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和南西住在东木的大学宿舍，临近毕业同学们都搬走了，宿舍空的只剩下我们三人。
每个夜晚南西淘淘不绝向我们讲他的理想，不断展开宛如一千零一夜。白天，南西还在睡觉，东木起床去和最后几个同学道别。我则去上班，步行穿过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翠湖、文庙、径直走到南屏街，从一条楼梯下往地下。德克士在南屏街广场地下，一个透明而标准化的胶囊。
有很多路公交车从我出发的地方开往南屏街，而我总是把时间留够选择步行。走在这条路上感觉很自在，路上陌生人和风景不时变幻，时刻在我脑海里像电影一样播放留下深刻而又逐渐淡化的印象。后来这些陌生人和风景反而照片一样镶在身体墙上，使我对生活的逃离有迹可循。我轻易抛弃学业，以为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不料却在以后的尘世中迷失起来，不得不成为另一个我，一位德克士兼职生，一位办公室职员，一家电表厂员工，一家书店理货员，无奈而又必须的生活。也许我可以窜出去选择别的，换一种方式，换几种方式，归根结底只要我的状态依然深陷，生活还将无法自拔。
在德克士兼职，每小时七元，排班自由，多劳多得，一切按标准操作，不需要添加个人色彩。每种操作都按流程来：第一步该做什么，多少时间；第二步该做什么，多少时间。每一步流程像烤箱按下按钮，时间屏开始跳动，跳完时间发出叮当提示音，打开，完成。后厨每个人都有自己工种，他负责炸鸡，他负责米饭，他负责配料，分工合作。后厨做好食品摆进橱窗，由点餐员配餐。有时候点餐员冲后厨喊加点什么，后厨便忙碌起来，不需要指挥不需要沟通，有条有理。
过了饭点，大堂里顾客渐少的时候，后厨可以松口气，喜欢眼睛往外看，看着顾客，男的还是女的，小孩子还是年轻人，老顾客还是新面孔，这样无趣地看一会，便要清洗工具，盘点材料。这时间大堂里收托盘的还是很忙。
收托盘的女孩其中一位新来不久。中等身材，脸蛋圆润白净，嘴巴比一般女孩要宽一点，通红饱满，她很喜欢笑，笑起来牙齿整齐洁白。她是四川女孩，把天府之国的水灵完全带到了云南，她说离开四川就选择了昆明。昆明嘛人家说四季如春，总要来看看。她旅行到一个地方，打一份零工，呆一段时间又继续走，我很欣赏这样的女孩，也想像她一样行走天涯，当她问我为什么会在德克士时？我却无话可说。她觉得我不该在德克士，那么我该在哪里？她二十二岁，和我年龄相仿，但她显然比我见多识广，比我对生活有热情有目标有方向，不知是出于羞愧还是自负我一直没有向她多些讨教。
她叫杨轩，已经旅居过成都、都江堰、攀枝花，按理说我应该对她的旅行很感兴趣，我也是离开故乡的人，骨子里有着漂泊的天性，对昆明一样存在陌生感。但我们终究没有坐在哪里聊聊，我实在不善于下班后邀约一位女孩喝杯咖啡。总是按来时原路返回，文庙、翠湖、云南大学、师范大学，好像在履行某种仪式，孤独而木讷。回到大学宿舍，天全黑了，南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醒来，又谈起他的理想。
德克士后厨里的阿山，说话结巴，但心地善良，只要后厨闲下来，便取下头罩跑到大堂帮忙，抢过杨轩手里拖把，左右划“一”字拖地。杨轩咧嘴笑笑，去擦桌子。
曾经阿山悄悄告诉我他喜欢杨轩。我提醒他说：“那你要快啊，她在昆明呆一段时间就走了。”阿山说：“不会吧，你看她在德克士干的多么开心，我每次看她的时候她都开心的笑着，以后跟这样的人呆一起一定十分愉快。”阿山又问我：“你知道她住在那里吗？那天是你带她去找的房子，她干嘛不叫我带她去找呢？”最后几句话阿山尽是遗憾。
阿山说话都是两三个词三四个词从口里蹦出来，脖子憋的通红，我把这些词连起来希望正确表达他的意思，不忍心他努力蹦出来的词语四下逃离，支离破碎。
我安慰阿山说：“也许杨轩看我比别人孤独吧。”阿山点点头。吧台点餐员阿翠似乎觉察到什么，她不乐意，无故冲后厨大喊：“阿山，快点。”我们对阿山说这女的不错嘛。阿山摇摇头说：“她嘛…太…胖…了…也…太…凶了。”阿翠的确像姐姐一样管着阿山，有时候毫不留情踢他一脚。女人的美丽和温柔她全没有，却有直抵母性的自然。阿山摇摇晃晃追逐的爱情终究变成泡沫，但愿他归来的时候还有一个怀抱。
由于实习生必须离校了。我们从东木宿舍里搬出来，经过学校外边铁路。没有拉货的小火车开过，路口栏杆向上打开，几个小贩在铁路边支起生意，学生在铁轨上走过。很快我们就会再见，南西说。铁路穿过两边高楼无尽地伸向远方。
我问杨轩：“攀枝花是一种花吗？”
她说：“是啊，开在一种高大乔木上，火红火红的，很是灿烂。”
“那么攀枝花市里一定有很多攀枝花咯，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杨轩说：“可惜她在攀枝花的时候没有赶上花期。”
我们停止说话，公交车外一棵棵高大笔直的银桦树闪过车窗。不久，弥勒寺站到了，下车，我告诉杨轩我住在这里。她叫我带她来我住这边看看，她还没有找到住处。看到这里，她有点惊讶。我们从幽暗的通道往里走，我走在前面，像车辆开进隧道，一线光从两边房屋之间切下来，过一会才能适应通道里的亮度。通道里有的石板翘起来，暼见底下哗哗的流水，却看不清颜色，一股潮湿的霉味迎面扑来，好在通道里是干的，悬浮尘埃。杨轩穿一双白色运动鞋，一条白色紧身裤，两腿修长，臀部饱满，上衣一件红色外套格外显眼，仿佛一支攀枝花开在这条丑陋的通道里，让人眼馋。台阶上的老板张嘴看着她，和我们相遇的路人也偷偷喵着她。她依然开心乐观面对这样的处境，我却感到为难，一种自卑袭击全身，对未来有一份隐约冲动，又有一份立刻看见的绝望。我抓着脑门说这里的房东很傲慢的。许多巷道从通道边叉出去，迷宫一样张开。这里看上去不是很安全，杨轩回应道。我们站在巷道里等着房东下来，双目对上，她眼里多了一丝失望。我移开目光看着水沟里漂来的臭桔子，多么希望我们是在别处遇上，现在我只感觉自己无能为力。后来杨轩告诉我，她在潘家湾找到了房子，一个套间，和一个女孩合租，女孩在附近的云大医院上班。我想那样的房子一定干净明亮，窗外爬满绿油油的爬山虎。
南西再一次找到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他显得很焦急，浑身不自在，把他的理想又复述一遍，从我们搬进东木宿舍讲到搬出来。以前那些混乱臃肿的理想现在竟然清晰起来，扁扁的，软软的。东木和他一起来找的我，他平静地看着我，他已经完全同意了。先开间办公室，南西最后总结说。
办公室开在潘家湾与小西门之间，背靠一条大观商业街。在办公室里隐约听见商业街上的喧闹，似乎也可以望见小西门立交桥上的车流，这位置表现了办公室的理想主义。办公室经理是南西。办公室主任是东木。我还有两位同事，刚从同一学院毕业，男的戴一副黑框眼镜，脑门饱满，女的娇小胆怯，沉默寡言。
记得当时已经是一个热烈的夏天，办公室里有一只绿头苍蝇怎么也飞不出去，嗡嗡乱撞。我走出来抓起茶桌上一本杂志赶苍蝇。男同事站起来伸伸懒腰，取下眼镜揉揉眼睛，他的脸和下巴似乎在笑。女同事闷哼一声，把腿往外伸，脚上是一双白色鞋子。
……
每天我下班后回到弥勒寺，坐在木凳上或躺在床上，等夏日夜晚慢吞吞到来。听见对门房客回来，开门、关门、开门、接水、关门、开门、倒水。我们两门之间有一个水龙头和一个水槽，我们从未谋面，却十分默契地使用着这处公共资源，尽量避开同时使用。那天说不定碰个面，碰上了寒暄几句，所以还是不碰上的好。有时候对面窗口传出吵架或者小孩哭闹声音；或者从巷道传上来骂街与打架的声音，引起一面面窗户支开，一个个黑头探出去望。所有声音就这般野蛮涌进我的房间，使人辗转反侧。后来一天，我无意间问男同事，他下班后怎么度过？他说他是睡觉。我趁机打听他的女同学，希望听到关于她的一些信息。他皱皱眉头，闭口不谈。我失望地离开突然捕捉到女同事的眼光，它倏地飞走，忧伤如闪电。记得她刚到办公室那天自我介绍时说，她叫小会，是文强的同学，希望大家多多关照。她说话声音很小，胆怯地站在文强边上，仿佛他的一条胳膊。
“刚来昆明的时候我穿一双黄色皮鞋，鞋底很薄，裤子是一条蓝色牛仔裤，外衣是一件灰色休闲西服，背一个蓝色牛仔包。漂泊的人更适合用旅行箱，他们看上去规矩，而这种蓝色牛仔包会让人想起火车过道上歪七竖八的乡下人，他们很喜欢把这种包坐在屁股下”。“好像从东木宿舍搬出来那天我乘的公交车停进弥勒寺站台里，站台后面有几个水果摊，卖菠萝、西瓜、香蕉、桔子、苹果。摊前菠萝皮削了一地，几块淡红瓜皮丟在上面，发出酸腐香气，人们从菠萝皮前走过往一个烟囱一样的通道里消失。我也往里走，没有人注意到我，我跟里面来往又有什么区别呢。通道边陆续叉出去一些小巷，静谧地伸向别处。通道边电杆上贴着治病与出租房电话，小巷房门上也贴着出租房信息。不止进过三条巷道，不止打过三个电话，总能听到房东在你头顶上不耐烦接电话，往高处望去，那曲折巷道里高低连着许多电线，那些半开的窗户错落对视，有些窗条上挂几件衣物，不知从哪件衣物滴落下来水，嘀嗒嘀嗒，脚边排水沟突然浮起来泡沫。房东从楼道下来，脚步在楼道间回响，楼道砖孔隐约亮起灯，这一切使我感到呼吸困难，而又无可奈何。房东出来了，手里提一串钥匙，语气还是很不耐烦，然后跟着房东看房，一间间看，疲惫而又心存希望。”
办公室经过几天讨论，决定先做广告业务。经理给它起名：风传云媒广告公司。这名字很快就不存在了，几年后我去别的公司应聘，会在简历上写上这个名字，我知道它挺没用，连黄页都没上过，但它确实是我的一段简历。
那段时间主任和我负责跑业务，去找新开店铺谈门头招牌或宣传单制作，业务单回来交给文强和小会设计，设计出来传给有机器的广告公司加工，加工好送给店铺，从中赚点差价。
一些送去店铺的广告需要安装，比如门头上的水晶字、发光字、霓虹灯，外墙上或玻璃外面挂的喷绘，只好找安装工人。安装工人不难找，坐在人才市场外边或某个公园固定角落里，翘二郎腿，抽旱烟，烟雾从粗糙的脸盘往上升，头发蓬乱，个别人头上顶几点石灰，衣服也像斑马带一些白斑。工作服通常是一套迷彩服一双黄胶鞋，树皮手掌在腿上摸索，看见找工的人，三三四四站起来围住，歪耳朵咧嘴，论活论价格。主任站在他们中间，和每个人保持一定距离，西装革履，皮鞋锃亮，使他们眼前一亮，个个摩拳擦掌，什么活什么工具，怎么操作，都有一堆道理。主任摆摆手说，哎哎，我们不需要复杂，又不是去戈壁滩造原子弹，关键是价格。主任挑了两个工人，店铺的安装费需要另算给公司。
有个下午，主任和我从螺蛳湾回来，公交车堵在广福路上，正是无数车辆从这条路涌进昆明内城。非机动车道上也塞满了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不能动弹，有的电动车拐上人行道，想甩开拥堵，很快便被拥堵缠上，包围，陷在淤泥里绝望地发出哔哔滴滴的喇叭声。几辆没有规矩的小汽车别进非机动车道，引来后面一片喇叭一阵臭骂，“这狗日的，鬼孙子。”别进去的小汽车很快也不动了，蜗牛般又动，场面仿佛蚂蚁抬着一只甲壳虫。此时广福路左边正是夕阳落西山，山顶上烧着晚霞，霞光一道道射过来，把眼前一切染成金色，扑朔迷离。主任和我坐在公交车二层前排，眼前无数缓慢蠕动的车辆在霞光里仿佛末日前最后的温暖，我们腿碰腿兄弟一样谈论起未来。东木上大学读过很多财经书，讲什么总有商业头脑，跟店铺老板谈业务很自信。而我压根不善于这话术，所以东木讲的许多在我这里都是知识，我很多时候在听，却不是一个好的倾听者，有时候会插一句差点把话题带偏的蠢话，东木笑笑，讲回刚才话题并不费劲。所以他在谈论未来的时候，我却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我附合着，孤独而忧伤似另一个倾听者。不久夕阳“咕咚”掉了下去，晚霞慢慢燃尽，西山融化在黑暗里，完全黑了，一片黑，我们坐在公交车二层高处的优势荡然无存，我隐约听见滇池湖水激烈拍打西山脚下的悬崖峭壁。
后来一天，经理室进去两个人，在里面一会高谈阔论，一会小声嘀咕。主任坐在茶桌边，不时向里面瞟一眼又若无其事坐着。不久三人从里面走出来，经理介绍他俩给我们认识，“这位是钱总。这位是孙总。现在二位是办公室合伙人了，大家欢迎。”响起一阵悉窣的鼓掌声。主任拍早了，他挨的近；小会拍晚了，她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钱总高大帅气，晚上在夜场当经理，嘴唇有点黑，讲起话来有一股阴柔气。孙总说他以前干工程，那年头在昆明干工程的老板很多，因为正赶上城中村改造，许多人都喜欢说自己干工程，孙总应该是真的，他有一个啤酒肚，喜欢用左手抚摸，除了抚摸肚皮别的什么都不满意。钱总把夜场宣传单接来做，孙总皱皱眉头，说宣传单上那女的不够暴露，设计在暴露一点，要像街边拉单那些小姐们一样穿的少。
我从办公室下班又回到弥勒寺，不免想到，血气方刚的我正应该在某个地方和几个朋友吃烧烤喝啤酒，或者和恋人走在某条街上。现实是安静和孤独包围着我，自己不善于交际，和自己的交流都有障碍，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我却使敌人不断壮大，它吞噬着我越来越昏暗的灵魂。小会忽然出现在眼前，白色鞋子，娇小的腿，胸部微微隆起，以及那倏地飞走眼神，都让我琢磨不透，真想一层层剥开她，看到她的全部，像剥开竹笋一样尝到她的味道。文强无动于衷地站在她旁边，宽大风衣，空洞眼镜，她贮在他的阴暗里，什么也看不到，办公室我仿佛不存在一样。她连自己的存在也感到惊讶，左手不小心碰到右手便要闷哼一声。
后来一天中午，这个中午经理来办公室比往天要早。钱总和孙总也一起来了，眼睛布满血丝，疲惫地坐在茶桌边喝主任泡的普洱茶，几杯下肚，开始回味昨晚的事，那些点数错过了，实在惋惜，尽管这样还是赢了一笔。中午聚个餐，经理宣布。主任表示担忧，抬头纹深刻，中午很快过去，为什么不选择晚饭，聚晚餐才显的从容淡定，中午饭过于匆忙，好像小情侣开钟点房。中午的餐馆没有什么人，南屏街这家也不例外，服务员提茶壶带路，大家跟她去包厢，楼梯呈四十五度向上。纷纷坐下来，我刚好坐在小会左边，她右边是文强，我左边是主任，钱总和孙总围在经理两边。我们居然第一次挨那么近，我双手紧张的在裤子上抚摸着额头渗出汗地想着这个问题。三个办公室合伙人又迫不及待谈论昨晚的事。事情是在钱总上班的夜场举行，他凭经验说：“十三号那晚有个老头在转盘上赢了三万。”经理想知道昨晚转盘上45个数字出了几个。钱总说：“好像出了9、21、8、2、37，还有几个记不清了，不过8好像小老头赢那晚也出过。”孙总插话说：“没用，他更相信直觉。”其实他们所有的谈话都指向今晚，今晚是多么不确定，他们却浑然不知。主任忍不住突然问三位合伙人，“各位老总你们这是在赌博吗？”经理透去责备的目光，解释说：“他们在为办公室挣第一桶金。”
这时所有人都希望下一场大雨。这种天气让人烦闷，不停出汗，衣服粘在身上。新闻报道说，干旱，昆明郊区的庄稼地裂开了。桉树上的知了在最热的中午两点偃旗息鼓，四点后，又唧唧唧叫起来，不是故乡的声音，却让这个夏天更不平静。街上短裤、凉鞋、拖鞋、帽子、遮阳伞、扇子奄奄一息。
如此我有一点建议想和经理谈谈，他可别忘了，主任我们三人还在铁路边喝过啤酒。主任说：“他们颠倒了，在白天呼呼大睡，大约十九点醒来，像我们早上醒来一样，接着把夜晚当白天过。”我听后感到惊讶，建议主任单独找经理聊聊，单独，绕开钱总和孙总，聊聊办公室摇摇欲坠。主任微微点点头，似乎又摇摇头，他说：“这件事情很难单独跟经理聊聊，因为现在钱总和孙总好比经理的两条胳膊两条腿，也好比他的精神和肉体，总之很难分开，除非他们像气球一样爆炸了。”主任说到这里很是丧气，两只手前后摇摆起来。我完全理解主任的难处，甚至更坏想到如果主任和三个合伙人同时聊聊，实在没有办法和经理单独聊的前提下，他们三个会停下来听吗？不会，那么主任每说出去的一句话都会显得无比滑稽。想到这里我认为主任有必要带一个同声去，便说：“去的时候如果需要算上我一个。”说完，不得不从脸上抹下一把汗。
正如主任所说从此办公室再也看不到经理的人影，他仿佛不存在过一样，尽管同事们还是抱着经理突然回来的幻想。在这段摇摇欲坠的日子里，主任和我表面上想维持办公室的继续运转，可现实已经走向徒劳。况且又发生了下面这件事情就更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几天之后办公室突然来了个女人，自称经理的朋友。这女人穿着性感，黑丝袜超短裙，性格外向，和我们说话很自然。好像以前就认识我们了，难道经理把我们每个人告诉过她，每个人的外表及性格特点。显然不是，她说：“星期六晚上她们才认识的，星期六晚上她在天上人间夜场喝酒，心情不快，想喝点酒把自己搞醉。喝下几杯大理，她看见了他，他正在赌转盘数字，一个赌徒竟然这么有气质，很快她被他迷住了，便凑过去看他赌数字，他头发飘逸，模样俊朗。”这时他也注意到了她。一轮赌完两个工作人员走上舞台把转盘抬去幕布后面，舞台上接着表演节目。低俗的节目实在没法看。
……她抓起他的手往外奔去，她住处离那里不远……不久她的门上响起一阵敲门声，他站起来准备开门离开，如果他就这样走了也好，这件事情好似没有发生一样，但他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在她额头上象征一吻，掏一张名片塞进她手里。外面的人喊他快点走下一轮转盘要开始了。他立刻出去。她起身探到窗边看，看见两个男人把他拉进黑夜……
以前每到中午这个时候经理会来办公室，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今天倒闯进来一个女的，开始还以为是个顾客，不是，却给我们带来一些关于经理的信息。我们坐在茶桌边，听她坦率的讲给我们听，面面相觑。还真有这么一间办公室，还真有你们几个，还真不敢相信，我以为那名片是他在外面胡乱设计的。文强干咳一声。她又注意到我们，在我们每个人脸上扫一眼，表示担心。又说：“实在不好意思，打扰各位了。”她为什么和我们讲这些，也许办公室以及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使她好奇她就随便一说打发时间。终于她轻松的走了，我们感到心情沉重。主任破口大骂：“经理竟然在赌博的休息时间里去泡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