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过程，就是将原始的生活材料提炼成为艺术作品的过程。艺术创作的加工是多方面的，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掘、人物的塑造、情节的提炼、结构的安排、直到语言的锤炼，等等。但中心问题是典型化。所以本章着重讨论典型与典型化，别的问题留待作品论中再论述。
文学的典型性
一、典型性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
文学具有形象性，但形象性只是文学的初级形态，要使作品能反映出生活的本质，并且有更高的审美价值，还需具有典型性。
现实主义文学特别重视典型性，但典型性并非现实主义所独有。要使作品比实际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强烈，则无论那一流派的作家，都必须追求典型性。
典型是生活现象的结晶。正如高尔基所说：“大作家、老作家和古典作家笔下的典型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从牛乳中炼出来的凝乳，这是一种发过酵的东西，一种提炼过的东西。冶淤所以作家总是通过一定的典型去概括现实生活，揭示一定社会现象的本质，读者、观众也总是通过一定的典型去认识生活。艺术作品的典型性愈高，它的社会意义也愈大，审美价值也愈高。别林斯基指出：“典型性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冶于正因为典型问题如此重要，所以它受到许多作家、理论家的重视。例如，福楼拜说：“必须永远把自己的人物提高到典型上去。伟大的天才与常人不同的特征即在于：他有综合和创造的能力；他能综合一系列人物的特性淤《同进入文学界的青年突击队员谈话》，《论文学》，第276页。
于《现代人》，《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第25页。
而创造某一种典型。冶淤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家的事情便是捕捉典型的东西。冶于恩格斯在赞扬一部小说时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爷，而且应当是如此。冶盂他们都把典型性看作艺术创造水平高低的标志。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创作独创性的，或者更确切点说，创作本身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这典型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就是作者的纹章印记。冶榆但是，也有些人否认典型问题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这是与他们否认文学要反映现实的本质、否认文学要写人的观点相一致的。文学如果不写人，当然就不需塑造典型性格；文学如果只写现象，不必反映现实的本质，当然也就不必进行典型化。但是，如果承认文学要写人，要反映生活本质，那么，典型仍是文学创作中的中心问题。
当然，并非所有种类的作品都要塑造典型人物，抒情诗就只是表现某种感情，但这种感情同样需要具有典型性，才能深切动人；此外，还有典型事件、典型情节等说法。不过，人物典型毕竟是艺术作品典型性的核心，情节、事件是围绕着人物而展开的，感情也是抒情主人公的感情，所以要研究典型问题，必须以人物典型为主要对象。
二、典型：以独特的个性反映社会关系的本质
“典型冶一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用得相当普遍：典型报告、典型经验、典型事物、树立典型、学习典型等等。在这里，典型性就是代表性，它与文学创作上的典型，不是一回事。
那么，什么是文艺创作上的典型呢？过去人们常常把典型解释为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这在哲学上不能说错，但却并不准确。这个定义有两个缺点：其一，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是一切事物所共有的属性，并非文学典型所独有，因此不能说明它的特殊性。主张个性与共性统一说者常常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话作为理论根据，列宁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淤引自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第35页，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
于《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第97页。
盂1885年11月26日致敏·考茨基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3页。
榆《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第191页。
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冶淤毛泽东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冶“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冶于而这两段话，恰恰是论述事物的普遍规律的。这就是说，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非独典型为然。因此，它不能作为典型的定义。
其二，这个定义的缺点还在于，所谓共性，常常被理解为某种事物的平均数，是一个量的概念。这样，有些人就把典型和最常见的大多数事物等同起来，抹杀了稀少事物的典型意义，不利于作家去创造反映新的社会关系的艺术典型。当作品中出现一个独特的不常见的典型时，就会被指责为不真实。“难道这是农民吗？冶“难道这是工人吗？冶或者说：“这是给我们干部脸上抹黑！冶等等。因为按有些人的理解，工人典型一定是大公无私的，农民典型一定是勤劳、刻苦而带点自私、保守，而干部典型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是他们的共性，没有反映出这种共性，就是不典型。这种典型论，也是造成人物性格雷同化现象的原因之一。
典型是一个质的概念，而不是量的概念，它代表了一种必然性、规律性，而不是事物的平均数。
典型，是以鲜明独特的个性，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的某些本质方面。
艺术典型需要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这是它区别于同类人物的标志，是艺术生命存在的形式。如果缺乏鲜明的个性，典型就会变成类型化的东西，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也就不成其为典型了。所以文学史上成功的典型总是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的。比如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的典型，在阿Q身上，作者概括了当时底层人物共同的痛苦、要求和欲望，但阿Q又与其他贫雇农有着显著的不同，他有鲜明的个性特点，这就是他的精神胜利法，阿Q式的革命思想，等等。这些特点，给人印象至深，使他有别于其他的农民。离开了这些特点，也就没有了阿Q。又如，罗亭的夸夸其谈、奥勃洛摩夫的懒惰、堂·吉诃德的天真主观，一个个都有鲜明的个性。有些作品，描写了同一阶级甚至同一类型的许多人物，但彼此之间仍判然有别，决不雷同。这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鲜明的个性特征。譬如，果戈理的《死魂灵》写了许多俄罗斯地主，但是没有一个相同的，泼留希金的贪婪、吝啬，玛尼洛夫的虚伪、圆滑，罗士特莱夫的粗鲁、莽撞形形色色，形成淤《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于《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
一个地主画廊。《红楼梦》写了封建贵族家庭的各色人等，别的且不说，以妇女形象而论，单是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中，就有几十人，但也没有一个雷同的。王熙凤是有名的“泼辣货冶，古今中外，独一无二，就是老好人李纨，带点憨气的史湘云，也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同是贾家女儿，迎春软弱，探春能干，就大不相同。同是具有辣味，王熙凤的辣与探春的辣又有不同，王熙凤是狠毒，探春是严明。同是贾府中的丫环，袭人、晴雯、鸳鸯、紫鹃等人的差异也太大了，她们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个性。这样才能成为各自独立而不雷同的典型。可见鲜明独特的个性，是典型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如果艺术形象只有个性特征，而不能概括一定的社会本质，那也不成其为典型。这种不能反映本质的个性化，就成了恩格斯所批评的“恶劣的个性化冶。试想，阿Q形象如果只剩下黄辫子、癞痢头和精神胜利法，而不能概括辛亥革命时代农民的痛苦、要求和弱点，那还有什么深刻的社会意义呢？剩下的只不过是一堆笑料罢了。就是阿Q式的革命，也反映了农民革命的某种特点。所以，典型的个性特征必须反映出社会关系的某些本质方面。而事实上，人物的个性特征也总是与他的社会本质相联系的，是社会本质的个性化的表现。譬如，林黛玉的孤高自许、多愁善感，薛宝钗的罕言寡语、安分随时，都不能仅仅看作没有社会内容的个性特点，而正是与她们的社会地位和她们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相联系的。林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日子并不好过，而她又不愿去讨别人的欢心，这样就陷于孤独；在这种情况下，她对于封建礼教有反抗的要求，但还缺乏明确的意识，当然也不可能大声疾呼或像娜拉那样的愤然出走，———这不合大家闺秀的身份，也为历史条件所不允许。她只能在爱情上寻找知己，这样，就爱上了同样具有叛逆性的贾宝玉。但作为一个贵族少女，她不可能大胆地倾吐爱情，所以终日与宝玉斗气，其实这是爱情的试探。处于这样的景况，她当然不可能像薛宝钗一样的心宽体胖，而是多愁善感，瘦弱多病。薛宝钗的情况就不同了，她有财有势，到贾府上来是走亲戚，同时是准备入选才人，到皇帝身边去的，她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她的安分随时等特点都是与封建礼教的要求相适应的。总之，鲜明的个性特点总是与社会本质相联系的，或者说，人物的社会本质就是通过这些个性特点表现出来的。鲜明独特的个性和社会关系的某些本质特征，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不能分离的；缺少了任何一个方面，就不成为艺术典型。
典型怎样体现出社会关系的某些本质方面呢？首先，它应该体现为质，而不是体现为量。只要能体现一定的社会本质，常见的、多数的事物可以成为典型，特殊的、少数的事物也可以成为典型。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和一些知识分子，大都是当时生活中常见的，他们反映了一定社会关系的本质，但习以为常了，人们往往并无特别的感触，作家把它加以集中概括，塑造成文学典型，就能帮助读者认识这些常见人物的社会本质。高尔基的《母亲》中所写的工人伯惠尔和他的母亲，从自发的反抗走向自觉的革命斗争，在当时革命低潮时期还属于少数，但却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本质力量，高尔基大胆地描写了他们，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当然，这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少数事物，既可以是萌芽状态的，也可以是衰落状态的，既可以是革命者的典型，也可以是别的什么典型。马克思曾经这样称赞过巴尔扎克：“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在路易·菲力普王朝时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冶淤可见量的多少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能体现某种本质力量，都可成为典型。其次，典型应该表现某种必然规律，而不是表现偶然性。虽然必然总是通过偶然体现出来的，但并非所有偶然都能体现必然。有些偶然现象并不体现必然，它就没有典型意义。典型总是同必然相联系的。有一段时期，卫道的批评家们总是否定革命干部队伍中反面人物的典型性，其实，这不能从现象上看问题，而要看这种人物的出现有无必然性，如果是必然的，那就是典型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在社会本质前面加上“一定历史时期的冶这一定语呢？这是为了给它以历史的规定性。因为社会关系的本质总是具体的，所以要把它提到一定的历史范畴来看。我们不能抽象地规定工人的本质、农民的本质、资本家的本质、地主的本质等等，而要看出他们各自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文学如果不能追踪这种历史演变，就写不出活生生的典型。所以艺术典型总是带有历史的具体性。譬如，阿Q是中国辛亥革命时期落后农民的典型，它既不同于古代农民起义中的农民，也不同于现代进城打工的农民。他的性格具有历史的内涵：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晚清失败主义的产物，阿Q从反对革命到幻想革命，从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到他被当作罪犯而送上刑场，就体现了当时农民的历史命运。
但在文学史上，却又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成功的艺术典型，不但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的某些本质方面，而且被用来作为概括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以至不同民族的某种人物性格特点的共名，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堂·吉诃德的主观主义、诸葛亮的智慧、李逵的鲁莽于是，有些理论淤《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6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