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想发展早期，柳传志一方面广泛吸纳对公司有利的资源，比如力邀倪光南加盟，与香港的吕谭平合作。另一方面严厉杜绝“造小船”并全力铲除“小山头”，比如旗帜鲜明地同与自己和联想背道而驰的人进行斗争，最终让倪、吕这两个曾在不同时期为联想作过积极贡献的人出局，甚至毫不留情地把孙宏斌送进了班房。有人说他太狠，有人说他太善，但是柳传志知道自己怎么做才能保证联想健康成长，所以他采取的是刚柔并济、恩威并重的行事方式，也就是该狠的时候绝不手软，该妥协的还是要妥协。正如柳传志自己所说:“经营企业，如果心肠冷漠，肯定做不长久，一定要以心换心、诚恳相待。如果没有铁的纪律的约束，企业肯定也不行，要把握好这个度。”你可以说柳传志中庸，但是回首联想的发展史，柳传志的做事风格更多体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商道和人生的智慧。
在柳传志领导联想发展的过程中，“办公司就是办人”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管理理念，更是一种价值观。创业之初，柳传志就对自己和企业的价值观极为明确，所以当其他人和其他公司疯狂倒买倒卖赚取短期利润的时候，柳传志给联想的定位是成为民族计算机产业的旗手。“回想我们那一代企业家的创业经历，更多是缘于商业环境的制约与约束。那时候经营企业既需要经营智慧，也需要政治智慧，需要懂得忍让。我自己领悟出的道理有两个: 不在改革中成为牺牲品、有理想而不理想化。”柳传志如是说。结果，大浪淘沙之后，原先那些唯利是图者要么成了改革的牺牲品，要么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柳传志却凭借其伟大的价值观成就了伟大的事业。
从科研岗位到企业，从联想这出大戏的“总导演”再到“制片人”，柳传志对自我管理中“我该去哪里工作”这个问题作出了十分精彩的回答。在不同的时期和环境下，柳传志总能做好自我定位，清楚自己身处什么位置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不仅做到了扬长避短，并且能取长补短。当他觉得自己过于谨慎的态度不适合联想国际化发展的时候，他便主动给年轻人空间，放心大胆地把舞台交给杨元庆、郭为等人，自己则退居幕后，为理想开辟新天地。
“自律”和“自持”是柳传志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柳传志的一致评价。柳传志也正是在不断的自我认知、自我约束、自我批评和自我调节中完成了良好的自我管理，通过以身作则，实现了对追随者的感召和凝聚，也形成了自己强大的领导力。
几乎所有人都承认，自我管理中最大的敌人是自负。曾经有人请一位知名跨国公司的 CEO 说出阻碍人们成为杰出领导人的三个最大的问题时，该CEO的回答是：“自负，自负和自负。”
领导力专家史蒂夫斯(Rosie Steeves)也说：“绝大多数组织都有这样一个人，他过度自负，盲目自信，缺乏客观的自我认识，以致造成一种非常消极的氛围，人人深受其害。”
在避免和克服极端自负上，柳传志有两个方法值得参考，一个是不断学习，一个是不断反思。
苏霍姆林斯基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是实现自我管理的前提和基础；自我管理则是高水平的自我教育的成就和标志。”
柳传志不仅坚持不断学习，而且善于学习，古今中外，凡是对自己和对联想有用的经验及教训，柳传志都能批判地借鉴和吸取。通过学习，柳传志更能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时刻保持谦逊的态度，并寻求方法去弥补。闭门研读《三国演义》和《雍正王朝》，从诸葛亮和康熙身上悟出交接班的真谛，就是很突出的学习成果。
熟悉柳传志的人都知道，就算工作再繁忙，柳传志也会专门抽出时间，努力让自己静下心来进行反思，既想当下，更想未来。对此，柳传志说:“思想越艰苦，观点才新鲜、决断才有力。”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有一段对“思”这个字的论述，“思”就是心上有块田，“反思”，就是田上有颗心，通过不断的反思，就能在心田上长出更多的心。
关于反思，领导力专家加德纳称之为“走上山顶”，另一位领导力大师海菲兹则称之为“走上看台”，表达的观点都一致，领导者需要不断地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从而能更清楚事实的真相。
通过被众多领导力学者比喻成“上山”、“入定”的定期反思，柳传志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卓越的领导力。
厘清产权、驭人育人、交接权杖、战略分拆、跨国并购、资本再造、强势复出，一路走来，柳传志以其高超的领导艺术与管理智慧，一步步登上了事业的珠峰。在外界看来，柳传志无疑就是联想的核心竞争力，而其领导力的核心无疑便是卓越的自我管理。
案例3·领导力的升华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是个舶来品，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国学者欧利文·谢尔顿在1924年提出来的，简单来说，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会和环境的责任。
温家宝总理说过一句值得所有企业家铭记于心的话:“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而不能只流淌利润的血液。一个企业要做大做强，必须关心社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著名财经作家、《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先生对此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今天我们再看待中国行业的领导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很多企业，在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企业里面，他们获得商业的成功，有很多的媒体宣传他们，我们判断领导者的时候，往往用一些商业的指标衡量他们。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再来看欧美一些真正基业长青的企业的案例，这些企业能够通过他们的产品为消费者服务，以及产业的进步，我认为这个意义的领导者是我们时代更为需要的。”
把企业做好，这是企业领导者的首要责任，然而仅仅带领企业发展壮大，创造巨额财富并不意味着领导者的成功。有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不能让企业真正成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是衡量一个领导者卓越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
凭着独具风格的柳式领导力，柳传志带领联想从11个人的小公司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电脑集团，并成功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部，成为世界500强。对于联想所取得的成就和自己所起到的作用，柳传志说道:“对我来说，这几十年过程中，遇到过非常多的困难，我从来没有想过退却，主要因为有肩上的责任，有这么多人在这里，如果我稍微动摇的话，不知道会失败多少次。”
《孟子·尽心上》中有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讲的是君子在得志或不得志的两种情况下应该持有的态度。“兼善天下”后来演变成“兼济天下”，这个“济”显然带有“经世济人”的意思。从经济和商业角度来看，这句话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的思想起源。
作为中国企业家的精神领袖和“IT教父”，柳传志对孟夫子的话也有自己的理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这个‘达’是没有止境的，‘小达’可以做小达的事，‘大达’可以做大达的事。‘一个企业能做好样子，能够带动社会’这句话一直深深印在我脑子里。”
柳传志曾经给自己作过一个十分精辟的概括：“一个种好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企业工作者。”但是随着联想的发展壮大，柳传志提出了不仅要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观点，并且付诸行动，带领联想通过各种方式履行社会责任。
如今的联想完全称得上柳传志所说的“大达”了。正如周星驰电影《功夫》中的台词说的那样，“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柳传志深知要想基业长青必须更进一步地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如果企业只能够为自己股东负责任，为自己员工负责任，为客户负责任，都称不上伟大，企业应该能够做出对自己民族、国家，甚至全人类更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我们努力的追求。”
实际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导者已经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可或缺。履行社会责任不再是主观愿望，而变成了客观要求。无数案例证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与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一个企业要想大幅度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从而在全球化的市场中实现突破、长足发展，积极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是重要途径之一。反之，一个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的企业最终难逃被淘汰出局的命运。
2008年的中国，有两件大事充分说明了企业竞争力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汶川大地震，一个是“三聚氰胺事件”。前者是天灾，后者是人祸。在天灾面前，13亿中国人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坚强与团结。就在全国上下万众一心抗震救灾之时，有“凉茶之王”美誉的王老吉更是慷慨解囊，为灾区捐款1亿元，其慈举令国人大受感动。而与此同时，王老吉的品牌美誉度也开始随之大增，一时间“饮料就喝王老吉，捐款就要捐一亿”的口号传遍大江南北，可谓妇孺皆知。
虽然有人质疑王老吉的真实用意，但是王老吉的成功却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消费者对这种成功是充满敬意的。关于慈善行为究竟是在作秀，还是在政府公关的争论，常辩常新。在印度洋海啸赈灾的捐款行列里，也有一些公司由于本身正陷于丑闻而形象受损。如2004年初陷入财务困境的美国著名商业软件制造商冠群电脑，就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出了20万美元，不乏舆论认为他们是在通过慈善来挽救公司形象。
但更多时候，这些“私心”是被理解与肯定的。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企业公民中心的研究员迈克·布罗菲尔德认为，可以认同“策略性慈善活动”——企业在捐助时，除了金钱，如果其产品和服务恰好能和受捐赠者的需要吻合，那么即使企业有公关甚至广告的目的，也是值得赞赏的。
与王老吉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臭名昭著的“三聚氰胺事件”，包括三鹿、蒙牛在内的一些知名乳制品企业，不仅给数千个无辜家庭造成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毒害”，引起了举国公愤，也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反思这起几乎是全行业集体犯罪行为的毒奶粉事件不难发现，领导者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无疑是万恶之源。这些贴着“名优产品”、“质量免检”标志的产品，在被揭穿真实面目之后，其之前大肆宣扬的嘴脸和架势就愈发显得恬不知耻。
前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田文华在一次获奖后说:“经营企业，犹如经营人生。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必须以经营人生的严肃态度来经营企业，时刻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回过头来看她的话，真是大言不惭。一个敢于把“毒奶粉”送到千家万户的企业，迟早会被群众送上历史的审判台。三鹿的彻底覆灭和田文华的锒铛入狱足以说明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