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不直接从事生产，以地租食利者，进士需居于武昌，举人需居于省城，秀才需居于府城，童生需居于县城。原本无功名者也要迁居县城，但是后来这个规矩取消了。科举改革之后，童生也成为了功名的一种，连县试都通不过的地主实在稀有，反正他们没有功名就不会有政治身份，愿意待在农村就随他们的便吧。
这些人迁居时并不需要变卖土地，只是在城里安一个家，家眷也不用全部迁到城里，只要本人来就行，把在家乡的地租所得拿到城里来消费。回家探亲当然也是允许的，但各地的学官会不断组织各种学术活动，光明正大地把他们拘在城里，也就过年的时候能回家住，所以很多人都会带一个妾。
这种办法能削弱士绅对基层的影响力，当然也是治标不治本。这年头，有一个能治标又不导致叛乱的办法就不错了。
目前闯军治下有几十万童生，几万秀才，几千举人和几百进士，基层的童生、秀才乃至举人有很多是不脱产的富农，这些人都不用迁徙，所以这项政令的影响面其实并不广。有进士、举人功名的人，有不少已经做了闯军的官，还有一些处在发配状态，真正需要迁居的就更少了。而这些人的搬迁，对商品经济也有所推动。
与某些营销号靠想象力编出来的剧情不同的是，崇祯不仅没有“不收商税”，而且在他在位的十七年中，一直在想方设法地从工商业者手中抠钱，钞关税和盐税逐年增长，还有牙税、芦税、渔税、榷税、香税、契税、竹木税、过桥税、进门税、典当税、门摊税等等，以及其他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一年比一年多，除了流毒无穷的矿税，就没有不收的税。那些与宗室、勋贵、太监、高官有勾结的豪商，有的是办法逃税，这些税最终盘剥的对象还是小门小户。否则的话，崇祯也不至于有“重征”这个外号。
苛捐杂税的直接反映就是物价上涨和物流效率的下降，在灾荒年月，这种政策无异于吃人。
崇祯甚至连生员优免都动了，从崇祯三年开始，便扣下生员优免，一年所得有三十万两。
为了这抄一个大太监的家就能得到的三十万两银子，崇祯加剧了底层读书人生活的困苦。进士、举人们本来也不指着优免的那点额度，他们有政治影响力，想偷税漏税有的是办法。而那些穷秀才们有很多出身于中小地主甚至自耕农家庭，他们才是受这一政策影响最大的。
虽然官府不会像对待一般老百姓那样把他们抓去打板子，但还是会向他们要钱，财政的困难又导致县学的补贴迟迟不发，使得那些没有家族势力资助的穷苦读书人生活非常艰难。他们皓首穷经，很少有别的谋生技术，在荒年中也不得不开始变卖家产，有很多走上了和赵胜、刘国能、叶云林、徐以显、潘独鳌他们一样的道路。
闯军三年免征的政策，让大量富农、自耕农出身的底层读书人得到了苏息。因为调整了不合理的苛捐杂税，普通中小地主的利益也没受到什么损害，有些地方的中小地主甚至得利了。这正是李自成和王瑾敢于继续执行限制豪强的政策的底气，在不伤害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清丈田亩、核查赋税、保护佃农权利等方式限制大地主，这在一个政权建立之初凭借军事优势还是能做到的。
在商业方面，闯军照样是要征税的，但是也同样进行了调整，少了各种杂捐和经办人员的好处，再加上各地治安的恢复，那些原本是楚王等豪门附庸的豪商赔得倾家荡产，但一般的商人成本还是降低了，更多的商旅在长江和汉江上来来往往，带动了武汉三镇的繁荣。
现在最挣钱的买卖就是向前线卖粮食，去年秋收，湖南的状况还不错，整备了水利设施，又敲掉了不少奸商，能运出不少商品粮。只可惜长途贩运的买卖全是帅府投资的粮行和船行在做，没有及时在船行入股的人只能哀叹自己动作太慢。船行的掌柜马尚民在当年闯军入楚的时候还只是个船工头儿，现在已经是有名的豪商了。
有这样一批与原来的豪门大地主不同的中间阶层，既有条件读书识字，又没强大到可以把持地方，由他们的子弟和军事贵族一起组成官吏队伍，应该可以让王朝的命续得长一些。不过将来，这些人中还是有一部分通过进一步的土地兼并成为大地主，这种政策的效果最多也就几十年。
至少在李自成活着的时候，这个政权还能保持活力。因为王瑾的偏好，李自成又不懂，闯军现在禁止一切言论管制，不许禁毁书籍，查封戏院，就算你反对闯军，只要光说不做就行。
所以，武昌各地的茶馆酒肆中，也没有“莫谈国事”的纸条，大家不仅谈国事，而且谈得不亦乐乎。
王瑾写的《告天下人书》就贴在茶楼里，引得不少人围观，茶馆掌柜也乐得借此招揽生意。
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看到全国地图，第一次知道大明有多大。看到闯军占据半壁江山，张献忠、罗汝才、包从胥各有一省之地，他们倒没太惊讶，毕竟他们就生活在闯军治下，习惯了闯军的强大。但是看到大明只剩下几个府，清军占领华北，辽西、登州明军成为孤军的景象，他们还是发出阵阵惊叹。过去在他们心中无比强大的大明，竟然被区区建虏打成这样了？而且，大明根本就没怎么打。
“朝廷若是能和四位元帅谈和，五家联手，有百万大军，何愁东虏不灭啊。”
“新蔡、灵宝两仗，朝廷输得这么惨，还不谈和？”
“现在这四大元帅各有各的官府，大明能有五个官府吗？朝廷是断然不肯和谈的。可朝廷的兵又不行，要抗清就得让元帅们的兵上，元帅们岂肯取消自己的官府。我看哪，这仗多半还得打。”
在这里议论的人不乏一些读书人甚至致仕官员，也有人能说出些有见识的话。
从去年年末开始，李自成便派人联络张献忠、罗汝才和纳敏夫，商量他们四营的地位问题。现在李自成称大元帅，罗汝才称大将军，张献忠称王，又被明朝招安，纳敏夫也称王，但不久前，他又自称西藏汗，而且得到了达赖和班禅的承认，他的便宜儿子额哲则称蒙古汗。
李自成一直希望他们四个人能举行一次会面，但是大家都忙得很，很难长期离开自己的指挥中枢去开会。最终经过几个月的书信往来，张献忠、罗汝才和纳敏夫都派使者来武昌谈判，基本接受了李自成的意见，达成了两条协议。
第一，在明廷灭亡前，四人都称大元帅，谁也不抢先称帝。张献忠的忠顺王名号和纳敏夫的汗号可以私下使用或者在和明朝交往时使用，但不能出现在四营内部往来的公文中。
李自成现在已经有很成熟的称帝条件，他让了这一步，张献忠和纳敏夫也就顺势同意。否则真把李自成逼急了，直接称帝，以后关系就不好处了。
第二，四营之间互相不采取敌对行动，共同抗击清军。允许和明军单独媾和，不允许和清军单独媾和。
于是，就形成了现在这种奇怪的局面。张献忠理论上来说是明朝的臣子，却能参加四营同盟一起对明廷发公告。但同时，他也向洪承畴输送了一些粮食。西营刚刚占领扬州，如果完全掐断漕粮不送给明军，那么明军在粮食无法解决，又打不赢罗汝才和王瑾的情况下，可能会优先攻击扬州。
李自成也默许了这种行为，一来是他也拦不住张献忠，二来这至少能让明统区的百姓受到的劫掠少一些。所以除了派人宣扬明军不打粮全靠张献忠送粮，闯军并没有别的动作。
李自成现在希望能尽量全部收编这些明军，而不是把他们逼得狗急跳墙猛攻扬州甚至降清。另一时空，他对于吴三桂就是这样的态度。王瑾知道另一时空这种政策的结果，但是在那时行不通的办法，现在未必行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