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也就是在一年之前，我还在给几家杂志撰稿，我写些小文章并坚信，我一定能写出大部头的佳作。当时我在写一部长篇小说；结果却是我目前待在医院里，而且看来已不久于人世了。按说既然就要死了，为什么还要写回忆录呢？
我情不自禁地时时忆起我生平这充满苦涩的最后一年。我想把一切都写下来，而且我觉得，假如我不给自己想出这件事情来做，我会苦闷而死。所有这些往日的印象有时使我激动得痛苦不堪，备受折磨。这些回忆在笔下比较具有一种相对安抚的、和谐的性质，不再那么像一场噩梦、梦魇。这是我的感觉。光是写作过程就有很大好处：它使我得到慰藉，使我平静，把我的回忆和病态的梦幻化为一种活动、一件工作……是的，我的这个主意很好。而且这也是给医士的一份遗产；至少到了冬季他能用我的稿子糊糊窗户。
不过，不知为什么，我的故事是从中间说起的。如果要把一切都写下来，就必须从头说起。好吧，那就从头说起。好在我的自传并不长。
我不是在本地出生的，而是出生在一个遥远的省份。可以说，我的父母都是好人，但早在我的童年，他们就去世而留下我这个孤儿。我是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缅涅夫的家里长大的，他是一个小地主，出于怜悯收留了我。他只有一个女儿娜达莎，比我小三岁。我和她就像兄妹一样。啊，我那幸福的童年！多么荒唐，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还在怀念、惋惜童年时光，而且在垂死的时候还怀着欢乐和感激的心情，回忆幸福的童年！那时的天空照耀着那么明朗、那么不同于彼得堡的太阳，而我们幼小的心那么热烈而快乐地跳动着。那时四周是田野和树林，不像现在这样只有一堆死气沉沉的石头。瓦西里耶夫斯科耶的花园和公园多么美呀，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是那个地方的管理员；我和娜达莎时常到那个花园里去游玩，花园后面是一座阴湿的大树林，我们两个孩子有一次在那里迷了路……美妙的黄金时代！这是生活的初次显现，神秘而诱人，和它接触是那么甜蜜。那时，仿佛每丛灌木和每棵大树后面都有神秘的、未知的人生活着；神话世界和真实世界融为一体了；有时，深深的峡谷里傍晚的雾霭渐浓，一缕缕灰白色的雾气，缭绕于大峡谷两侧石壁上的灌木丛之间，我和娜达莎站在高处，手挽着手，又胆怯又好奇地向深处窥探，期待着随时会有谁从谷底的雾霭中向我们走来或回应我们的呼唤，于是乳母的童话仿佛便成了合情合理的真实故事。后来，已是许久之后了，我偶然向娜达莎提起，那时我们曾得到一本《儿童读物》，我们立刻跑到花园里，来到池边，那里在枝繁叶茂的老枫树下有一把我们心爱的绿色长椅，我们在那里坐下，开始阅读一篇神奇的故事——《阿尔芬索与达林达》[17]。直到现在，我一想起这篇故事，心里就会掠过一阵奇异的感动。那时，也就是在一年前，我向娜达莎提及开头的两句：“阿尔芬索，我的故事的主人公，生在葡萄牙；堂拉米罗，他的父亲”等等，我差点儿哭了起来。大概这情形显得非常荒唐，娜达莎想必因此才对我的狂热那样怪怪地笑了。不过她立刻懊悔起来（这一点我还记得），于是为了安慰我，自己也开始回忆往事。说着说着，她也深深地动了感情。那是一个美妙的黄昏；我们谈起一件件往事：谈到我被送往省城进寄宿学校，——天哪，那时她哭得好厉害呀！——还谈到我们最后一次的离别，那是我永远告别瓦西里耶夫斯科耶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在寄宿学校毕业，要到彼得堡去，准备上大学。当时我十七岁，她十四岁。娜达莎说，我那时那么笨拙，那么又高又瘦，叫人看了忍不住要笑。分手时我把她拉到一旁，想对她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不知怎么，我的舌头却突然蔫了，说不出话来了。她记起来，我当时非常激动。不言而喻，我们的谈话未能进行下去。我不知怎样说才好，即使说了，她也未必明白我的意思。我只是伤心地哭了起来，什么也没说，就那么走了。我们很久之后才在彼得堡重逢。这是两年之前的事情。伊赫缅涅夫老人是为了打官司到这里来的，我那时刚刚在文学界崭露头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