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周星期一不可姑息小人
权万纪、李仁发并是小人，不识大体，以僭毁为是，告讦为直，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聘其奸计，附上罔下，多行无礼，以取强直之名。——《贞观政要.纳谏第五》【译文】权万纪、李仁发都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诬陷中伤别人为正确，以告发攻击他人为正直，凡是被他们指责的，都没有罪过。陛下掩盖这两个人的短处，接受他们的所有坏话，他们就放肆地施行奸计，攀附君主，欺压臣下，行事大多违背礼法，以此来盗取刚强正直的美名。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多次接见权万纪、李仁发两人，这两个人以告密攻击陷害别人来牟取名利。
得到唐太宗的接见之后，他们更加肆无忌惮，欺君罔上，指斥他人。朝廷的官员们虽然不能自安，但迫于他们的淫威，竟然没有人向唐太宗提出意见。只有魏徵向太宗提出意见，这段话就是他的谏言。魏徵指出，姑息纵容小人，会导致两方面的严重后果: 第一，小人的阴谋轻易得逞，必然助长他们为恶的火焰，使得他们更加有恃无恐，做出更多、更具危害性的行为；第二，小人得道得志，会在心理上给正直的人极大的打击，他们要么同流合污，要么明哲保身，要么辞官隐退。总之，提擢小人，就不要指望再得到忠良贤能之人的辅佐。管理者应当对员工之间的批评和指责进行全面、详细、准确的了解，将真相调查清楚，然后再判断孰是孰非，切不可轻信一面之词，姑息小人，打压君子。
星期二君臣同心同德
臣闻君臣同契，义皆一体。未闻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贞观政要.纳谏第五》【译文】臣听说，君王与臣子意气相合，道义上都是一个整体。没有听说过不心存公道，只注意言行举止的。贞观六年（632），有人告发魏徵，说他偏袒亲戚。唐太宗派人调查此事，得知是告发的人不公正。虽说魏徵并没有徇私偏袒，但唐太宗认为他也有可以责备的地方，于是就让人转告他说:“你不能不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魏徵认为“此言大不是”，就说了这段话回应唐太宗。魏徵这段话的意思是，衡量臣子是否尽忠的标准是: 臣子是不是与君王同心同德，而不是言行举止。
因为言行举止是表面的，而且言行举止所传达的内心的意愿，是需要在具体环境中才能判断出来的。言行举止可以是虚伪的、造作的，甚至是为了达成目的刻意假装的。所以，言行举止肯定不能作为判断臣子是否尽忠的标准。魏徵认为，臣子与君王同心同德，才算得上忠良。所谓同心，指臣子想君王所想，急君王所急，设身处地为君王着想，替君王排忧解难。所谓同德，指臣子心存公道，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什么事，都遵循公道，绝不会弄虚作假、“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管理者对待下属的评估，应当严格遵守事先设定的考核标准，这一考核标准必须得到普遍认同。千万不能根据部属的言行举止，随意对他们定性，进行奖惩。
星期三良臣和忠臣
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贞观政要.纳谏第五》【译文】良臣能使自身获得美名，使君王享有崇高的称号，子孙一代一代地相传，荣华富贵就无止境。忠臣使自身受诛灭，陷君王于极大的恶名，家与国都遭到损失，而他独享有忠臣之名。贞观六年（632），魏徵对唐太宗说:“希望陛下使我成为一个良臣，不要让我成为一个忠臣。”唐太宗诧异地问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于是魏徵就说了上面的话，解释了两者之间的区别。概括而言，良臣就是君臣互相成全，共同走向尊荣；而忠臣却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成就他的美誉。臣子是良臣还是忠臣，与他所辅佐的君主是否圣明关系非常大。圣明的君主成就良臣，昏聩的君主造就忠臣。管理者自身的品德、素养、能力等直接影响着下属的功绩。德鲁克说:“管理者的成功来自于下属的成功。”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帮助下属提升能力、成就更好的功业；而不称职的管理者不仅无法促进下属的成长，而且会阻碍他们发挥自身的才能。管理者要为下属创造充分发挥才能的平台，而不要成为他们成长的绊脚石。
星期四不可操之过急
有人十年长患疼痛，不能任持，疗理且愈，皮骨仅存，便欲负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贞观政要.纳谏第五》【译文】有一个人，十年间长期患病，不能忍受坚持，经过治疗疾病刚愈，只剩下皮子包着骨头，就想背一石米，一天行走一百里路，一定办不到。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平定了匈奴，四方的异族不远万里前来朝贡，国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群臣都称颂唐太宗的功德，请求他举行祭告天地的大典。唐太宗自己也有些按捺不住。
然而，魏徵却认为不妥，太宗问他原因，他就借用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打比方，意在说明，国家虽然呈现出安定祥和的景象，但还不足以承担举行大典所消耗的费用。因为经过隋朝十多年的祸乱，国家经济元气大伤，尽管经过唐太宗的治理，解除了百姓的疾苦，稍稍殷实起来，但还远远没有到达可以铺张浪费的地步。企业度过生存危机之后，不用再为生存发愁，管理者便很容易产生铺张浪费的恶习；讲求排场，不再仔细核算成本；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再慎重考虑它的必要性；危机感逐渐丧失，盲目追求扩张，组织的运营成本不断攀升。这些都为下一场危机埋下了伏笔。量力而行是管理者在经营过程中必须谨遵的原则。不要贪图虚荣，为了排场而肆意浪费，也不要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在自身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盲目扩张。
星期五坏事不能开先例
此源一开，万端争起，后必悔之，将无所及。——《贞观政要.纳谏第五》【译文】这个先例一开，各种事端就会纷纷起来，以后一定后悔，那将没有办法来改变了。这段话是魏徵劝谏唐太宗所说的。很多人心里其实并不是不明白是非对错，那为什么他们还会做出坏事呢？因为他们存有侥幸心理，认为偶尔纵容自己，做一点错事也无伤大雅，甚至姑息纵容下属的错误。当然，身为管理者，应当以宽容的心包容下属的错误——这听起来好像自相矛盾，既不能姑息纵容下属，又要宽容大度，两者岂能兼而有之？其实，管理者应当仔细分析下属的错误的性质，有区别地加以对待。具体而言，错误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主观性错误，就是知法犯法；第二种是客观性错误，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因为能力、知识、见解的不足，不可避免地产生的错误。对待前者，管理者应当以公正、严厉的态度，毫不留情地给予惩罚；对于后者，则应当谅解和包容。坚持原则，坚决不为坏事开先河，不要存有侥幸心理，认为一两次小错不会带来恶劣的影响。一旦有了先例，就很可能造成争相效仿、难以遏止的情况。
第二周星期一备豫不虞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岂可以水未横流，便欲自毁堤防？——《贞观政要.纳谏第五》【译文】做好防范措施，以防不测，这是治国永恒之道。怎么能够在河水还未泛滥的时候，就先自己毁坏了堤防呢？据资料记载，贞观七年（633），薛仁方将杨誉拘留审问，杨誉的儿子向皇帝报告说:“父亲是皇亲国戚，薛仁方是故意不肯决断。”太宗听后当即下令打薛仁方一百棍杖。此事被魏徵知道后，进谏说:“世家贵戚自古就很难管理。薛仁方既然为国家执法，就不应该对他随便施加刑罚，皇上这样做实际上是外戚挟私报复，以后会引发更多的麻烦。”唐太宗听后，承认先前没有仔细考虑，并下令免予解职处分。这里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是治国之常道在于“备豫不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未雨绸缪。其二是“水未横流，便欲自毁堤防”。这句精妙之处并非在于提醒我们非要等到水横流了才可以自毁堤防，而是说，即使水已经横流，都不应该掉以轻心，防范应该永远保留。防患于未然，还是领导管理能力的拓展和延伸，优秀的领导并不一定非要在谈判桌上，还包括一切影响企业发展的领域阵地上。优秀的领导应该在市场风平浪静之时，仍然在思想上保持理性和警惕，在行动上做好积极的防范措施。
星期二君臣之道
玄龄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官司，臣所不解。且所为有利害，役工有多少，陛下所为若是，当助陛下成之；所为不是，虽营造，当奏陛下罢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贞观政要.纳谏第五》【译文】房玄龄既然担任大臣，就是陛下的手腿与耳目，建造房屋，为何不许知道？责备他们询问主管部门，我不理解。况且修建房屋，是有利还是有害，动用多少人工，陛下所做的事如果是好事，应该协助陛下完成它；所做的不对，虽然已经开工，也应当奏请陛下停下来。这就是国君使用臣子、臣子侍奉国君的原则。
贞观八年（634），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掌管皇室建筑的负责人，便询问道:“宫城近来又在建造什么？”该负责人向唐太宗禀报了这件事，于是太宗就对房玄龄说:“你只管做好分内的事就行了，我建造一点房屋，干你什么事？”房玄龄便拜谢太宗并表示歉意。魏徵闻知这件事后，觉得很不理解，于是就向太宗谏言。魏徵认为，臣子是国君的手足耳目，国君要做的事，对的臣子就应当倾尽全力协助他完成，错的就应当冒死劝阻他——这是君臣之间最基本的原则。然而，这件事中，房玄龄过问太宗所做的事，根本没有过错，太宗却责备他；房玄龄知道自己没有过错，却盲目地向太宗道歉请罪，这就是魏徵深感不理解的原因。领导者与下属之间，关于工作上的事情，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管理者如果觉得有些事情不能让下属知道或参与，那么，就应该认真思考这些事情的性质，是出于保密的需要，还是因为这些事情根本就是不正确或不光彩的事情？
星期三好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