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货北伐”声惊呼一片。广州是华南虎的老巢，也是当时国内保健营养液霸主太阳神集团的大本营，岂容外地企业染指？可宗庆后就想摸摸老虎屁股。1991年春夏之交，满载着娃哈哈产品的列车悄然驶进忙碌的广州火车站站台。另一边，娃哈哈与当地电台、电视台早已签下每日滚动播放的高强度广告合同。当时广州纸质媒体的大哥大《南方日报》每周的全部广告版面是5个整版，宗庆后一个不漏悉数通吃。6月的某日早晨，广州市民一觉醒来发现，舆论媒体竟如此异口同声，铺天盖地全是一个声音——娃哈哈！华南虎措手不及间，娃哈哈在广州的月销售额已扶摇直上100万盒。
报纸、广播、电视、杂志历来被称作中国广告媒体的四大天王，其中电视媒体广告的出现并不算迟。1979年1月28日17时50分，上海电视台就播出了中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童涵春参桂补酒。第一个亮相中国电视广告的外资企业则是可口可乐公司。1984年英国女王访华，英国著名电视媒体BBC同时送来了一部反映英伦三岛的纪录片。作为外交礼节，中央电视台必须播放，但苦于没钱给BBC，于是找到可口可乐希望赞助。对方提出了惟一的赞助条件：在纪录片播放前加播一条可口可乐的广告片。差不多算是一种政治待遇，这条广告被特批通过。此后，不少外资企业写报告问，“可口可乐可以做电视广告，我们行不行？”
从20世纪80年代最后几年开始，电视广告才大有急起直追之势——一半原因恐怕与疯狂的“彩电热”有关。90年代更是步入巅峰期。有统计说，1996年，全国电视广告营业额已达90.8亿元，居四大媒体之首，其增长速度比第二位的报纸广告高出1倍多。
新兴的电视广告备受娃哈哈公司青睐是一件极自然的事。与媒体多年交往的公司广告部部长杨秀玲分析称，广播比电视的“胡子”长得多，但总体已日渐式微。报纸和杂志虽然种类数以千计，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其主流读者却仍属“官方人士”等特定群体——近年都市类报刊的兴旺才使这一状况有所改观。而绝大多数企业产品的目标购买者显然是千家万户。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级“制造工厂”，电视的普及率突飞猛进，这种媒体的特性是辐射面广，形象直观，有声有色，对受众文化水平的要求也不高，在信息传播上几乎可以说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菲利普·科特勒的媒体决策理论认为，生产者产品的试用率决定于受众注意度，而受众注意度又与产品信息的送达率、频率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力息息相关。毫无疑问，在四大媒体的比较中，电视广告当属传播影响力的翘楚。
相对其他企业而言，娃哈哈公司对电视广告情有独钟还有自己特有的两个原因：一是娃哈哈各类产品的价格几乎全部走的是几元钱以下的平民化路线，大众色彩很强；二是经过长期探索，娃哈哈逐步形成了地级市以下城镇与农村市场无人可以比肩的巨大的营销网络优势。在这一广阔的市场空间，平时“不读书、不看报”的潜在购买者人数甚众。对他们来说，电视是一种最有效的信息传递“空降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产业部等部门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国农村市场联合调查研究课题组曾对全国14个省市20000个农村居民家庭做过一次专项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农村消费者最主要的消费信息来源是广告宣传，其中61%的农村消费者表示电视是他们最重要的渠道。调查还发现，有33.8%的被访问者认为中央电视一台是他们最常收看的频道；最喜爱的电视节目是“电影/电视连续剧”和“中央台新闻”，分别有71.9%和65.5%的被访问者经常收看。收看率最高的时段集中在19：00-22：00之间。
我们从中国广告学会得到的数据分析是，在娃哈哈公司历年极为可观的广告费用切块中，电视广告一直占有极大的比例。以2001年5亿元的广告支出计，户外路牌广告与各类促销品费用分别占了10％，纸质媒体及电台约占5％，电视广告则占了75％，投放于中央电视台的又占了其中的一半。
不仅是娃哈哈公司，在许多意欲争霸全国市场的企业眼里，中央电视台的确是一个有着无穷诱惑的“黄金洞”。道理很简单。中央电视台是中国惟一一家国家电视台，这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特殊地位，加上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与喉舌”而享有的政治上的权威性，使得普通受众对其播出的广告有着极强的信任度。
曾有一项调查表明，90％的观众认为中央电视台的广告都是可信的。另据中央电视台前广告部主任谭希松女士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有电视机2.9亿台，电视人口按“2.9×4”计算有近12亿。如果每天开机率为70％，有效电视人口就超过了8亿。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收视率经常年测试在46％-48％，也就是说每晚观众达三四亿人，绝对堪称中国乃至世界“第一节目”。即使按北京长城国际广告有限公司较为中立客观的调查，中国也有8.52亿电视人口，《新闻联播》1996年的平均收视率在28％左右（不包括地方台转播的收视率）。据此匡算，每晚观众也突破了2亿，相当于美国的全国人口。
由此，中国各行业的大批领头企业纷纷加入中央电视台每晚17时至20时黄金广告时间的争夺大战。寸土寸金、僧多粥少，中央电视台干脆从1994年11月开始乘势搞起了竞标英雄会。于是，就有了中国广告史上最具爆炸性的一连串“标王事件”，也就有了中国企业品牌史上最耐人寻味的“标王现象”。
1996年11月8日，北京梅地亚中心二楼多功能厅上演了整个“标王事件”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这一天，190余家中国知名企业参与竞标《新闻联播》、《天气预报》及《焦点访谈》之间4分40秒广告时间，32块标版的总底价为5.416亿元。因采取的是暗标形式（仅规定竞标底价，各企业在同一时间背靠背填写投标价码，开箱后价高者即为中标），急欲竞标成功的企业老总们只能根据对“假想敌”的推测进行一场一举定乾坤的豪赌。
极度的紧张、焦虑、亢奋甚至是疯狂，整个会场内外浮动的气氛就如同一触即爆的火药桶。所谓科学、严谨的成本测算已成笑谈，许多企业的投标定价几乎变为浪漫的写意：广东步步高选择了80123456.78元，后8位数从1到8，意为“步步升高”；江苏春兰的168888888元，谐音“一路发”；广东乐百氏199788684元的数字更有意思，即“1997年发发乐百氏”。
下午3时10分，酒类作为压轴戏开始唱标。1亿元大关被轻易踏破，两亿元关口也很快失守。
唱到最后一标山东临朐秦池酒厂时，千人会场上骤然一片肃静——321211800元！天价标王气吞山河，秦池酒厂厂长姬长孔顿时被潮水般的欢呼和掌声包围。有现场目击者描述说，那一刻，人们仿佛重新排演了万人簇拥、君临天下的《秦颂》。
有必要补充说明的事实是，就在这一次标王争霸赛前夕，中央电视台曾明确表示希望有非酒类企业问鼎夺魁，并对娃哈哈公司夺标寄予厚望。但娃哈哈婉拒，最终以5801万元低调摘得《天气预报》后12块15秒“A特”标版的头牌。
中央电视台自1995年度开始公开竞标黄金时间广告时段，前5年为暗标，1999年后改为明标，至今共产生“标王”8位。
此后，中央电视台考虑到产品促销有淡旺季，为兼顾企业利益，将全年按每两个月为单位划分成6个广告单元。2001年与2002年，娃哈哈公司分别以2211万元、2015万元的“A特”标版单元最高价，成为这两个年度事实上的广告“标王”。
关键的问题是，“标王”的桂冠给“标王”们各自带来了什么？从媒体披露的消息中我们不难找到这样一些数据：孔府宴酒加冕“标王”的当年，销售额直线上升，利税翻了两番多。更牛的是秦池，第一年当“标王”销售额就从上一年的2.3亿元猛增至9.8亿元。第二年竞标会上，姬长孔说的一番话至今广为流传：1996年，我们每天给中央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开出的是一辆豪华奥迪。明年我们每天要开进一辆宝马，争取开出一辆加长林肯！
可惜，各路豪情一搏的“明星”大多成了过眼云烟。
2002年6月，媒体爆出了“首届标王被零价转让”的消息。虽然几天后孔府宴酒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刘荣玉旋即辟谣，说此报道失实，事实是山东联大集团以8000万元收购控股了公司的90％股份。但英雄落寞的结局总让人颇感无奈。至于“王中之王”秦池则早已风光不在、一蹶不振。2000年7月，一家金属瓶帽的供应商指控秦池酒厂拖欠391万元货款，法院判决秦池败诉。因无钱可还，被裁定拍卖“秦池”商标。第三代“标王”广东爱多夺得桂冠仅一年有余就被迫进入破产程序。2000年4月18日，爱多原掌门人胡志标由于涉嫌商业欺诈，突遭汕头警方拘捕。
算上广东步步高，娃哈哈成为历届“标王”的硕果仅存者，而且是标王企业中至今一路高歌、品牌日隆、最具勃勃生机者。
纵观娃哈哈多年“标王”争夺战的表现，我们不难得出几点印象。其一，娃哈哈是一直参加中央电视台广告黄金时段竞标的少数企业之一，当属活得最长的品牌“长青树”；其二，娃哈哈是最为低调、最没有引起轰动的“标王”；其三，娃哈哈一直没有参与最热门的《新闻联播》后5秒标版的生死大战，而是紧紧盯住《天气预报》后15秒“A特”标版的头牌，并志在必得，连续8年中标。公司的说法是，15秒“A特”标版更适合娃哈哈品牌的诠释，传播效果更佳，没必要放血抢风头。
这恰恰准确地体现了宗庆后坚定不移的广告理念：广告是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养料，并要保持高密度态势，但广告如何投放、投放多少，必须有利于企业持久做大、有利于打造持久品牌。一句话，实在、有效是最高准则。
有消息灵通人士发现，由于省级电视台尤其是卫星台影响力日渐扩大，2002年娃哈哈公司又悄然开始实施“卫视联播”的广告新战略，即抢占各省级卫星电视晚间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头条插播广告段位，统一制作，统一传播，形成娃哈哈品牌无所不在的强大声势。采取“中央军和地方军”两线并重策略调整的惟一解释，恐怕还是“实在、有效”。
“标王”风潮过后，多少秉承了“标王”遗传基因、热衷于无节制的广告轰炸的“哈医药”模式、“脑白金”现象等在中国广告市场再次掀起冲天波澜。宗庆后却依然埋头走自己“实在、有效”的路。
3.品牌延伸之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