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位满族人。
这一点，在人们能够接触到的几乎各种文学读本中，均有所交代。那么，这儿的“满族”二字，对于写家老舍来说，是否只是表明他在户口簿一个具体栏目的填写上跟咱们身边的大多数人有点儿不同？恐怕很少有人想过这件事情。
差不多的人们都会知道，满族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少数民族。但这个民族除去建立过清王朝而外还做过一些什么，人们却知之不多。照说呢，不很了解咱们国内哪一个具体的少数民族，这在当今的社会上，也还是个常见的现象，或许可以说算不得什么。
可是，当咱们面对着杰出写家老舍，意欲对他有些深刻了解的时候，如果不了解满族这个民族，就肯定会遇到些阻碍。现而今放眼各个阶层，对老舍和他的作品感兴趣的人实在太多了，我想要跟这些朋友说，如若不能大概地了解满族的历史和文化，又想真真切切地走近老舍、认识老舍，那就不大容易了。——别以为我这话说得玄乎，因为老舍这个人和他的艺术造诣，抄着根上讲，跟他所出身的那个民族原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俗话颇有道理。它告诉人们，生存环境对人的精神形成具有根本的影响与制约。老舍他出身于清代末年北京内城一个满族下层旗兵的家庭，父亲战死在反侵略的战场以至于使他幼年失怙，母亲在千辛万苦中把他抚养成人，并且还把本民族的价值观念一宗宗一件件地传给了他，满族人的精神血脉自从幼小便流灌到了他的头脑与肌体里面，完成了他基础人格的造就跟定型。
一
首先得在这儿为大家勾画的，是老舍所在的民族——满族——的基本背景和轮廓。
满族原本的称呼是满洲，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其先民曾经是东北亚地区最古老的土著民中的一部分。远在我国中原地区的舜、禹时代，满洲的初民肃慎人就以自身独特的文化类型，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松花江以东至牡丹江流域。
满洲先民曾经以自然经济作为自己的传统生存方式，捕鱼业、狩猎业和采集业，是历史上久远以来保持的主要生产样态。这样的生产样态，不单是该族群的物质生活保证，成为他们能够世代繁衍生息的必备的经济条件，同时也是他们的精神生活依据，使这个民族的成员取得了跟自然经济相应的心理、观念和行为准则。
读过民族心理学的朋友也可能知道，对比传统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渔猎民族的成员们保守观念偏少，创造精神与自主精神倒会多一些、强一些。[1]况且，咱们国家的东北地区山岭密布，地广人稀，冬季长期高寒，夏天日照强烈，满洲的先人世代生活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便同时炼成了承受得起严寒酷暑与不惧艰险、粗犷剽悍、勇猛奔放的民族特征。
千百年间，满洲初民主要依赖自然物产作为衣食之源，人们跟强大自然界相互的关系，是他们生存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生产力低下，人们不可能去跟自然力抗衡，便在整个民族心理层面，形成了畏惧大自然、崇尚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固有心态。他们中间逐渐出现一种原始宗教——萨满教，这种信仰，认定世间万物都有灵魂存在。满洲的先人们在长期从事艰险的渔猎经济生产过程中，一门心思地笃信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三大崇拜为基本内容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体现这一宗教观念、讲述世间万千神灵故事的口承文化系统，也就特别地丰富发达与多姿多彩。这样的情景，不仅养成了满洲民族对文化艺术异乎寻常的无尽想象力，也使他们世代维持着创作、接受带有奇思异想的民间叙事作品的嗜好。
有一本我国古代春秋时期就出现了的史书《左传》，当中有关于“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记载，证实了满洲初民肃慎人很早即与中原地区有着联系。随后的肃慎后裔、满洲先民，又曾以挹娄（秦汉时期）、勿吉（南北朝时期）、靺鞨（隋唐时期）和女真（宋金元明时期）等称谓出现在史书上面。在公元6世纪末至11世纪初，靺鞨族的粟末部融合靺鞨族白山部以及高丽遗民，在今我国吉林一带，建立了国力很是强大的“海东盛国”——渤海国，经济文化各方面几乎能够追赶我国中原同时代的唐朝。至公元12世纪初，由女真贵族完颜阿骨打创建的金朝，又曾建立政权历时一百二十余年，与同时期的南宋、西夏在中国版图上三足鼎立。当时金朝的领土东北方向到达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外兴安岭，西北方向到今天的蒙古国，西边以河套、陕西横山和甘肃东部跟西夏接壤，南边以秦岭、淮河与南宋划界；在金世宗和金章宗当政的时期，金朝还表现出过被史家夸赞的盛世景象。
从肃慎后裔发展到满洲民族，其总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单线条的。“渤海国”解体后，粟末靺鞨人各自失散开来，有些进入了朝鲜半岛，离开了女真群体。而靺鞨人的另一支——经济文化原本不太发达的黑水靺鞨，却渐趋壮大，成了后来金代女真群体的基准先民。到了金代被元朝灭亡以后，金代的女真人也多散落于我国中原的冀鲁豫地区，融合到当地的汉族里边，而真正返回东北故乡的却并不很多。再说到明代东北地区的女真人，那又是先前发展比较滞后的女真群体，重新又由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成长壮大起来的，他们才可以说得上是满洲的直系祖先。
虽说“渤海国”的靺鞨人和金代的女真人，都没有能够整体成为满洲民族的直系祖先，但是，“渤海国”和金代由肃慎先民的不同后裔成分留下来的叫世间刮目相看的史实，却说明了白山黑水肃慎古族的流脉具备什么样的精神创造力和文化爆发力。如果我们说，肃慎后裔先后在“渤海国”跟金代的两轮崛起，为肃慎古族的另一流脉即明末女真——满洲民族，在中华封建历史的结尾横空出世，重新造出一段历史的辉煌，埋下了命定的前缘，恐怕也是说得过去的。这一东北亚地区的古老族群，总是富有创造和自立精神，果敢粗犷不畏艰险，又超乎一般地具有文化想象力和实践精神，他们在相似历史条件下，一次又一次地卷土重来，进取并且成功，这其间势必存在着某种客观必然。
明代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是由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新崛起的、原本在发展中处于后进状态的女真人，他们是满洲的直系先人。这些女真人先后南下，形成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三大部。明代万历年间，女真各部蜂起，战乱不已，彼此残杀，使民众蒙受极大的痛苦和威胁。1583年，建州女真部的年轻首领努尔哈赤，兴兵举事，顺应历史潮流及民心，担当起统一女真各部的重任。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的率领下，经过长达数十年的艰苦斗争，他们不但统一了女真各部，还征服了邻近的蒙古和朝鲜，击溃明王朝前来围剿的强大兵力，为最终夺取中央政权打下了基础。在这个过程里面，努尔哈赤创立了让满洲民族兵民一体的“八旗制度”；皇太极更是宣布改女真旧族称为“满洲”，还将所用国号“金”也变为“清”。
重新命名本民族，把女真变更为满洲，是一番智慧的选择。随着政治军事的推进，以前的女真民族，成员结构发生了变化，新的民族共同体出现已成大势所趋。这样，皇太极就以女真民族为主体，吸收周边一些追随这个政权比较长久的汉人、蒙古人、朝鲜人等民族成分，组建了一个新的民族群体——“满洲”。在努尔哈赤时期，曾沿用历史上“女真”民族和“金”政权的叫法，这两个称呼在中原人们的记忆当中有一定的敏感性。为了化解争夺中央政权的阻力，把一些消极因素转变成积极因素，也就有必要修正本民族的形象，以适应形势需求。再者，更改族称，也体现出下令实施人对其他民族成分的包容和认同倾向。从此，满洲人不再刻意强调自己跟金朝、跟女真人的历史关系，表现出比先前更加贴近中原文化的姿态。
“满洲”，是一个满语单词的音译，起初使用时并不是地名。而“满族”只是“满洲族”在20世纪才出现的一种简称，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被确定为法定的民族称谓。
“满洲”一词，据说有梵文“妙吉祥”之意。由“女真”更名“满洲”的时候，这个民族已经出现了佛教信仰。
公元1644年，由满洲贵族执掌的清政权，入主中原，定都北京（亦称为燕京），同时立即向全国推进，展开了中华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中国267年的历史。
满人自从清代起就常常被外界称为“旗人”。其实呢，这“旗人”它是个大于满人的称谓。清代，“旗人”是对被编入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之兵民一体化组织中人口的总称。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在策划进取中原的时候，将满洲民族的全体青壮年男性都收进了军队之中，把他们分头划入以八种不同旗帜为标志的八个方面军。这八个方面军，被称为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镶白旗、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正蓝旗。[2]后来，随着政治军事需要，又按照八旗满洲的编制和识别方法，建立起了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三个八旗的军事组织，自建立以后的二三百年间，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祖国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等方面，皆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初，八旗下属的所有男人，在身份上既是兵又是民，兵民一体的八旗组织在创建的时候，这个民族的精神意志整体正处于上升阶段，发愤自强、争立功业，几乎成了民族全部成员的一致追求。八旗将士人人勇武争先，共图进取大业，出现了不少令后人惊讶、羡慕的历史画面。清初有个满洲诗人名叫佛伦的，写过一首诗题目叫《从军行》，体现的正是当时意气风发的民族气概：“神龙得云雨，铁柱焉能锁！壮士闻点兵，猛气怒掀簸。赤土试剑锋，白羽装箭笴。矫首视天狼，奋欲吞幺麽。鲸牙如可拔，马革何妨裹？行色方匆匆，妻孥无琐琐。送复送何为？别不别亦可。亲朋劳祖饯，且立道之左。请看跃骅骝，扬鞭追伴伙。长天碧四垂，乱山青一抹。大旆高飞扬，万马迅雷火。一鸟掠地飞，先驱者即我！”[3]在这种上下一心、万难不辞的精神催动下，17世纪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个洋溢着蓬勃生机的清王朝，它内成一统，外拒强寇，使本来已经急剧下滑的中华封建末世，又奇迹般地出现了长达一百几十年的“康雍乾盛世”，使民众获得了在安定富足基本状况下繁衍生息的一个较长时间，中国人口迅速地从大约7000万，猛增至40000万。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满洲杰出人物和八旗劲旅在清前期的大力投入，因此达到清代中期国富民盛、各族融通的大局面，后来的中国，是断断难以渡过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跟灭亡我们文明古国这道险关的。
清代初年，大概用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平息反清势力，平定三藩叛乱，收复领土台湾，反击沙俄入侵，扫荡准噶尔叛乱……八旗将士们一批批地被派到国内各地，执行作战和驻防任务。到乾隆朝的后期，全国各地的八旗驻防已经有130多处。满洲人因此广泛分布到全国各地，除了北京作为八旗军的大本营外，在西安、太原、银川、乌鲁木齐、伊犁、成都、广州、福州、杭州、德州、青州、荆州、库伦、西宁和西藏等地，都设有八旗驻防部队。清代是久远的中华大帝国有史以来有效管辖版图最为辽阔的历史时期。[4]学习过中国历史课程的朋友大概都知道，咱们国家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在清代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清初差不多一个世纪，我国幅员辽阔，北到外兴安岭，南至南沙群岛，东起库页岛，西达葱岭，都被切切实实管理起来，那时的国土面积，已经达到了1250万平方公里。
清朝接近300年，满洲将士为维护国家利益，前赴后继，英勇参战，付出了超过人们想象的民族牺牲。除上面已经提到的清代初年的若干战事外，清代中期又有扫平准噶尔叛乱、平息回部叛乱、抗击廓尔喀贵族入侵西藏等战事；清代后期还有两次反抗西方列强入侵的鸦片战争和反抗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在所有这些战争中，满洲官兵壮烈殉国的事迹比比皆是，史书上也多有记载。
在入关之后，满洲民族中间出现了一批杰出人物，早期的多尔衮、孝庄皇太后，和随后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都在清代的历史上发挥过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古代典籍《战国策》中有《触詟说赵太后》一篇文章，提出过一个结论，认为历史上一向就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铁律，而满洲的领袖人物如果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算起，连续好多代奋发图强，成功地走出了这一规律的限制，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奇迹。另外，清代由满洲民族中涌现出来的良将、贤官和其他方面的优秀人物，同样是数不胜数的。
八旗制度，是伴随着满洲的崛起而出现的，这种制度曾经打造了一个磅礴向上的民族，推出了一个辉煌的时代，铸就了虽然属于封建末世却空前统一繁荣的大中华。不过，这项制度自身却包藏着难以躲过的危机。八旗制度是清代始终贯彻的基本制度，对旗人的管制相当苛刻，它把旗人世世代代严格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唯一人生道路上，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应生计，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一切其他职业，这尽管有助于清朝政权的牢靠，防止了旗人去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这种制度的人先前想象不到的社会难题。从雍正年间开始，被称为“八旗生计”的社会问题就出现了，后来越演越烈，统治者费尽心思想要解决它，却没有能够做到。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5]，于是，补不上兵缺的八旗子弟愈来愈多，他们只好眼睁睁地失业当闲人，成了不仅没有营生也同时没有收入的“闲散旗人”（满语叫作“苏拉”），这就无可奈何地导致了许多下层旗人家庭日益走向贫困化[6]，并且还叫入关时节精锐勇武的八旗劲旅，从此失掉了农商本领，滋生了懒惰嬉戏的不良习性。
我们说，也正是八旗制度，后来给坚持这一制度的满洲民族带来了灾难。八旗下层人口于贫困线上的苦熬与挣扎，在广大的旗人社会里，上演了一代又一代。而尤其悲哀的是，到了辛亥年间社会大变革以后，世代只会习武当兵而远离农桑工商等谋生技能的满洲人，突然间彻底断绝了作为世袭军人所得的报酬——钱粮，又遇上全社会的舆论跟环境都对他们相当不利，八旗制度管制下的末代满洲官兵和他们的家眷，便比他们的先人严重许多倍地承担了这种历史制度产生的惩罚与报应。
有人说，满洲民族“成也八旗制，亡也八旗制”，细想想其中的来龙去脉，挺有道理。
二
以上，简要讲述了满洲民族大致的背景情况。
写家老舍，就是出身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民族当中。而且，满洲民族的历史、社会还包括它的文化传统几乎各个侧面，都或者这样或者那样地，对他的人格塑造跟精神世界的形成，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公元1899年2月3日，也就是农历戊戌年腊月二十三，在北京城（那时北京又称为“京师”）内城西北部一条叫作“小羊圈”的胡同，一户贫苦的下层八旗兵丁家里，降生了一个弱小的男婴，就是老舍。[7]
老舍的家族姓舒。[8]父亲名字叫作永寿[9]，是正红旗满洲[10]下属的一名“巴牙喇”。这巴牙喇是满洲话的叫法，翻译成汉语来讲就是“护军”。清代的护军是“拱卫京师”各个兵种中的一支，任务是专门负责皇城、王府跟整个京师的日常安全。如果皇上外出巡幸，也要由京师护军当中抽调一部分兵力去护驾，责任当然够大。如果再从具体的分工来说，被称为“上三旗”的镶黄、正黄、正白旗护军，是紫禁城的卫戍部队；被称为“下五旗”的镶白、镶红、正红、镶蓝、正蓝旗护军，却是分别要负责保卫京师全城的安定。
永寿是正红旗下的一名护军甲兵（也可以简称为“护军”），他的岗位常常是在京师西直门城门左近以及更远些的方位上。
清末时节，由京师八旗贵族、军官、士兵、“苏拉”、家眷等组成的共同体，总人数已经上升到60万左右，外界开始慢慢习惯，以“旗族”[11]来称呼他们。在京城“旗族”人丁越来越繁盛的情况下，“八旗生计”的阴影笼罩着走投无路的穷旗人们，也已历经了许多代。永寿的家庭，不知是从哪一辈人起始，也跌进了这个可怕的命运圈子。
“舒家曾经是个大家族，在一次内讧之后，舒永寿这一支分出单过，而且亲戚之间不再来往。到老舍这一辈，来往走动的只有住在城外的老舍母亲的娘家。”照理说，满人的传统是挺注重保存和续写家谱的，可是，永寿家的家谱却一直没有被发现，是因为那回家族内讧没能带出来，还是永寿一家后来经历了太多磨难而遗失了呢？这看来再也难能找到答案了。不过，“到老舍这一辈，来往走动的只有住在城外的老舍母亲的娘家”，却也暗合了满洲人家普遍重内亲（即与“娘家人”交往比较多）的传统习俗。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是一份由老舍家属经过反复想办法才拼接而成的他家四代人的名单。[12]家谱既已失落，这份后来拼得的名单，也可聊补家谱遗失的遗憾。名单中，如果以永寿作为基准，向上，可追溯到他的祖父与父亲两代人，往下，可涉及儿女这一代：他的祖父关保、祖母马氏，父亲克勤、母亲孟氏，本人永寿（？—1900）、妻马氏（1857—1942），长女佟舒氏（名静守，1878—1953）、次女傅舒氏（1880—1958）、三女赵舒氏（1887—1967）、长子庆瑞（号子祥，1892—1962）、次子庆春（1899—1966）。[13]这样，关心老舍家史的人们，也就得到了较其家谱彻底丢失要多一些的信息。永寿的祖父、庆春的曾祖，名唤关保，这个名字在清代中期的满人中是个常见用名，那时的满洲男子习惯以“×保”来命名，据说这跟他们作为旗兵随时可能投入战争，常面临生命危险有关，所以习惯于在名字的后头缀上个“保”字来祈求平安；而永寿的父亲、庆春的祖父，名为克勤，则已经是效仿汉族式的命名了。由这儿，颇可窥得老舍家族原来由保持满习而渐渐改操中原习俗的痕迹。当然，说到永寿以上，本来也许不是“一线单传”，只是这份名单的拼集者，实在是难以再进一步了解这一家几代的旁支近亲了。[14]
永寿跟他的一家，都是八旗社会的普通成员，他们能真切地体现出那个时代满人的精神和文化特点。
在当初全民族奋发创建新政权的时候，满洲人的精神十分充实。建功立业，名垂青史，是他们人生追求的全部动力。清代初期上百年间，南征北战、强化社稷，八旗军人精力紧张又专注，心地也是单纯而粗放的。不过，这些满洲人毕竟是一步就冲进了中原民族的重重包围，来自各个方向的物质、精神文化吸引，总要随时随处作用他们，渐渐也就免不了出现精神上的变化；何况，随着政局逐渐稳定，战事减少了，局势缓和了，人们的神经不能不渐渐松弛下来。在这样的情景下，部分旗籍子弟不知不觉地，偏离了本民族长久养成的纯正质朴的传统习性，开始沉浸到声色享乐中，甚至后来出现较大幅度地迷失自我精神追求的不良倾向。但是，依据后世相当常见的看法，似乎凡是清代的八旗子弟，都毫不例外地属于“堕落的一类”，那其实是一种偏见。偏见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
清代八旗子弟们在风习性情上到底怎么样？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划过历史空间所留下的“崛起——上升——滑降”的抛物线轨迹。说句世人总好说的话，这就叫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造成旗族从光辉顶点转向下滑过程的原因，有许多种，这当中，清朝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他们面对的各种各样历史限制，是自不待说的。先前集中着蓬勃战斗力的八旗制度本身，自建立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暗藏下了无法排解的“八旗生计”危机，是又一口深深的陷阱；当然也还肯定有别的原因，例如进入京城和各地城镇的八旗子弟们，身陷中原文化的汪洋大海，他们在“渐染汉习”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生活过度地“艺术化”……于是，阔的便走向骄奢、闲的会走向无聊、穷的就走向窘迫，旧日里富有锐气的八旗劲旅，不知不觉地向本身的反面转化。
八旗子弟们渐渐被驱入了历史老人设下的“迷宫怪圈”，他们原来冲力十足的民族精神被磨损弱化。尽管如此，在这个渐变的过程中，以往那种果敢、淳朴、急公好义的传统美德，可也并没有在较短时期内消磨殆尽。尤其是在八旗下层官兵的心间，早已形成的为爱国护民不惜牺牲一切的意志，“不得捐躯国事死于窗下为耻”的生命观念，照旧是相当牢固的。哪怕是到了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和后来的几十年间，八旗将士前仆后继、浴血抗敌的事迹，仍然在各样史书上不断获得证实。
在中英鸦片战争的乍浦战役中，八旗爱国官兵“在佐领隆福（满洲）的率领下，狙击敌人，连续打退英军组织的五次进攻。……守卫在这里的276名满洲官兵中，除43人突围而出，其余全部壮烈殉国。”[15]在镇江战役中，“英军集中全部兵力围攻镇江城，副都统海龄（满洲）领导满洲八旗坚守阵地。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来看，守城旗兵全部1500人（一说只有1200人），只有英军兵力的十分之一；火力配备上，旗兵是刀剑矛戟和弓箭，远比英军拥有的来复枪和大炮等近代武器差得多。虽然处在敌强我弱的劣势下，但旗兵仍能拼死力战，节节抵抗”。“英军乃集中炮火向城中轰击……方才闯入城内。满洲八旗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进行更加猛烈的巷战。”“在守城的旗兵大部分牺牲后，战局已无法挽回，海龄遂举火自焚，壮烈殉国。……当时，仍有少数八旗官兵继续战斗。”[16]据《钞刻江苏镇江府建立青州驻防忠烈祠碑文》记载，他们“血积刀柄，滑不可持，尚大呼‘杀贼’！”这后面一场血战，曾经引起了远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密切注意，在其撰写的《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恩格斯详细讲述了镇江战役的过程，肯定清朝八旗军队在彼此实力悬殊的情况下，“绝不缺乏勇敢和锐气。”恩格斯说：“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个人。”并且得出结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此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满洲旗兵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事例也相当多。
19世纪末，旗族子弟的精神变化加剧。即使如此，京师八旗营房当中，贫穷勇武的满洲士兵们，哪怕是家徒四壁，也还是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自购兵器战马，不忘国家重托，基层官兵们的嘴上，常常挂着的口头禅还是那句硬话：“旗兵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浑身的疙瘩肉！”[17]他们照样是那样忠勇可敬，贫苦困顿丝毫没能折损他们的拳拳报国之心。
老舍的父亲、正红旗护军永寿，正是这些爱国旗兵中的一个代表。
1900年8月，西方列强组成了“八国联军”，以“义和团”运动侵害了他们的在华利益为口实，公然发动了以中国首都为目标的侵略战争。15日，在联军由东部攻入京师的炮火声中，主持朝政的西太后挟持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留守在京城内的八旗将士，对最高统治者临战脱逃的情形，丝毫也不清楚。他们守卫在各自岗位，跟义和团民一道，展开了捍卫京师的激烈战斗。“守城的八旗官兵用猛烈的炮火进行阻击，并用传统的滚木、石块、白灰阻止敌军登城。破城之后，清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展开了巷战。”“守卫紫禁城的亲军营，在破城之后依然坚守岗位。美军攻破午门之后，护军进行了逐门逐殿的抵抗，迫使美军暂时退出了紫禁城。”[18]在内城北部的鼓楼上，一位没有能够留下名姓的旗兵战士，在身边战友纷纷伤亡的时刻，独自坚守楼门与敌人展开肉搏，终于在亲手杀死数名贼寇后，中弹而亡，成了后来京城父老经常赞叹同时也更引为骄傲的“鼓楼烈士”。
在这场八国联军攻打京师的恶战当中，永寿所在的队伍阵地在天安门一线，那儿是紫禁城正面之门户要冲，将士们的抵抗在那里相当顽强。作战双方的兵器，实力过于悬殊，战事有败无胜的结局，几乎是注定了的。永寿等守城官兵，“武器是老式的抬枪，随放随装火药。几杆抬枪列在一处，不少的火药就洒落在地上。洋兵的子弹把火药打燃……”[19]大火引着了旗兵们脚下洒落的火药，也引着了他们身上携带的弹药。永寿和他的战友们在浑身烧伤、失掉战斗力并且无援兵可以期待的情况下，带伤撤离阵地。
身负重伤的永寿，艰难地爬向自己家的方向，结果，牺牲在了途中。
整个清代，满洲将士为国为民浴血鏖兵，所经历者难以数计。而永寿壮烈捐躯的这一仗，则可说是清代八旗军人们为祖国而拼死搏杀的最后一场大战。
父亲永寿牺牲在了京师街面上。身为孩提的老舍这时刚满一岁半。中国古代把小小年纪就失去父亲，叫作失怙。幼小失怙，是老舍一辈子遭受的许多不幸事件中最早出现的突出一件，也是他一生一世都无法从个人记忆中稍微淡忘的大事。
父亲阵亡了，京师沦陷了，老舍一家，以及整座都市所蒙受的灾难，却没有结束。侵略军在付出了数百人的伤亡之后，占领了京城。这帮杀红了眼的野兽，获令公开抢劫3天。紫禁城、中南海和颐和园成了第一批被冲击掠夺的对象，仅颐和园的珍宝就用骆驼队向外运了几个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侵略者掠剩的《永乐大典》以及其他珍贵图书，也被哄抢一空。
强盗们向所有街巷民宅的抢夺稍后即开始，“他们有高度盗窃技巧。他们耐心地、细致地挨家挨户去搜索，剔刮，像姑娘篦发那么从容，细腻。”[20]不止一批的洋兵闯入过老舍家。他们捅死了院子里的大黄狗，把家中破箱子里的东西倒在炕上，以便挑拣衣物。幼小的老舍正熟睡在炕上，没有醒，否则很可能也会挨上一刺刀。
强盗们先是抢劫，接着就是屠城。城中成年男子多被怀疑是八旗兵或义和团，当即杀掉，致使京师九城“尸骸枕藉”。奸淫妇女也随时随处地发生，平日里讲究清洁的京城妇女，有许多人被迫把粪便涂抹到脸上、身上，以防遭到强暴。
这场发生在东方古国首善之区的“庚子之乱”，让每一个亲睹亲历的京城市民刻骨铭心。这一年又是清光绪二十六年，旗人群众在以后很长时期均称这场事件为“二十六年”。
热爱国家与仇视外寇，是世世代代作为“国之干城”的满洲将士及其族属特别看重并且全力保持的精神品格。那时虽然还没有“爱国主义”这样的概念，相应的观念形态却早已扎根在八旗族众的心灵深处。“庚子之乱”的劫难刚过，旗兵永寿的孀妇舒马氏便带领一家，在城北的舒氏墓地，葬下了一方木匣，其中放入了永寿的名姓和生辰八字，以及他生前用过的袜子、绑腿……尽管死者的尸骸已经无法找回来归葬，参加葬仪的人们却都相信，那里葬下的，是一位报效国家至死不渝的八旗兵的忠魂。
老舍是个在精神上早熟早慧的孩子。自童稚岁月起，他就对这样一些事情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象：
——每年都要跟随母亲去城外的舒氏茔地，为父亲上坟。母亲自会告诉他：咱们是旗人，“二十六年”上，你那父亲为抵抗洋兵入侵阵亡了，他原本是正红旗下的一名“巴牙喇”！
——见到过家里保存的一块小木牌，上面有父亲的名字，还有描述父亲长相特点的“面黄无须”四个字，那是阵亡了的父亲当京师护军时的一块腰牌，是他上下岗通过卡子时所持的一枚通行证。
——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向他讲述他为什么会失去父亲和怎样地失去了父亲。“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21]，是直接与庆春一家命运攸关的事实。
随着那些有关父亲的故事在心底扎下根，少年老舍深深地憋下了一口气，这口气一憋就是几十年。他体会到了父辈八旗将士们的爱国情操，明白了：作为旗兵永寿的儿子，“爱咱们的国”，乃是身为中国人一生中的头等要务。还有，他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便对置国运和京城军民性命于不顾、落荒出逃的西太后那拉氏们，产生了厌恶感，品出了“旗人可跟旗人不一样”的道理。对于“二十六年”，他这个旗籍儿童，和当时所有的京城旗人一样地刻骨铭心。
当人们放眼老舍一生的精神走向与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所作所为之际，赠予他“伟大爱国者”的美誉，应该说是最为确当的。其一生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都带有异常突出的爱国色彩。从他的最早作品之一《小铃儿》起，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创作的《大明湖》《猫城记》《四世同堂》，再到50年代和60年代创作的《茶馆》《神拳》《正红旗下》……都一以贯之地埋设下了反帝爱国的思想题旨。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他已经是名满域内的大作家，不仅有《二马》《离婚》《骆驼祥子》等多部佳作蜚声文坛，还有数项宏大的创作计划提上了日程；事变一经爆发，老舍一反素日回避时政的常态，毅然决然地撇家舍业，投身救亡洪流。他当时在给友人的信里斩钉截铁地表示：“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儿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22]一介书生的老舍，之所以有这份“兵”的意识并且能够迅速进入了“兵”角色，用兵一样的标准（亦即父辈榜样的标准）在要求着自己和家人，可以想象，是与他从小造就的传统旗人式的爱国主义情结分不开的。
在中华全民抗战初期，老舍毅然决然地丢掉名人身段，牺牲了自己多年来坚持的高标准艺术追求，去反复写作与纯文学拉开档次然而却是有力地鼓动着全民抗战的曲艺和戏曲作品。他断然表示：
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设若能鼓励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假如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伤心。是的，伟大作品的感动力强，收效必大，我知道。可是，在今日的抗战军民中，只略识之无，而想念书看报的正不知有多少万；能注意到他们，也不算错误。[23]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老舍预先并无准备，却被公推担任协会的最高职务——总务组长一职。由于他的忘我精神和出色实绩，此后七年间，他在逐年举行的理事会上，连选连任，一直到抗战胜利，整整干了7届的总务组长（后改称总务部主任）[24]！在这个以团结全国文艺家共同参与抗日斗争为最高宗旨的社会团体里，老舍始终高擎“国家至上”的大旗，殚精竭虑，恪尽职守，全身心地为民族、为国家奔走呼号，为抗敌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曾一再毫不含糊地宣告：“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25]
1944年，日军向大后方进攻加剧，弄得陪都重庆人心不稳，有些人准备再度逃难。人们问老舍作何打算，他坚定地回答：“我早已下定决心，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那里有嘉陵江，滔滔江水便是我的归宿！我决不落在日寇手里，宁死不屈！”[26]这引来朋友们的关切，老舍告诉他们：“跳江之计是句实谈，也是句实话。假如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法可跑呢？……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27]老舍是抱定了自己的主意，一旦强敌临头，便舍生取义，凛然赴死。一个堂堂中国人的民族气节，比生命要紧得多，这一点，在老舍心头的价值天平上，从未有过丝毫动摇。
老舍一向仇视帝国主义的决绝心态，他的始终不泯的爱国激情和硬韧的民族气节，都是自幼萌生于旗族家庭环境和旗族社会环境的。他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的，是父亲——一位因抗击外辱而慷慨殉国的旗兵烈士——的忠贞碧血，“自幼儿就受着帝国主义的迫害：父亲被鬼子杀死，我自己也几乎饶上命”[28]，是他一辈子须臾未曾释怀的事情。正如一位研究专家所言：“实事求是地说，老舍反帝爱国意识的生成并非源于五四运动，其创作中的反帝爱国主题也不完全受‘五四’文学影响，因为反对帝国主义几乎是他与生俱来的情绪。老舍父亲死在抵抗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血战中，他自己也险些丧命于侵略者的屠刀之下。”[29]
三
在老舍的人生记忆中，关于母亲的记忆无疑是最为深刻入心的部分。1943年，母亲舒马氏在沦陷区北京去世的时候，他身在重庆而无法奔丧，遂发表了《我的母亲》[30]一文，满怀深情地忆起家史中那段最令他难以忘怀的往事：“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老舍又接续写道：“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和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正像我的母亲。”
人的一生步履，常常很像是对他有根本性影响的已故前人生命的延续，即便是杰出的人物也是如此。老舍的上述话语确切地证实，其生命中展示的性格图式，在相当的程度上乃是母亲人格性情的翻版。
老舍是由寡母舒马氏一手带大的。舒马氏和早年间许多穷人家庭的寡母相似，也是在长久的含辛茹苦之中，咬紧牙关，终于把几个孩子抚养成人。舒马氏又和许多其他家庭的寡母不大一样，她是个旗籍女人，家中生活总和“八旗生计”挂着钩，她的身上也总是体现出满洲女性的独特气质。
父亲永寿在世的时候，一家5口全都指着他每月领来的3两饷银和一些老米度日。当时朝廷财政已见不支，加上衙门的克扣，往往银子领到手，成色、分量都不足，老米更是发了上回没下回的。母亲须在捉襟见肘中，应对着全家的冻饿。母亲生下老舍，就没有奶，只好熬点糨糊喂他，也就仅能维持让他弱小的生命不至于断气。……两三岁了，严重营养不良的他，还没学会走。
“二十六年”上，永寿阵亡。这对苦熬了半辈子的舒马氏来说，不啻雪上加霜。但是，既然生为旗兵的妻子，就几乎是命中注定了要防备着这种厄运的降临——她，早已听惯了历代旗兵遗孀们如何承受此项打击的故事；何况，眼下的京旗之内，又同时添了多少新寡与她为伍！旧日的老北京人，多半都爱说旗人家的女人不大好惹，殊不知，在这一民俗事象后面，搅拌了几多的血和泪。旗籍女性以刚强、尊严、豪横著称，本是颇可思议的一个社会现象，她们原本就是随时可能牺牲性命的战士家眷。世代命定的严酷现实，教会了她们怎么样来塑造自我。
照清代八旗制度的规定，阵亡旗兵的孀妇，可拿到原来“钱粮”的半数，作为抚恤赡养费。舒马氏在丈夫死后，每月也能得到饷银一两五。母子4人（包括老舍和他的哥哥及三姐），生活没有保障。自从向列强交付了巨额“庚子赔款”以来，国库严重空虚，下发的“钱粮”因而时断时续。同时衙门口里愈来愈明目张胆地克扣穷旗人，也是常事了。每到衙门放“钱粮”的日子口，一旦饷银数额不足，便常常先尽着正身旗人来发，孀妇们就难免要遭到冷遇。
舒马氏虽是出身于正黄旗，却是在郊外乡间长大的。父母去世得早，她自幼练就了结实的身板和勤劳的习性。舒马氏吃苦耐劳的习性，确使一家人在蒙难之后获得了一定的补救。为了维持一家人的活命，舒马氏终日给店铺伙计或者屠夫们浆洗、缝补又脏又破的衣裳，她的手一年四季泡在洗衣盆里，不洗东西的时候，也是燥裂、鲜红并且微肿着。在她的带动下，三姐和哥哥也都学会了通过苦干来糊口。
舒马氏的身上，有着许多为当时旗人们所推崇的品德和所标榜的习性。老舍是母亲一手带大的，母亲为人处世方方面面的作为，在童年的他看来，都是那么地值得捉摸、令人尊重，都是应当作为自己生活规范来遵循的。
母亲像许多八旗下层妇女一样，干练、勤快、手巧，并且她还继承了满洲社会旧有的急公好义的品行，她特别乐于助人，能够伸伸手帮别人一把的时候，从不推脱，哪怕是为人家的婴儿“洗三”，给周围的孩子剃头，为邻里少妇们“绞脸儿”，她样样都是有求必应，实心实意地去做好。
母亲最肯吃亏，不仅从不跟旁人为点儿小事争锋斗气，甚至能心甘情愿地伺候了自己那孀居的大姑子好多年，到这位一向脾气不济的大姑子寿终正寝，她还把大姑子的所有遗物，爽快地交给了突然冒出来的大姑子的“侄儿”[31]。
母亲坚忍、要强，把尊严看得很重，在一切大悲大难底下，她都“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32]，眼泪只往心里落，平时她一想起见官就紧张，可到了非找衙门办交涉不可的地步，她又能毫不示弱地挺身而往，这和满洲妇女的自我认定有关系，她们时时记挂着：我可是旗人的妻子，是兵的妻子，面对社会必须刚强。
母亲爱清洁与整齐，老是把小院扫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叫旧桌面上不存一星儿尘土，连破柜门上的铜活儿也叫它永远闪着光，既是旗人，到什么时候都得活得板板正正、硬硬朗朗的——这也是一种必有的生存信条。
母亲爱树木花草，家里人都快断了吃食的时候，她也不让亡夫留下的石榴树和夹竹桃短了水。到了夏天，枝头开出好多的花，那是她最快活的时刻！这类亲近自然景物的习性，追其本源，是和满洲先民久久地生活在白山黑水自然怀抱、信奉崇尚自然的萨满教相关的，进入中原城市后，他们世代都没有放弃这点儿生活情趣。
母亲好客，在公众面前很顾面子，“有客人来，无论手里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遇上亲友家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33]老派满人特别“讲礼儿”，时刻把“体面”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这种“穷讲究”在他们的观念里，是人生在世一样不可撼动的原则、一种令人安然的享受，老舍的母亲也不例外。
母亲在贫困之中一向乐观，家里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儿辣椒油，过年了，即便包顿饺子也搁不起多少肉，但是，她总是充满自信地告诉儿女们：咱们的饺子肉少菜多，但是最好吃！苦中寻乐，是下层旗人异常普遍的习性，他们不这样做，就很难饱聚生气地渡过生命当中一道道难关。
老舍后来在谈到自己毕生的第一位真正教师——母亲的时候，这样说：“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34]
老舍一生，经受了比他的母亲要复杂得多的生存环境，更应对过许许多多预想不到的关坎与磨难，不过，但凡是知情者，便不难看出，他为人处世的习性、方式、原则、风度，常常与其母如出一辙。正是从老舍的童年时代起，旗人出身的母亲就或有意或无意地，把一种带有满洲民族特征的生命模式传给了他。
抗战期间，老舍担任“文协”负责人。当时包括老舍及各个组（部）的正、副组长（部主任），工作全都属于义务性质，不拿会里一分一厘的回报。老舍由于分管的工作线头最多、任务最重，所以自掏腰包的情形也便司空见惯，连日常与各地分会以及作家们通信，也总是由他自费购买信封和邮票。人们从未发现老舍对此说过什么。
同样是在抗战时期，他始终坚持自己舍己从众、行侠执义的风格脾性，不仅多次率先垂范地组织和参与为抗日将士和贫病作家募捐，积极介入对遭受缉捕陷害作家的营救活动，还在日常生活里，一再地以“多余”为借口，把自己的各种生活用品，被毯、大衣、毛衣、毛裤、脸盆、毛巾，大撒手地送给需要它的人们，至于他个人，则常年身着一套“斯文扫地”的灰布衣裳，过着“一身之外无长物”的日子。你说他生性就能凑合吧，并不是，他与许多满洲人一样，“自幼就好洁净，虽在病中也不肯不洗手洗脸，衣服不怕破烂，只怕脏。”他曾表露过自己的一点不情愿：“抗战中，我连好清洁的习惯也不能保持了，很难过。”[35]在衣食皆忧的抗战时期，他把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满人爱好自然、喜欢花草的习性，因地制宜地保持下来，有人注意到，在他写作的破书桌上面，常有个不拘档次的小瓶子，里头总要插着点儿小花儿、小草儿，或者小片竹叶儿。那些视野中的植物，给了他艰难中的安宁。
20世纪50年代，老舍的生活安定下来，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条胡同里，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院落。他把那横竖没几步就能走到边的小院，满满当当地种上了花草。满洲人爱好植物的固有嗜好，伴随了他一生的各个时期，此时更是把这项嗜好，推向了极致。他的院里、屋里，处处都是花，有昙花、银星海棠、朱顶兰、兰花、蜡梅、山影、枸杞、令箭荷花、仙客来、太平花，还有出自一百多个品种的三百多棵菊花！一生之中离了朋友们就活不下去的老舍，晚年更加好客，更加看重友情。逢年过节，或是小院里百花盛开的时节，他的家会变成一处欢乐之海，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友人们济济一堂，赏花赏画，品茗品酒，主人与宾客们全都惬意极了，欢畅之时，赵树理扯着嗓子“吼”过拿手的上党梆子，曹禺酩酊大醉滑到了桌子底下……
老舍的各种生活情趣都带有从老母亲那里继承来的满人特点。然而诚如老舍本人所言，母亲作为他的生命的“真正的教师”，传授给他的，首先还是那种“软而硬”的性格和对待任何事情都“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的基本准则。外圆内方，外柔内刚，是老舍所有的朋友们对他的一致认识，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他只身滞留美国写作的阶段，以及共和国创建之初的17年里，他的这一特点都得到了相应展示。而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他的最终一死。
人生在世，遇到极度困厄而想到要自我捐弃，是很正常的，但是，真正能够面向死亡的大门凛然前行，推门而入，则是需要一份超常的心性与勇气作动力的。与老舍遭际相仿佛的人在历史的那一时段多而又多，“文革”大灾伊始，就理智地选择了自杀及其具体方式，并且在需要自杀的关头，按预先之设想坦然地付诸行动的，却相当地少见。老舍的自杀，既是被迫的，也是“主动”的，既是形势使然，也是性情使然。这是他自杀的一大特点。
老舍长期致力于倡导和重建这样一种超越利害、跨越生死的气节观，到了历史真的将那张极严峻的考卷在关键时刻摆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已无须再踯躅思忖，就知道标准的答案该是什么。
1966年8月23日的惨剧，是促使老舍将他的气节观和尊严诉求一并实施于自杀选择的导火线。他的一生曾经跃过了无其数的关坎、磨难与波折，却从未遭遇过这等奇耻大辱。知耻近乎勇。当他在“文革”乍起的批斗会上，竭尽气力将“黑帮”大木牌摔向侮辱他的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誓死不再低下高贵头颅的决断。
“……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这是20世纪40年代前期老舍已向世间公开声明过的，这些尽可被视作其最终自杀答案的话语，如前所述，出自《我的母亲》一文。老舍在那篇文章中，把他坚持绝对不可超越“界限”的原则态度，归结为母亲所给予的“生命的教育”。他将自我了却生命之地，选定在距昔日老母亲辞世之所仅咫尺之遥，也包含着这样的蕴意：他要向人生“真正的教师”——母亲——的在天之灵，禀报自己是怎样兑现了那无比宝贵的“生命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