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贾伊认为闯军的关税实在是太高了，他一再表示，他的货物都是运到美洲去的，和跑东南亚贸易的中国商人不构成竞争关系。但王瑾在这个问题上丝毫不让，朋友归朋友，钱归钱，一点不能含糊。
加勒比海盗在淡水和汕头可以租赁土地，雇用华人，建立住宅、仓库和办公场所。不准建立行政机构，不准修建防御工事，只允许建立商人的行会，没有司法权，不许外籍人员持械登岸，但允许在本地雇用的乡勇持有武器。不许役使奴隶，不许新建教堂。
这和王瑾在理论上给澳门葡萄牙人的待遇相比略低，其实就是和一般乡绅一样的权利。但是，为什么中国从秦始皇开始明明就是大一统的王朝，却还叫封建社会呢？就是因为基层有封建性质。乡绅、宗族不是官府，可他们行使官府的部分职权，真正的官府也无法阻止。
明朝规定澳门的葡萄牙人可以在不涉及华人的案件上行使司法权，允许他们修建朝向大海的防御工事。王瑾把这两个权利剥夺了，又禁止澳门方面与葡萄牙之外的任何国家接触，使其权利基本上与一般乡绅等夷。葡萄牙人甚至认为自己的权利还不如乡绅，乡绅也有权在自家的村子修建土围子，不过澳门葡人没有广东的户籍，只是租地，王瑾不许他们拥有工事也是有理有据的。
然而，王瑾可以禁止葡萄牙人组建议会，不允许澳门有总督，却不能制止葡萄牙人搞“商人行会”，推选“理事长”，毕竟广州的华人海商也有自己的行会，有高举这样的会首。他可以剥夺葡萄牙人的司法权，但澳门有了案件也可以不报官，广东各地乡绅族老私下办的案子难道还少吗。他可以禁止澳门有葡萄牙军队存在，却不能禁止澳门的“乡勇”。
好在王瑾对于未来的国际关系有所了解，知道未雨绸缪，各种条约签得明明白白。他给外国人的一切权利都是“照本国乡绅例”，规定一旦本国的乡绅不再被允许有这些权利，葡萄牙人和加勒比人的相应权利也会被收回。当然，前提是到时候国家真有这样的实力。王瑾估计，这些事情应该不至于影响自己死后的名声。租给加勒比人的土地肯定是小块的、分散的，与闯军的驻地犬牙交错，也不会形成澳门那样的国中之国。
新水师的训练已经开始了，阿贾伊还将一批水手移交给了闯军，这些人都是从马尼拉大帆船上俘虏的华人水手，其中还有一些参与过马尼拉大帆船建造的船匠。和当加勒比海盗相比，显然这些人更希望替闯军效力。
王瑾现在非常焦虑，加勒比海盗的到来给了西班牙人巨大的刺激。鸡笼失守，海盗和大陆上的政权联合，还有众多马尼拉方面的高层赔得血本无归，这些都可能导致原本历史上发生在明年的对马尼拉华人的屠杀提前发生。
马尼拉可不像鸡笼一样说打就打，那里是西班牙在亚洲统治的核心，如果闯军和加勒比海盗联手就能打下来，荷兰人早就把那里端了。断绝贸易的威胁对于西班牙人也毫无用处，去那里的主要是福建商人，闯军鞭长莫及。何况闯军现在连广东商人往越南的走私都没查明白呢。
阿贾伊倒是看得很开：“在没有你的时候他们就会死，现在最坏也不过是死，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就算屠杀事件真的发生了，王瑾也能心安理得，因为这的确是他无力阻止的事情。但是，这会让他在这件事上的历史评价降到和郑芝龙一样的等级。当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屠杀华人的时候，福建和广东的海军正在热火朝天地打内战。就算将来的史书是王瑾自己编的，这事写出来也是掉价的。
王瑾虽然是一个打破旧秩序的人，但是他骨子里奉行的还是中国传统士人的思维。在捍卫他所信奉的道统，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追求青史留名方面，他与儒家士大夫中的那些优秀代表别无二致。就像他可以雇用加勒比海盗当教官、打西班牙人，却不能雇他们打郑芝龙一样，马尼拉问题对于王瑾不仅是利益问题，还是信仰问题。
阿贾伊是肯定不会帮王瑾去对付西班牙人的，海盗们实行的是民主制度，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一定会选择能带来足够利益的选项。因此加勒比舰队必须趁南风季没结束搭上黑潮，顺着北太平洋暖流返回美洲。他们船上的每一件货物卖到墨西哥都有至少一倍的利，无论什么原因也不能耽误这件事。阿贾伊留下了四百二十名“军事顾问”，让他们继续帮助闯军训练水师，等到那两艘新船下水，再把船装上货开回去。
临行之前，阿贾伊似乎颇有些意兴阑珊，他安慰王瑾说：“马尼拉的事情别太放在心上。如果西班牙人只屠杀一次华人，还可以说是偶然，但屠杀三次，很显然是必然，人终究不能与历史对抗。”
阿贾伊看起来是在安慰王瑾，但王瑾却总觉得他是在安慰他自己。王瑾无从知晓阿贾伊到底遇上了什么事情，但他知道，每一位“同乡”选择的道路都不容易，相比之下，王瑾要做的事情恐怕是最简单的，军事靠李自成，政策抄孙可望。
王瑾还在犹豫对吕宋问题要采取什么态度时，李自成从衡州来信了，要他择机动身前往衡州，准备与明军会战。
浙直总兵王之仁所部已经到了江西广信，杨嗣昌的力量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但是在南直隶，张献忠、马守应攻克桐城，威胁安庆，罗汝才、贺一龙奇袭庐州得手，贺锦、塔天宝、牛万才还在大别山一带活动。黄得功、牟文绶、刘良佐、倪宠四部不得不投入对他们的围剿之中，左良玉与新降的刘国能、马进忠、王光恩、张一川、惠登相、李万庆六部也奉调东进。孙应元、周遇吉、张任学所部还是照旧南下，已经到了湖广的德安府。
湖广巡抚宋一鹤已经到任，刚一上任就闹了个大笑话。因为杨嗣昌的父亲名叫杨鹤，所以他为了避讳，在写给杨嗣昌的书信上署名“宋一鸟”。
很快湖广、江西一带就有了流言，说避讳要么是避皇帝的讳，要么是避自家长辈的讳，宋一鸟肯定是认了杨嗣昌当干爹。杨嗣昌听说之后吓得魂不附体，他不是被干爹吓到了，而是被“避皇帝的讳”这种说法吓到了，很明显这是闯军或者他的政敌故意散播的言论，他严令宋一鹤再也不要如此。
洪承畴已经率领左光先、曹变蛟、马科、贺虎臣四总兵的人马前进到了荆州、夔州的长江沿线。他信不过新投降的农民军，让他们驻守在川北的保宁，还留下四川总兵罗尚文监视。另外也是因为后勤补给实在是供应不起那么多军队。
秦翼明部驻铜仁，龙在田部驻思州，闵一麟、尹先民部驻黎平，这三支部队都接受贵州巡抚吴兆元的指挥。马士英、沐天波指挥的滇兵只是驻扎于滇桂边境，至于甘肃总兵柴时华，更是在陕西慢吞吞地磨洋工。
再加上郑芝龙，崇祯规划的二十个总兵在东线和西线各有六个到位，其实这已经是明军动员能力的极限了，就算将再多的兵马集结过来，也不见得有足够的粮饷供养他们。
绵延千里的战线上彤云密布，明末农民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围剿就要开始了。然而，后世史家却不知道该如何命名这场战役。到底有几个战场，参战兵力有多少，都十分模糊。
最关键的是，这是一场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