，或是以平等为代价稍多一点效率”，从而“出现了平等与效率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