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周星期一人无常俗
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人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贞观政要仁义第十三》【译文】我以为国家乱离之后，世风民俗难得改变，近来看见百姓逐渐懂得廉洁，知道羞耻，官吏百姓奉公守法，盗贼日渐稀少，从而知道人没有不变的习惯，只是看国家政治是治理还是混乱罢了。有些管理者习惯抱怨下属能力不足或素质不高，他们不曾认真反思过自己的不足之处。唐太宗的这段话给他们一个警示。在实际管理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令人苦恼、头疼不已的事情，每当这个时候，如果一味责备下属，抱怨下属无能，不仅会挫败下属的自信心，而且会使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因为抱怨和责备对解决问题没有丝毫帮助。相反，管理者如果主动从自身出发，寻找原因，寻求解决方法，很有可能使问题迎刃而解。员工看到管理者自责，也会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从而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这样的做法既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损害管理者与下属的关系，而且还起到极佳的教育效果，岂不是一举三得的事情吗？相信每一位员工都是可以改变的，积极地培养和教育他们。员工犯错，不要一味责备，应反省自己的管理工作是不是已经做得尽善尽美，从自身找原因，寻求解决办法。
星期二不作异端
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贞观政要仁义第十三》【译文】治国之道，必须用仁义来安抚天下百姓，向他们显示威严和诚信，要顺应民心，废除苛刻的刑罚，不做违背正道的事情，这样天下自然就会安定和平。贞观二年（628），太宗对身边群臣谈起社会风气变化问题，畅谈治国之道。唐太宗讲治国之道，主要讲了三个层面: 一是“抚之以仁义”。仁义是古代儒家的核心思想，自古以来，帝王治国无不以仁义标榜，以此换取民心。在历史上这样的帝王虽然并非唐太宗一人，但是，身处太平盛世的太宗能够理性地反思治国之道源自仁义，并且坚定这个信念，显然还是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二是“示之以威信”。与仁义不同，威信更多地依靠一种强大的威慑力，正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如果说仁义是用来安抚人心，让百姓感到帝王的关怀，那么，威信则是一种权威的张扬，让百姓乖乖地匍匐在帝王的脚下，二者相得益彰，不可偏废。综观历史上成功的帝王，无不采取“两手抓”的策略。三是“去其苛刻，不作异端”。古人做事向来遵循规矩，这种做法固然容易导致墨守成规，但是，其长处在于保证国家处于平稳的状态。现代管理思想往往强调冒险与创新精神，看起来与此相矛盾，其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冒险并非是盲目、不计后果地瞎闯，而是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进行大胆创造。而这种创造的成功正是建立于前期稳定工作的积累，如果没有不间断的积累，那么，又何来出其不意的成功创造呢？第一，要以仁爱之心对待员工，要以诚信感动员工。第二，要树立威严和诚信的形象。前者指的是领导在关爱员工的同时，不能失去领导的尊严，不能降低和扭曲自身的形象；后者指的是要讲信用，做到言出必行，建立在员工心目中的公信度。第三，在企业开发战略上，可以冒险但是不能盲目，可以打破成规，但是不能违背科学规律。
星期三灾害不生
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贞观政要仁义第十三》【译文】树林茂盛了鸟儿就会来栖息，河水广阔了鱼儿就会来游弋，仁义积累得深厚了百姓就自然会归顺。人人都知道畏惧躲避灾难，但是并不知道施行仁义就能够使灾害不再发生。唐太宗以历史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洞察人心向背。在他看来，人人皆有避害趋利的本性，仅仅通过防范和躲避固然可以避开祸患，但是毕竟不是最好的办法。只有尽其仁义之心，才可以从根本上培养防范灾害的土壤，防患于未然。其思想深刻而合理之处在于: 一是唐太宗采用了正面引导的方式，换取百姓对君王的信任，而并非简单粗暴的惩戒打压。这正如治水采取疏导和填堵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其效果也完全不同一样。
通过仁义的积累，自然就换取了百姓对君王的信任； 相反，如果简单打压惩治，固然可以压制百姓让其敢怒而不敢言，但是，最终换取的天下太平只能是一种假象。二是对于灾害，人人唯恐避之不及，但是，与其躲避灾害，不如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地消除一切灾害发生的因素，或者将有可能发生的灾害扼杀在萌芽阶段。这就是唐太宗让灾害不生的第二个诀窍。现代管理者常常需要直面市场风险和金融危机，其中固然有企业者本人无法掌握和控制的因素。但是，如果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加强自身抗风险能力，无疑就做到了唐太宗所说的灾害不生。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应对各种市场危机。但这不是以躲避防范作为企业生存的目的，而是通过消除各种有可能诱发危机的因素，创造各种有利条件，确保企业在竞争中尽可能减少危机的冲击。
星期四常令相继
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懈怠，去之已远。犹如饮食资身，恒令腹饱，乃可存其性命。——《贞观政要仁义第十三》【译文】仁义之道，应该牢记在心里，经常让它持续不断，如果有稍微一点的懈怠，就会远离仁义。这就好像人饮食是为了保养身体，常常使肚子吃饱，才可以保全生命。唐太宗多次谈到仁义之道，可见仁义在其治国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在这里，唐太宗对于仁义之道的理解与此前并不相同，主要表现在: 一是强调了仁义之道的“当思之在心”的理念。在古人看来，“仁义”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此，能否在行动上体现出仁义，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贯彻了仁义之道的关键。其实不然。
一个人在实践上体现出来的仁义固然重要，但是行动本身却来自于人内心对此的认识程度；换言之，当一个人对仁义之道认识并不深刻的时候，虽然在行动上也会付诸实践，但是，终究会浅尝辄止或虎头蛇尾。因此，只有内心牢记仁义，才有可能为此后实践发出“终极指令”，其意义当然不是一般的行动可以同日而语的。二是“常令相继”。正如今人所说的，做一件好事不难，难得的是一生做好事。同样，一个帝王施行一次仁义并不难，但是，始终保持自己拥有仁义之心，那就不容易了。孔子也曾如此感叹仁义之难，唐太宗为此指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这就是在心里牢记之后，然后坚持行动上的“常令相继”，这样日复一日，就可以保持仁义之心常在。在思想意识上，把仁义之道作为企业生存的根本，以及自己做人的根本。同时，坚持仁爱之心，贵在坚持不懈，应该建立各种有效的监督机制，督促领导者不敢懈怠。
星期五在君礼之
在君礼之而已，亦何谓无人焉？——《贞观政要忠义第十四》【译文】这关键是看国君如何对待臣下，怎么能说现在没有这样的忠臣了呢？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对群臣讲述了一个臣下对君主忠义的故事: 春秋时期，卫懿公被北方民族狄人所杀，狄人吃光了他的肉，只留下他的肝。卫懿公的大臣弘演就挖出自己的肝，把主人的肝放进自己的腹中。唐太宗感慨昏庸的卫懿公手下居然有如此忠义的大臣，于是感叹如今要找这样忠义之臣，恐怕已经没有了。魏徵听完唐太宗的讲述后，回答太宗说: “大臣是否对君主忠义，要看君王对待大臣的态度。
”并为太宗讲述了豫让为智伯报仇的故事: 春秋时期，豫让为智伯报仇，刺杀赵襄子失败被抓，赵襄子问豫让，你最初的主人就是被智伯杀死的，你后来投靠了智伯，但是，现在为什么不替你最初的主子报仇杀智伯，却要为后来的主子智伯报仇来杀我呢？豫让回答说，我以前侍奉的主人，以普通人的态度来对待我，所以，我也要像报答普通人一样来报答他们。后来的智伯以国士一样来对待我，所以，我也要用国士一样的态度来报答他。魏徵由此总结说，臣下如何对待国君，关键在于国君如何对待臣下的态度。言下之意，只要唐太宗做到真诚对待臣属，臣属也会像弘演、豫让一样对待他的。魏徵的“在君礼之”，一方面，暗示了太宗在对待大臣上尚没有达到古人对待臣属的真诚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如何发现和培养忠义大臣的秘诀，这就是用真诚换取忠义。现代管理者往往喜欢部下对公司忠诚，但是，在金钱利诱面前，员工们的忠诚往往有很多的水分。如何让员工做到忠心不二，是现代管理者需要好好反思的地方，或许可以听听魏徵对唐太宗的建议了。真诚待人，真诚关怀员工，不要简单依赖金钱收买人心。既然员工能够因为你的金钱而对你效忠，同样，也可以因为他人的金钱而对别人效忠。
第二周星期一公正
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译文】用人只看他能不能胜任职务，怎么能因为是新认识的人或是老熟人就态度不一样？凡是见过一面的人尚且觉得互相亲近，何况是老熟人，能一下子忘记吗？但是才能如果不能胜任职务，又怎么能因为是老熟人就优先任用？唐太宗刚刚登基之后，他原先的老部下有些人没有得到官职，而唐太宗原先的对手的部下们却得到了优先安排，他们感到非常不解，埋怨太宗。唐太宗针对他们的不解和埋怨，说了上述的话。太宗认为，公平是内心公正而没有私心。丹朱、商均是尧、舜的亲生儿子，但是尧、舜却废弃他们，不将管理天下的大权授予他们。
管叔、蔡叔和周武王是亲兄弟，但是管叔、蔡叔犯上作乱，周武王顺应王道诛讨他们。由此知道，治理天下的国君应天下为公，对人不存有私心，不因为关系亲近给予特殊对待，也不因为关系疏远就不予任用。诸葛亮说:“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诸葛亮做丞相的时候，曾经上表将廖立、李严削职为民，可是，诸葛亮死后，廖立哭泣说:“我们恐怕要亡国了。”李严则悲伤得发病死去。诸葛亮执政，推诚相见，开诚布公，真正做到公平、公正，连被他惩罚的人也如此尊敬他。唐太宗完全根据大臣们的能力安排职务，而不因为曾经身为自己的下属就给予特殊照顾。任用人才时要做到公平，必须严格依照能力与职位相匹配的原则，不能因为关系的亲疏远近“开后门”、搞特殊。
星期二慕善
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若如是，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译文】我如今很羡慕前代的圣明帝王，你们也应该学习仰慕前代贤能的宰相。如果能够这样，那么荣耀的功名和崇高的职位就能够长久保存了。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和大臣房玄龄等人谈论历史上的贤相，奉劝臣下多多向历史上的贤能宰相学习效仿，不仅可以尽职为国，还可以保全职位。在我看来，唐太宗号召臣下“慕相”包含着深刻的现代管理学思想: 一是最高管理者本人应该向历史上有成就者学习。这既表明唐太宗难能可贵的谦逊品质，也表达了传承历史成功经验、借鉴前贤先进经验的科学观念。现代管理者在成功之后，往往大肆夸耀创业如何艰难，以此显示自己能力超人一等。其实，这不仅暴露领导者本人素养的低下，同时，也说明他们对历史上成功人物的无知。二是教育属下仰慕效仿历史上贤能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