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很容易就能和别人谈得来，无论别人谈论什么话题，他们都可以聊上几句。我一直很羡慕这样的人，例如我的好朋友艾芙琳就是如此。“你好，见到你真高兴啊！”和别人这样打过招呼之后，她就开始随意地和那人谈天说地了。如果她的熟人说了些和绿色植物有关的话题，她也会提一些自己养的植物，但从不以自我炫耀的口气说话，总是能给人带来愉悦和惊喜，就好像发现她养的袖珍椰子和别人家的椰子恰好在同一所中学上学一样。她在社交方面取得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她真真切切地对这一切都感兴趣，也许并不是对所有的话题都感兴趣，但的确对所有的人都感兴趣。
我也想变得和她一样，有这种能力，但每当我和陌生人第一次见面时就会不由地主地开始紧张，只能搬出大脑里事先储存好的小故事去和别人聊。这些小故事有些是我观察生活的心得，有些则纯属虚构，不过大多数还都是从报纸上看来的：在特拉华州有一个抑郁的女人10月29日那天在树上上吊自杀了，结果大家都以为那是万圣节的装饰；根据新泽西州的法律规定，递给猴子香烟是犯法的。这样的故事每一个都有它们的独特之处，可以让听者尽情地在脑海中展开想象，想象那个女人的尸体在树上悬挂着不断摇晃，背景是血淋淋的树叶；或者想象动物园的饲养员拿着一包打开的“万宝路”，偷偷递给猴子一根烟，低声对它说：“快，来一根儿吧！”
我经常对人津津乐道的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一个陌生人从新英格兰寄给我，从当地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则新闻，说的是佛蒙特州有一位八十一岁的老人，他家里的老鼠泛滥成灾。报纸上并没有对他的房屋详加描述，不过我想象那应该是在乡村路边上一幢孤零零的房子，共有两层，外表刷成了白色——虽然房屋的颜色并不重要，我只是觉得那样看起来会很典雅。这位退休老人家里到处都是老鼠，所以他再也无法忍受，开始在家里用烟熏，结果老鼠们都被烟熏到了院子里，藏在了一堆枯叶当中。当然了，枯叶不堪重负，全都被老鼠们踩得粉碎。老人觉得它们已经掉进了自己的陷阱，就把枯叶一把火点燃了，然后他看到一只熊熊燃烧着的老鼠从枯叶堆中窜进了房子，于是房子瞬间被点燃，化为灰烬。
我是于2006年春天收到那张剪报的，当时我正准备动身去美国。虽然还有衣服没有熨好，还有资料需要整理，但我还是先给那个新英格兰的陌生人写了一封答谢信，告诉他那篇文章把我感动得一塌糊涂。不过我没有告诉他我打算把它应用到各个场合中去，这只是我的希望，讲这样的故事怎么可能有错呢？对于我来说，这个故事堪称完美，我已经等不及想要把它应用到任何一个和它沾边的对话中去，“说到八十一岁的老人……”我想象自己会这样说。
半年前，我的保留故事是一个四肢瘫痪了的脱衣舞女，最终因为在床上躺了太久得了褥疮，阴道溃烂的故事。不过在和别人谈话的过程中想要插入这个故事并不容易，所以我决定舍弃它，谈到一只烧着了的老鼠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我的第一次机会来了。当时我刚到纽约，从肯尼迪机场坐上一辆出租车，去西区我预约的旅馆。出租车司机比我年长十到十五岁，美国本地人，剃了光头。当然了，有很多男人都会剃光头，不过这个司机的头皮却像是被人用锤子敲击过一样，虽然没有血迹和淤青，却长了很多脓包。我上车之后就开始和他攀谈了起来，我告诉他我住在巴黎，然后就一直在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他觉得法国人多么媚上傲下又懦弱无能。这时我找到了自己的切入点，我说：“说到弱小无能，我想起来老鼠和一户人家发生的故事……”
我觉得自己一定讲了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但我讲完之后，司机并没有感到不可思议或发出感慨，只是问我：“然后呢，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意思？”
“我是说，那个老人拿到保险公司的赔款了吗？他的全部家当都被大火烧光了吗？”
我该怎么跟他解释清楚，故事的重点并不是那个老人。他当然可以接着想象，但故事最后的结局就是那幢燃烧着的房子，那个像一把小火炬的老鼠窜进了房子里，把一切燃为灰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不重要，因此报纸也就没有后续报道。
我尽可能兴奋地讲述这些细节，但出租车司机的反应却是一句经常印在T恤衫上的标语：“只能在纽约。”
“但这件事不是在纽约发生的，”我说，“你没有听到吗？是在佛蒙特州的郊区，那里的人们才能在房子后院扫出落叶堆来。”
那个司机耸了耸肩，说：“好吧，不过纽约可能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但是纽约没有。”我告诉他。
“这可说不准。”
听到这句话时，我心里想：好吧，你这个笨家伙，你就这样失去你的小费了。你在那里鄙视法国人，我还可以忍受，不过后来说的两句话“只能在纽约”和“纽约可能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却让你丢了五美元，所以把那五美元放在烟管里，点燃吧！
当然我还是给了他小费，我没有心胸狭窄到那种地步，不过把五美元递给他之前，我把那张纸币撕成了两半，你可以将我这种行为定义为“被动攻击”。
我那次去美国是进行学术巡讲，不过这是主办方起的名字，其实我的任务就是在公众面前大声朗读我写的书。我到达的第一站是新泽西州，由于我不会开车，于是主办方为我租了一辆轿车，和我约好去旅店门口接我。那天我见到了司机，是个刚过七十岁的黑人，西装革履，还打着领带，介绍自己是德维斯先生。当他伸出手去拉遮阳板来遮挡阳光时，我注意到了他的手，指甲很长，修剪得很整齐，还涂抹了亮亮的指甲油，每一根手指上都戴着一枚戒指，手腕上除了手表，还挂着一条做工精美的金链子。
我原本打算一上车就讲我的老鼠故事，但我还没有开始，德维斯先生就开始了题为“从流动性方面分析交通状况”的演讲。他抱怨的事情大多都小题大做，而且他说话时的语调非同寻常，就像一直在吟诵诗歌，像是上帝站在云端在和摩西说话一样，只有同性恋者才会这样说话。在告诉我曼哈顿开车的人们都是傻子之后，他环顾四周，开始诅咒那些和他争抢车道的汽车，所以在我们旁边开车的那个女人是个笨蛋，而我们前面的那个男人呢，是个傻子，其他人则都是些神经病、白痴、蠢货、傻瓜……就好像他在自己腿上放了一本词典，按照字母顺序查找词语一样。然后他又开始批评那些一边开车一边打手机的司机，说完后就掏出了自己的手机，大吼大叫地给出租车调度员打了个电话，告诉那个人真不应该让他出来蹚这浑水。
交通还是很拥挤，德维斯先生发火了，他开始小声嘟囔，一直嘟囔到运河大街，然后指着遥远的市区轮廓中的一条裂缝对我说：“你看那里，”他顿了顿说，“以前世贸大厦就在那个地方。”
出于礼貌，我只能假装自己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消息。“噢，您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