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控制型社会向决策型社会转变。在整体社会中，政治权力控制着一切，社会的各个部分不过是其命令的服从者和执行者而已。整个社会呈现为金字塔形，中央权力就是居于顶端的唯一决策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政治权力的收缩是沿着纵向下放和水平转移两个方向发生的。在纵向上，权力向地方和基层下放；在水平方面，权力向经济和社会领域转移。权力的下放和转移实质上是控制的放松，社会活动主体自主决策权的加强。这样，金字塔型的控制式社会就逐渐向网络状的决策型社会转变。在决策型社会中，一方面社会自主决策能力提高了，另一方面整个社会服从统一决策的过程也更加复杂，成本更高，需要建立新的协调机制来整合多元化的决策主体。这无疑是对整个社会达成共识，实现集体行动能力的挑战。
3.从分割的社会向流动的社会转变。改革开放前的整体社会也是内部严密分割，对外相对封闭的社会。内部的分割主要是通过户口制度和阶级划分实现的，体现为城乡分割和身份固定化；对外封闭则是对当时国际格局的直接回应，中国对于西方世界基本上是封闭的，对于东方阵营也强调独立自主。内部分割和对外封闭大大限制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强化了制度的僵化。改革开放战略的实行是对内部分割、对外封闭的彻底否定，不仅在思想观念上消除了对流动与开放的恐惧感，而且通过各种制度创新和改革，不断消除着阻碍社会内外部流动与交流的障碍，使得资源、人员、资本、信息等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要素都获得了流动的机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增强了社会的活力，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革。在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增强的过程中，社会内部各种主体之间以及它们与外部社会各主体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无形中成为相互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某个主体的消极行为或者受到的消极影响都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联系蔓延到更多的主体身上，阶层、国界等制度性边界无法阻挡住它们的流动与扩散。
4.从生产的社会向消费的社会转变。以计划经济的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因此产业分布、资源配置、积累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等都是为集中发展生产，优先发展某些产业服务的。这不仅造成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失衡，而且阻碍了生产发展对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需要，提高生活水平的直接贡献。整个社会虽然生产增长，但消费匮乏。改革开放后，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需要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
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长，消费能力和消费需要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生产领域更加顺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人民消费而非国家赶超成为了社会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生产的社会转变为消费的社会，并且消费导向逐渐压倒了生产取向。在这样的社会中，一方面，各种产品消费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增强了对资源的索取和利用，有可能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消费的个性化、精致化和流行化等变化也体现了消费者主体性的发展。他们不仅关注日常消费中的自身利益，也通过消费建立着自我的认同以及相互关系。
5.从国家财富的社会向个人财富的社会转变。国家、集体和个人一直被承认为社会的三大基本财富所有者。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高度强调公有制的纯粹性以及收入过度平均化，个人没有掌握一定数量的财产，因而也无法成为实质上具有独立性的财富主体。整个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是由国家所有的，而国家权力的无限性，又使得所有社会财富实际都是由国家控制的，是可以被剥夺的。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的财富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国家控制的财富比例不断下降，民营企业和个人逐渐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所有者，另一方面个人财富得到了所有权为核心的制度化保障，个人成为名副其实的财富拥有者。这些变化的发生不仅限制了国家权力调控、影响社会活动的范围、强度和方式，更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体意识的强化提供了物质支撑，因为他们拥有了更多的财富，也更关心危及自己利益的各种风险。同时这也对大范围社会集体行动的达成提出了新的挑战，即如何协调数量众多的、有着自我财富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
6.从经济不断增长型社会向社会可持续发展型社会转变。与前五个转变不同，这种转变不是改革开放前后状态的变化，而是改革开放之后发展取向的变化。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一直是国家与社会共同的目标，因为只有经济的持续增长才能为解决各种紧迫问题提供物质保障，也能使经济增长的收益扩散到更多社会公众身上。一直到目前为止，这依然是一个社会性共识。但是片面强调经济增长产生的各种负面后果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日益明显。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以及社会对收入差距拉大的容忍能力直接挑战着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
发展经济的目标必须从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转变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即经济发展不仅要实现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存，更要推动社会内部以及人类代际的和谐共存。伴随着这种转变，生态风险与社会风险将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
（二）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风险
按照一个流行的说法，随着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圆时期，各国社会都会进入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进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中国也开始进入这样一个高风险时期。
当然，这种说法中的风险更强调的是社会风险和制度风险。实际上，在这个时期，技术风险、生态风险等也同样处于高发和频发阶段，因为在短短20多年发生的高速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模式、消费模式、生活模式以及认知模式。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间的关系等都面临着巨大的调整与改变；时间的浓缩扩张了存在的空间，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打破了各种边界，也创造着新的边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体必须重新为自己定位，以获得自己的认同。在短时间发生的如此高强度的变化与调整必然产生出更多、更新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风险已经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组成部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风险不仅来自我们生活郑杭生“.三失”制约中国社会矛盾高发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也来自我们作为集体或个人作出的每个决定，每种选择以及每次行动。
在诸多风险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国当前面临着几种突出的风险。
1．制度转轨风险
在中国，制度转型产生的风险非常突出。一方面给社会个体和组织提供安全保障的制度，提供认知坐标的理念体系被人为取消或修改，另一方面新的制度和理念又没有全面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无法在短时期内改变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和思维惯性。沮丧、无助、渴望安全成为那些在制度转型中失去原有地位和利益的个体的普遍心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制度转型在计划所有领域中都引发了新的风险与不安全。比如，在农村，随着农村“三乱”问题的严重化，农民收入增长停滞不前；在城市，国有企业效益滑坡以及破产企业数量增加，下岗人数也在增加，出现了新的贫困人口；在政府部门，由于制度漏洞的存在，腐败现象呈现出扩大化和严重化的趋向；犯罪种类不断增加，组织性和强度不断提高；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由于缺乏平等的谈判机制和社会安全保障机制，农村中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而城市中许多住户也因为搬迁失去了工作；在教育领域，由于高等教育的快速市场化，造成了许多农民子弟以及城市贫民子弟无法继续大学教育，而持续的扩大招生，又对脆弱的就业市场产生了巨大压力，等等。值得重视的是，伴随这些制度性风险出现的是社会道德约束力的弱化和价值信仰体系的分化。
2．社会差距扩大的风险
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经济增长率，推动了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与社会总财富增长相伴的是国民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诸多差距的拉大，从而造成了社会各个部分发展的不均衡，相互之间矛盾的出现，甚至加深。在这些差距中，收入差距是核心。以争论很大的基尼系数为指标，根据世界银行估计，198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未经过城乡居民生活费调整）为0.28，1990年上升到0.35，2001年为0.45。而居民财产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比收入分配更严重，全国居民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0上升到2002年的0.55。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言，以2000年标准为100%测算，2001～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96.51%、89.52%和83.81%，三年间达标率下降16个百分点。而在此后的2004年和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并无明显下降，基本保持2003年的3.2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比与目标值1≤x≤2.85仍有较大距离。收入差距的拉大从根本上改变了1949年后形成的社会结构，不仅瓦解了维持了几十年的社会拉平状态，而且产生出众多新的社会阶层，使原来简单的阶级结构转变成多元化的阶层结构。
必须看到，腐败因素在收入差距拉大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自然激化了阶层多元化产生矛盾。此外，地区发展不平衡有所加剧。在20世纪90年代，沿海地区的发展加快了，年均增长率为13%，是增长最慢的西北地区的5倍，造成国家收入的大部分集中在大都市和沿海地区。1999年中国三个最富裕的直辖市—上海、北京和天津居于人类发展指数排行榜的前列。排在后面的全部是西部省份。而且，最穷的省份也最不平等。西藏的教育完成水平和预期寿命最低。
在这种情况下，有三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1）如何调整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的关系。一方面，为了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不能放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先富者”行为的非道德化倾向也容易在一个有着强烈平均主义传统的社会中诱发极端反应，从而增加和激化社会内部矛盾，这必然增加国家所承受的压力。（2）如何通过制度化建设，把新兴阶层吸纳到政治领域中，使之成为建设性力量；保护弱势阶层的利益，减少社会边缘化现象的扩大，增强体制的包容性。（3）如何防止新兴强势阶层对政治权力的渗透，甚至控制，保证官员的相对独立性。
3．代际断裂和人口结构失调风险
在过去20年中，代际更替对社会生活产生了两个直接影响：一是经历过“文革”，但“高考”恢复后进入大学的人逐步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中坚力量；二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在经济领域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两代人相互间虽然存在着代沟，但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社会化环境的影响，在社会政治认知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保证了社会政治行为的较高连续性。此后的代际更替上将会遇到社会记忆如何传递，社会价值系统和行为如何协调等问题。由于社会生活变化的巨大，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世界上代际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有三个因素决定着这种代际差距的扩大：（1）对独生子女的教育模式；（2）以电视、网络为主要手段的信息传递方式和相应的人际交往模式的改变；（3）制度改革和变动的剧烈程度和彻底程度。应该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已经在思维和行为上与前几代有了很大差别，那以后出生的人究竟有什么变化更需要研究，因为代际关系是维系社会信任的重要纽带。
此外，人口中男女比例的失调也有可能产生新的风险。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男女出生比的差异率已高达119．92∶100，而且差异率连年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