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纽约居住的那幢公寓楼旁边，有一条狭窄的过道。每天晚上天黑以后，耗子们就会准时在那里出现，聚集在路旁摆放的一排垃圾箱附近。第一次看到它们的时候，我忍不住尖叫了起来。于是后来我都会从过道的另外一边蹑手蹑脚地经过，一边走一边时不时地停下来往那边斜视，希望能将所有的耗子尽收眼底。那种感觉就好像刚搬到阿拉斯加就看到了很多只熊在开会一样，虽然明知道早晚会看到它们，但到了那一刻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条过道里，时常会有老鼠在出租车车轮下丧生。当我弯下身去观察它们的尸体时，尸体所散发出的味道总会把我熏得神魂颠倒。二三十秒钟的幻觉后，魔咒就会被外力解除，有时是因为我阻塞了交通，但多数时候是邻居海伦把我唤醒。我抬头看时，她肯定正站在她家的窗边冲着我大喊大叫。
就好像过道里四处奔窜的耗子们一样，海伦也是我来纽约之前就知道肯定会遇到的一种生物。她傲慢自大、爱出风头、一意孤行，而且令人难以置信地固执己见。她就是你在晚宴聚会上总是很乐意跟别人提及的那种人，尤其是当邀请你的主人属于温柔优雅的那一类型，而你又不在乎她再也不会邀请你来她家的时候。你会跟大家讲海伦对于政治的观点，海伦对于性的观点，海伦对于民族关系的观点……而餐桌上听众们的反应总是十分一致：“噢！这也太可怕了！你到底是怎么样认识这个人的啊？”
其实是休先认识她的。那是在1991年，纽约市的汤普森大街上，那条街上有一家肉铺和咖啡馆合而为一的小店，休向店主提到他正在找一间出租的公寓。当和店主交谈的时候，他注意到大门附近站着一个女人，至少已经七十多岁了，却还不如一个十岁的小女孩高。她穿着一件针织外套，腹部和臀部包得很紧。那件衣服的色彩并不柔和，是灰白色的，看起来不太像是件女人的衣服，倒像是拳击手的。她眼镜的镜片是翅膀的形状，在镜片之间，也就是在她鼻梁的上方，是用宽幅胶带纸缠起来的厚厚的鼻垫。她说她叫海伦。当休和她打了个招呼后正要转身离开时，她用手指了指脚边的几个包，然后说：“把我的东西搬到楼上去。”她的声音就像是个男人的声音，或者说是个杀手的声音，听起来低沉且沙哑，就好像沙砾地上沉重的脚步声。
“现在吗？”休问她。
她说：“当然了。怎么？现在你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吗？”
在她的带领下，他们走进了旁边小楼里一间破烂不堪的廉价公寓，公寓在二楼。然后他们又气喘吁吁地爬到了第五层，她告诉他那里有一间空着的公寓。公寓以前的房客在一个月之前死了，房间刚空出来一个星期左右。海伦既不是公寓大楼的管理员，也不是大楼的经理。她没有任何官方头衔，只不过和房东的关系十分要好，所以才有房间的钥匙。她说：“我可以让你看一眼，但这并不是说你一定就能租到这间公寓。”
由于其中的一间卧室已经租出去了，剩下的这间面积小一些，也就是更狭窄一些。里面的天花板很低，就像拖车的车顶一样。墙面上覆盖着深色的廉价板条，很容易就能去掉。但是这间卧室还是打动了休的心，因为屋里可以接受肆无忌惮的阳光，再就是他很满意房间的位置。他要了房东的地址，在离开这里去填申请表之前，他给了这个叫海伦的女人七十五美元，告诉她说：“感谢你带我参观了这间房。”她把钱塞进了自己外套的口袋里，然后告诉他，她已经确定我们可以租下这间房了。
几天后我见到了那个房间。当休正忙于拆掉卧室墙壁上的板条时，我坐在一个油漆桶上试图鼓励自己勇敢地面对内心的失落。首先让我无法接受的是厨房的地板。地板砖的颜色是棕色、褐色和土黄色相间的，这些颜色似乎更适合编织阿富汗针织软毛毯，而不是出现在地板上。其次就是卧室的面积，我难以想象两个人怎样住在如此狭窄的空间里。这时有人开始敲我们那扇无法上锁的门，然后那个我不认识的女人不请自来地踏上了那令人恐惧的地板砖。她的头发染成了一美分硬币的颜色，还把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头发扎在脑后，扎成了一个像大拇指那么大的马尾。这就让人不得不把视线转移到她那用胶条缠绕过的镜框上，还有她那微微向前突出的下颚——就好像是一个没有关严的抽屉。“您有什么事情吗？”我问。这时她的手拿起了脖子上挂着的口哨。
“要是敢惹我的话我就狠狠地踢你的屁股，我可以一脚把鞋踢进你的肚子里。”
当有人这样说你的时候，你肯定会不由自主地低头去看她的脚，至少我是这样做的。这个女人的双脚小得可怜，还不如热狗面包大。她脚上穿着一双松弛的拖鞋，一看就知道很廉价，大概就是用空气加了点塑料做成的。想到这里，我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虽然我的脚很小，但还是可以做到的，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就在这时，休手里拿着一块废板条，走进了卧室。“你见过海伦了吧？”他问。
这个女人伸出她粗笨的手指，就好像在做数学题一样：两个年轻男子+一间卧室-丑陋的板条=让人吃不消的组合。她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屑，说：“见过了，已经见过了，还可以。”
在我们刚搬进公寓的那几周里，海伦给予了休明显的偏爱，对我丝毫不感兴趣。她把他称做“我男朋友”，但一旦他们两个人谈起话来，她就背叛了自己的忠诚。当她开始邀请我去她的厨房时，我就知道我已经赢得了她的心。由于具有西西里人①血统，海伦很有做饭的天赋，这一点从她做出的各式菜肴中就能看出来。首先她会将肉丸塞进从超市买来的速冻馅饼皮里，然后将其全部溺死在打散的鸡蛋和脱脂乳的混合液体中，她把这个东西叫做“我著名的意大利乳蛋饼”。她做过的其他菜还包括“我著名的帕尔玛乳酪茄子加牛肉”、“我著名的番茄肉汁盖饭加豌豆罐头”、“我著名的意大利面条加烘烤大豆沙锅”……如果海伦的食品都如她所说的那么“著名”的话，那也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大家都像逃避毒晒的太阳和嘴唇上吐着白沫的恶犬那样逃避她做出的菜。如果你知道该怎样对自己好一点，你就会主动地远离它们。如果我已经被石化了的话，我还可以考虑将肉汁从牛肉上洗去，然后放在饼干上吃一点。但多数时候，她的食物都直接被我送进了垃圾箱。
在我和休住在汤普森大街的七年里，我们的生活都简单而平静。每天早晨，他都会很早起床，八点之前就离开家。我当时正在一家清洁公司工作，虽然每天的工作时间都不相同，但十点前基本上都不用起床。我生活中唯一一成不变的就是海伦的出现。每天她看到休离开公寓楼后，就会穿过走廊来按我家的门铃，每次我都会被铃声惊醒。当我系睡袍上的腰带时，门铃声会变成沉重的击打声。那种声音不仅激昂狂乱，而且连绵不绝，就像别人不小心把你活埋了，你拼了命撞击棺材盖的声音一样。
①西西里人：主要指居住在西西里岛的居民，该岛位于亚平宁半岛的西南，是地中海最大和人口最稠密的岛屿。——译者注
“好啦，好啦！”
“你在干什么？还在睡觉吗？”我打开门后海伦会这样问我。“我五点钟就起床啦！”她手里要么拿着一只放了锡箔纸的铝质盘子，要么是盖着锅盖的煎锅。
“是啊，”我会告诉她，“我直到凌晨三点钟才睡的。”
“我可是到凌晨三点半才睡的。”
她就是这样。如果你只睡了十五分钟的话，那她肯定只睡了十分钟。如果你伤了风，她就已经得了重感冒。如果你侥幸躲避了一颗子弹，那她就躲了五颗，而且还是在蒙着双眼的情况下。甚至在参加完母亲的葬礼后，我记得她是这样和我说的：“那又能怎么样？我只有你现在一半年纪大的时候，我母亲就死了。”
“天啊，”我会说，“那她错过了好多东西啊！”
对于海伦来说，礼物这种东西只能送给心里最中意的人，第二中意的人都不可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多了一台“歌唱家”牌缝纫机，还是机头可以收回到机身内部的那种。住在三楼的一个女人总是自己做衣服，于是她悄悄地问海伦是不是可以借用她的缝纫机。
“所以你是想要我的缝纫机，对吗？”海伦说，“让我考虑一下吧！”于是她马上就给我和休打电话。“我有东西要送给你们，”她告诉我们说，“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你们不能把它送给别人，尤其是不能送给住在三楼的人。”
“但是我们不需要缝纫机啊！”我说。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已经有一台了吗？”
“哦，不是……”
“那就这么定了，你可以闭嘴了。每个人都需要缝纫机的，尤其是这台缝纫机，它的牌子可是全美国最好的。这么多年来我用它做了很多衣服，数也数不过来。”
“这样很好，可是……”
“没有可是。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当休抬着它进门时，我试图阻止他。“我们的地方不够啊！放不下这台缝纫机。”我说，“这么一台庞大的缝纫机得放在哪里啊？我是说，真是的，为什么不送我们一条独木舟呢？反正占的地方也差不多。”
不过这样一台设备的确很适合送给休当礼物。和缝纫机一起送过来的还有条无比丑陋的长凳，他坐在了那条长凳上，五分钟过后，他就开始研究怎么做衣服了。他就是这样的人，无所不能。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每天海伦都会问起她送给我们的那个礼物：“我那台‘歌唱家’缝纫机怎么样？你们用它做裤子了吗？做牛仔裤了吗？”
那种问询的语气就和她送给我她做的食物时如出一辙，她会问：“你喜欢我做的意大利风味的土耳其肉馅面包吗？”
“太喜欢了。”
“那当然了，你要知道，除了我没人能做得出来。”
“我绝对同意。”
海伦送来的食物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可以用来表示她对于住在我们旁边那对夫妇的无视。“那些狗娘养的！如果他们知道我给你们做了那么美味的食物，一定会气死的！”
我们公寓楼内的大部分墙壁和地板上都镶嵌着瓷砖，所以总能让人感觉到像是生活在一个空荡荡的游泳池中一样。即使是极微小的声音都可以被放大到震耳欲聋，所以说话时尽量压低声音是没有用的。但海伦每一次站在我们门外的走廊里时，她总是会疯狂地咆哮，以至于我们屋里天花板上的灯都顿时变得昏暗起来。“他们整整一周都在乞求我给他们点吃的，‘什么东西闻起来那么美味？’他们想知道，‘你有没有多余的食物想找到温暖的家？我们真的快要饿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