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是我的高中阶段。就读于博爱县第二中学。毕业时的1971年正值“*****”时期，考大学的愿望破灭，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定格在那。美好的憧憬成泡影，留给我们七一届毕业生的是终生遗憾和无奈。尽管如此，三年的学业并未荒废，老师的教诲受用一生，同学间的真挚情感和友谊永志难忘，校园生活仿佛就在眼前。
小将登讲台的举措是“文革”的产物。一段时间，我们五排的音乐课，张老师选择由我来上。到了音乐课时间，老师坐在我的位置，我就走上讲台。按照老师的指导，先讲乐理知识，后教唱歌曲。当时，使用的是脚踏风琴。开始的时候慌场，手忙脚乱，甚至有讲错的地方，好在老师的及时指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虽说谈不上什么“水平”，但对自己是一种难得的锻练和再学习，凭着日积月累，“授课水平”逐渐有了长进和提高。后来，同学们也风趣地管我叫“小老师”。每当同学间开玩笑时，尽管有几分调侃讥讽，，可我心里却仍有一种隐隐的成就感。
校文艺宣传队的成立，集会了各年级有吹、拉、弹、唱基础的文艺爱好者，利用课余时间集中在一起，由音乐老师策划编排一些文艺节目，先在校园试演，听取意见，寻找不足，不断总结提高，以期能够满足公社领导要学校出节目的要求，配合会议的召开，营造声势和氛围。
一次，老师特意安排我和一位女同学演唱男女声二重唱，后在公社教师会上首演，赢得了老师们的一片掌声。我表弟（老师）身临其境这样对我说，三哥你那首歌唱得都说不错。唱得有情感，曲子好听，节奏明快，悠扬上口，又是二重唱，男声部、女声部结合得比较到位，尤其是你那宽厚嘹亮的声腔，打动了比较挑剔的老师。听了表弟老师的一番话，我嘴上说：“勉强、勉强”，心里又回荡着那首歌。“雄伟的西马拉雅山，奔腾的鸭鲁藏布江，山高水长情意深，***恩情说不完……。
校文艺宣传队成立的同时，蓝球队相继成立。活动频次要比宣传队更高些。课余时间蓝球活动首当其冲，排与排的比赛接连不断。每当县里组织比赛，二中蓝球队便以公社蓝球队的名义出现在赛场上。我有幸数次代表公社蓝球队到县俱乐部打比赛，结识了许多朋友。
那个时候，社会上会议多，尤其是公社的重要会议，领导的讲话稿以及下发的会议材料的印制，成了会前一项重要而又繁重的任务。而当时，文字材料的印制，还停留在手工刻写，油印阶段。每到此时，公社办公室主任就要来到学校物色人帮助誉写。我和我排的牛某，高一年级的乔某，便成了誉写文件的座上客。白天上课，晚上挑灯夜战，紧张时整个通宵不停。誉写刻版，要的是仿宋体，只要是写到一定水准，无论出自谁的手，应该没有太大区别。宋体字，有它的规范要求，不可随心所欲。
校园生活丰富多彩，渴求知识的兴趣广泛热烈。学生时代都说清苦、紧张，但却令人神往。要在知识的海洋里学会游泳，拿到名次，并非易事，需要的是智慧、毅力、机遇。“文革”结束的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已在县机砖厂工作近三年。就当时的情况看，参加高考的优势不突出，但通过努力，也是有希望的。上天给予大家的机遇应该是一样的。这就是要看自己是如何把握的。回想起来，后悔也罢，不后悔也是，毕竟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