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寻往代以来成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贞观政要奢纵第二十五》【译文】我私下里思考前朝以来国家兴亡成败的情况，只要百姓怨恨背叛，聚众做盗贼，国家没有不迅速灭亡的。国君即使愿意悔改，也没有能够重新安定的。凡是修整政治教化，应当在能够改进的时候就去实行；如果事变一旦发生，然后才感到后悔，那就已经没有用了。一般而言，政令教化的制定和实施，都在于解决现实问题。对于一位帝王而言，能够从前代兴亡成败的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认真修行政治教化，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如果帝王仅仅在遇到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之时，才想起来实行政治教化，或者说，帝王实行的政治教化完全针对已经出现了的问题，那么，这样的治国之道就属于“临时抱佛脚”了。它固然可以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但是，其效果仅仅停留在消极的层面上，缺乏有效地扼杀危险发生的预防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臣子向唐太宗谏言“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那么，如何看待国君修行政治教化的恰当时机呢？“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在今天看来，其蕴藏的深刻意义在于，国君修行教化的最终目的是让天下百姓生活幸福、国家安定，而不是在人民遭受苦难之后再行救助，也不是在国家出现祸患之后的补救。姑且不说灾害事变发生之后，君王实行的政治教化能否有效地起到作用；就算可以平息祸患，天下还不是为此而震动不安吗？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的时候,要善于把握制定和出台的时机，不要等到事情已经出现，才想起来应对。通过政策规划的实施把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扼杀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
星期五知其身之有失
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贞观政要奢纵第二十五》【译文】所以后代的国君每次看见前朝的灭亡，才知道前朝的政治教化失败的原因，可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本身有什么过失。在中国历史上，提到历史兴亡，大凡都会想到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隋炀帝等著名的暴君。如果给这些暴君依照年代次序安排一下，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后代帝王无不知道前代覆灭之惨痛，甚至嘲笑前代覆灭之无能。
但结果呢，正如殷纣王嘲笑夏桀亡国，周幽王、周厉王嘲笑殷纣王灭亡，隋炀帝嘲笑北周、北齐丧国，最终嘲笑者和被嘲笑者一样，都落得了国灭身亡的悲剧。作为亲眼见证了隋炀帝覆灭的君王，唐太宗对隋炀帝国破身亡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他也常常警示自己，不要重蹈隋炀帝覆辙。但是，现在看隋炀帝灭亡的笑话，难道不和当年隋炀帝看之前帝王亡国的笑话一样吗？这不仅对于古代帝王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即使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者也同样有警示意义: 当你在看此前一个又一个的企业失败时，你是否会想到，此前失败的企业管理者也曾和你一样看过那些失败。在总结此前企业失败教训的时候，要保持双重的危机意识: 一是吸取失败者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二是明白自身的过失，即在警醒自己不要重蹈覆辙的同时，应该明白自身过失何在。
第四周星期一重百姓苦乐
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唯在百姓苦乐。——《贞观政要奢纵第二十五》【译文】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累财物的多少，只在于老百姓的苦乐。自古以来，国家成败兴亡已经属于一种正常的社会历史现象，至于其中原因，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各不相同，那么，是否有一种可以当作普遍性的规律可以总结呢？马周向唐太宗提出的重视百姓苦乐的谏言，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一是君王对待财物蓄积的态度。财富积累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繁荣的重要标志，但这不是唯一的标尺，更不等于说只要财富积累得多，国家就必然强盛。如果通过横征暴敛的方式积蓄财富，积累的财富越多，隐藏的祸患越大。
而如果君王把财富更多地分配给人民，让人民富足，不以搜刮财富填充国库为目的，这样的国家即使积蓄贫乏，也是强大的。因此，国家兴亡的关键不在于财富多少，而在于财富是如何积累的。面对无限财富，不要盲目乐观和满足，而要忧虑其中隐藏的祸患。二是对待百姓苦乐的态度。积累财富的目的并不是满足帝王个人的欲望享受，而是要为天下百姓着想。如果百姓生活在水火之中，即使面对堆积如山的财富，也都是一种可怕的灾难，所以，圣明的帝王应关注天下百姓的态度，而不是金钱。历史上无数帝王丧国之悲剧，虽然原因各不相同，但上述帝王对待财富积累和百姓苦乐的态度无疑是贯穿其中的一根主线。今天，无数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倒闭，其中不乏财大气粗的大财团。其实，当员工们无法从亲手创造的财富中获得实惠的时候，企业已经埋下了覆灭的种子。积极为公司创造和积累更多的财富，但不应该以积累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企业成功的标志。
星期二有余力而后收
但贮积者固是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竟以资寇，积之无益也。——《贞观政要奢纵第二十五》【译文】只是储存积累财物本来就是国家的正常事物，重要的是在老百姓有了余力再去征收。如果老百姓劳累不堪而去强行征收，最终还是资助了贼寇，这样的贮存积累是没有好处的。为了劝谏唐太宗不要轻易动用民力，保持节俭之风，手下臣子曾向太宗讲述了如下几个因为贪婪地积累财富而导致灭亡的故事： 隋朝在洛口储存的粮食，结果被李密夺取；在东京洛阳储存的布帛，结果被王世充占有；在西京府库的财物，最终被李唐天下占有。凡此种种，对唐太宗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是不要把存储财富这个国家正常之事当作一种目的，而是应该还原它工具的本质。
如果把存储当作目的，就意味着不管百姓生活是什么情况，都必须完成赋税钱粮上交的任务。这样税负虽然能如数征集，但是，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不堪。如果把储存财富作为工具，那么，统治者就不会因为征集财富而扰民。二是“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这需要帝王保持民本的思想，关怀天下民众，根据民众生活实际状况来决定存储财富的多少。三是“劳而强敛之”的后果则是“竟以资寇”。虽然征收者并不想把辛辛苦苦搜刮来的财富交给贼寇，但是，因为征集存贮的方式已经触动了人民的利益，必然导致民心反叛。一旦贼寇作乱，百姓并不会站在统治者一边，如此一来，这种财富积蓄就“积之无益也”。对待员工的待遇问题，固然不可能无限地满足每个员工的要求，但是，必须保证员工生活的基本条件。反之，对待员工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也应该在企业自身能够保证充足的生存空间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为了讨好员工而不顾一切地滥发奖金。
星期三解爱财
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视小得而大失者也。——《贞观政要贪鄙第二十六》【译文】我曾说，贪财的人并不真正懂得爱财。例如当今内外官员五品以上的，俸禄优厚，一年内得到的财物数量自然很多。如果收受他人的贿赂，也不过得到数万，一旦暴露出来，俸禄就会被剥夺，这难道能算是懂得爱财吗？这是只看见小的好处，而失掉了大的利益。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谈论官员如何对待贪财之事，提出那些贪财之人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如何去爱财。
他以历史上的公仪休喜欢吃鱼，但他不收别人送的鱼，却长期能吃上鱼为例子，指出真正懂得和理解爱护财物的人，应该明白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身外之财不可贪。当朝官员俸禄优厚，足以供养自己和家人，如果真正懂得爱护财物，就应该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金饭碗”。若贪图他人的财物，到东窗事发的时候，失去的不仅仅是收受的财物，还有优厚的俸禄。二是不要因小失大。收受他人贿赂不仅是贪婪的表现，还是一个人处理问题眼光短浅的结果。收受贿赂固然容易，但是，要考虑到这份身外之财与个人正常职位和俸禄之间的利害关系，为了小小的贿赂而失去职位和俸禄，就是因小失大。第一，不要过分贪婪，对待那些需要付出大风险才能获取的小利润，要保持足够的慎重，不能因小失大。第二，对于那些可以不劳而获的利润，更要保持警惕。
星期四勿贪鄙
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贞观政要贪鄙第二十六》【译文】作为一名国君如果贪财，必然丧失他的国家；作为臣子如果贪财，必然丧失他的性命。《诗经》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意思是大风因为隧道而生成，贪财的人败坏同类。唐太宗曾经借着这句话为身边大臣讲述了蜀人因为贪财而丧国的悲剧。相传秦惠王想征伐蜀国，不知道前往蜀国的道路，就雕刻了五头石牛，在后部装着黄金。蜀国人看见了，以为石牛会拉出黄金。出于贪婪，蜀王就派人把石牛拉入蜀国，由此形成了通往蜀国的大路。秦惠王随后立即派遣军队，顺着这条蜀国人自己修建的道路，向蜀国发起攻击，结果蜀国因为蜀王的贪婪而亡国。由此观之，国君因为个人的贪婪，损失的并非只是个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严，还有整个国家和人民。
唐太宗以此警示自己，既是政治家时刻保持冷静头脑的证明，同时，也是对现代领导者不要因为个人私欲而牺牲整个团体的重要警示。当然，唐太宗身为一国之君，对于贪婪卑鄙的人性的警惕，除了顾及个人道德修养和君王使命，还有一个更现实的目的是以此来警示臣下。所以，在讲述完“为主贪必丧其国”的道理之后，唐太宗进而指出臣下贪婪必定身亡的道理。他以汉朝大司农田延年贪赃枉法三千万，最终东窗事发自刎而死的例子，告诫臣下也务必戒除贪婪卑鄙。第一，在追求商业利润之前，需要反省这种利润追求是否属于个人私欲上的贪婪和卑鄙。第二，勿贪鄙并不等于永远满足现状，追求商业利润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驱动力，管理者应该把贪婪卑鄙和积极进取区分开来。第三，追求利润必然承担风险，为了企业生存而不惜风险的冒险是正确的，但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而让企业冒险则是贪鄙的。
星期五兢兢业业
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贞观政要贪鄙第二十六》【译文】我整天孜孜不倦，不仅仅是同情怜悯天下百姓，也希望你们能够长久保持富贵。天不是不高，地并不是不厚，然而我常常兢兢业业，就是因为心怀对天地的敬畏。在常人看来，所谓的兢兢业业必定是整日忙于事务，乃至废寝忘食、宵衣旰食。这在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认为是个人品德修养高尚的重要标志，大凡古代圣明之君王，无不属于这种兢兢业业者，如夏禹、商汤、周文王等。其实不然。上述勤劳辛苦只不过是帝王兢兢业业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最浅显的一个层面。
正如唐太宗所言，“终日孜孜”，但是其内心却是“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一方面，一个帝王为什么要如此辛劳？不是出于个人私欲，而是心中怀有天下百姓和臣子，这是兢兢业业辛苦工作的驱动力。另一方面，一个帝王保持行动上的勤奋就算是圣明之君？如果出于个人私欲的贪婪，即使整日孜孜不倦，仍然是圣明之君所不齿的。只有为百姓而忙碌，为臣下而辛苦的君王，才能被敬仰。唐太宗的兢兢业业之论，既为古代圣明之君树立了勤奋辛劳的榜样，同时也启示后人勤奋辛劳并不是衡量和评价领导者成就高下的唯一标准，更要看兢兢业业者心中所想的是自己还是别人！努力塑造辛劳勤奋的领导形象，但是，兢兢业业的动力应该来自为全体员工谋福利。优秀的领导不应该认为自己的辛劳是对员工付出的额外劳动，而应该认为这就是自己应为员工所尽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