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统一”——多少往事多少梦
提及北洋军阀的统治，近代史方面的研究者通常将其统治时期划定为1912年到1928年间，也就是自民国元年到张学良东北易帜。其中，袁世凯的统治期为四年（即1912年到1916年），皖系统治期为四年（即1916年到1920年），直系统治期为四年（即1920年到1924年），奉系统治期为四年（即1924年到1928年）。每一个前任者的衰亡，往往就伴随着继任者的崛起。
直系、奉系当国的时候，其实北洋系已经四分五裂，他们说是在主持国政，其实都处于互相牵制的状态：直系在北京执政的时候，不能干涉东三省的军政事务；而张作霖在东三省执政的时候，直系的吴佩孚控制着两湖，孙传芳控制着东南。真正在袁世凯之后把持着中央政权，并且可以达到号令北洋的，其实只有皖系军阀的统治时期。在皖系主政时期，北洋系逐渐走向分裂，最终随着直皖战争的爆发而分崩离析。
北洋军阀内的派系之别，其实是封建社会朋党政治的一种改良模式。朋党政治是古代政坛的一种普遍现象，历朝历代的皇帝最痛恨的就是“结党营私”，因此一旦发现必然轻饶不得，但越是打压，反而越是猖獗。比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最为痛恨的就是结党，在位时的“胡惟庸案”“蓝玉案”牵连甚广，为的其实就是要根除党社。结果纵观有明一朝，朋党政治可以说达到了历史顶峰，明晚期除了出现大名鼎鼎的“东林党”，还有“浙党”“秦党”“齐党”“楚党”“宣党”等。
到清朝，朋党政治依然屡禁不止，只是不如明朝那么泛滥。这种光荣传统一直流传到了北洋时代，在清末，北洋军阀就已经形成了两大军阀体系：靠近段祺瑞的，被称为皖系；靠近冯国璋的，被称为直系。段祺瑞有两个优势，一是识时务，二是知进退。这两点对于混迹官场的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所以段祺瑞成长得很快，在袁世凯统治晚期，就已经逐渐替代袁氏成为北洋军阀真正的当家人。
在段祺瑞壮大的同时，便有一群人开始围绕在他的身边，担任幕僚性的角色。重要的幕僚包括四位：徐树铮、曾毓隽、靳云鹏、傅良佐。这四个人可以说是能文又能武，其中徐树铮和曾毓隽，堪称皖系的两大护法。除此以外，当时有实力的地方军阀，也竞相围绕到段祺瑞的身边，比如安徽督军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段芝贵、察哈尔都统田中玉，以及北洋将领吴光新、曲同丰、卢永祥等。在皖系的顶峰时，属直系的军阀曹锟和奉系的军阀张作霖，都是投向皖系的。
所以，皖系之所以能够在袁世凯去世后迅速上位，是借由段祺瑞的个人能力，从而使皖系占据了人数上的优势，形成了北洋军阀最早也是势力最为庞大的军阀派别。但是，在现实生活里，生长得过快往往不一定是好事，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皖系军阀就是这样的情形。皖系的成长很快，看起来也是头脑不简单、四肢很发达，但其实因为发展过早、过快，有外强中干之嫌。
首先，皖系军阀有太多的边缘角色，比如直系的曹锟、奉系的张作霖，以及资深“墙头草”田中玉、张怀芝等。其次，皖系军阀内部良莠不齐，除了曾戍边西北的徐树铮，其他的皖系将领大多言过其实，打起仗来临阵退缩者众，冲锋陷阵者寡。最后，皖系军阀内部派系林立，徐树铮和靳云鹏明争暗斗，地方军阀之间也经常争抢地盘，内耗过甚也是皖系军阀很快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最为关键的是，段祺瑞给其他的北洋军阀留下了一个难题。古代的官兵为了“了却君王天下事”去打仗，辛亥革命的革命军为了革命去打仗，北洋军却不知道为什么去打仗。随着北洋系的偶像袁世凯、段祺瑞纷纷倒下，君权思想的崩溃，上承清朝王庭、下接国民政府的北洋军阀成了历史夹缝间的“特殊的一群”。在击倒了北洋偶像袁世凯之后，段祺瑞并未将自己重新树立为北洋偶像，段祺瑞不行，此后的曹锟、吴佩孚、张作霖更无法成功。
在皖系军阀当国期间，段祺瑞提出了“武力统一”，希冀以“统一”作为驱动官兵舍生忘死的救命稻草。但是，先天营养不良、后天发育畸形的皖系军阀，根本无力推动战争机器的前进，“武力统一”没有帮助皖系军阀抵达顶峰，反而促成了它的过早衰败。以北洋军阀正统自居的皖系军阀，也在独断专行中走向了消亡。对皖系来说，打破了旧的秩序，却又想要利用旧的秩序维持新的面貌，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