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内容。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他还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作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提出来。他指出，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是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在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时候，他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又把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职能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反动派实行专政。
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却有与民主革命时期不同的重点。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是解决敌我矛盾。那时共产党所担负的任务主要是率领广大人民群众为推翻共同的敌人而斗争。大敌当前，人民内部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和担负的任务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由带领人民开展对敌斗争变成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逐渐大量显露出来。因此，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虽然谈到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敌我矛盾，但其重点是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指出，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一般地说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具体地看，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又分为三种：一是人民内部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二是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人民政府代表人民利益，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矛盾。其中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之间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三是客观规律同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
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当时，面对层出不穷的人民内部矛盾，执政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我国一些地方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社的事件。究其原因，毛泽东特别提到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1957年共产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其内容之一就是整官僚主义作风。
针对一些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沿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甚至动用武力对待闹事群众的错误做法，毛泽东还说：“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
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的做法，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执政国家已有深刻教训。斯大林当权的一段时期，不准人们对党和政府有意见，谁批评党和政府的工作，就怀疑谁是敌人，由此造成30年代后期的肃反扩大化。
这是混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二十大又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斯大林，同样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1956年10月至11月匈牙利发生的反政府政治事件，其主要原因是本国的工作没有做好，一概硬套苏联的办法，没有考虑到本国的具体情况，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事件发生后，匈牙利执政党不但没有正确加以引导，反而把群众当成敌人，再加上国内外反革命势力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使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演变成对付政府的骚乱。其结果是国家和人民都受到损害。
国内外当时和后来的经验都表明，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所谓执政，对于共产党来说，不仅要镇压被推翻阶级的反抗和抵御外敌入侵，而且还要维护人民的共同利益，管理社会的公共事务。在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它是政权得以实施和巩固的基础。如何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如何在维护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同时，协调好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局部利益和现实要求；如何在最大程度上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如何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社会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门科学，是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必修课。
四、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方针政策和提出主要任务的理论依据。对此，党的八大做出了明确回答。
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当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来的时候，在理论上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这一主题与八大提出的主要矛盾之间是什么关系；二是，人民内部矛盾与阶级斗争之间是什么关系。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分别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就对上述引文中关于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表示怀疑。1957年4月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
既然八大的上述提法有错误，那就要加以纠正。如何纠正，这又与第二个问题有关。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
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了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做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
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
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在这里，毛泽东强调的重点显然是人民内部的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
当时，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清楚的。他所说的阶级斗争是与革命、与对敌斗争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过去那个时期叫革命，我们党就是搞这一套的，叫做阶级斗争。这方面确实有些学问，有些办法。因为在革命的时候，就是率领广大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不能犹豫的，有许多事情不能从容讨论，需要迅速作出决定。”他还说，共产党一成立就是搞阶级斗争的，花了几十年工夫才学会了阶级斗争。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取得胜利的党。现在的任务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而是要搞建设、学科学，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研机关做实验，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不要使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
对于八大作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一结论，毛泽东在1957年3月18日的讲话中作了如下解释：“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
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做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1957年春夏之交，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这一事态引起毛泽东高度警惕。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重要变化。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他还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