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是读书人的工作室，也是读书人的心灵归属地。坐拥一个小地盘，却能知道天下事，能够以此作为运筹之所，估计是读书人的至高追求。一个读书人，在书斋中苦读、修行，为的是能造福天下，倘若不能实现所愿，至少也能有一个精神的寄托。透过书斋的生活，就会了解读书人的雅趣和志向，甚至野心，这也是历史的传世声音，余音至今未了。
文人的书房
书房、书室、书斋没有什么神秘的，就是文人学者读书、创作的工作室，也是藏书的库房。爱书的人没有一个书斋，要比未必爱书却拥有很大书斋的人多得多。承认自己没有书斋，也用不着难为情。没有书房，书还得读。遥想元明之际，王冕牧牛读书，陶宗仪耕田写作，不但书房，连书桌都没有。不过，茅檐瓮牖之下历来都有才士颖出，以验证不公平的世道仍有公平在。
但是只要有条件，文人最想拥有的就是建立一个书房，实现坐拥书城的梦想。
时在古代，文人无不重视书房的设置，尽管各自经济状况迥异，但皆讲究书房的高雅别致，营造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在这个小天地里，可读书、可吟诗、可作画、可弹琴、可对弈……唐代刘禹锡虽只有一间简陋的书房，但“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陋室铭》）。还有明代的归有光，在青少年时代曾厮守于一间极窄小的书斋，名曰项脊轩，“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作者却“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项脊轩志》）。
对于书房墙壁如何进行装饰，清代的李渔颇多高见：“书房之壁，最宜潇洒，欲其潇洒，切忌油漆。”上策是“石灰垩壁，磨使极光”，其次，“则用纸糊，可使屋柱窗楹共为一色”，而“壁间书画自不可少”。在书房内的装饰上，往往采用碧纱橱、屏风、竹帘、帷幕等物，以增加其美感、静趣、雅风。
书房书斋书室从来都带着布尔乔亚高档的情味，万一再起一个典丽的斋名，就算是建在一枚古旧的寿山青田石章上，那是华美的颓废了。文人们大都会为本来普通的书斋起个“典丽的斋名”，有了斋名似乎什么都雅致起来了。为书斋取名之风气，可上溯到曹魏时期。最早见于记载的大约是曹操之子曹衮的“遂志堂”。唐宋以后，文人和士大夫的这种风气逐渐盛行。古今文人为书斋取名犹如为自己的子女取名般看重，他们认为，一个好的书斋名，不但可以表露自己的风雅气派，而且可以把自己的爱好、追求、寄托、希望倾注其间，以表明志向，寄托情怀，或自警自勉。
文人的书房，讲究题名，或以书房周围的山石花木为题：如苏州网师园的殿春，是因周围多芍药花（殿春为其别名），故有此名；以翠竹命名的曲园中的小竹里馆；以梅香命名的沧浪亭的闻纱香室；以梧桐命名的畅园的桐花书屋……
当然，仅仅为书搭建一个爱巢还远远不够，他们还要为自己心爱的书斋起个好听的名字，有些人一生只取一个斋名，有些人则会取数十甚至上百个斋名，从这些形形色色的斋名中既能够看出书斋主人的个人志向，同时也能够窥见其不同时期的心境变化。诸如陶渊明的“归去来馆”，显示出的是一种归隐田园、淡泊名利的个人志向；刘禹锡的“陋室”，则透露出一种志行高洁的个人节操和安贫乐道的精神意趣。政治家的书斋常常隐含着政坛的玄机，文学家的书斋则时时充溢着浪漫的情调甚或香艳的气息。前者像翁同■的“瓶庐”和梁启超的“饮冰室”，即分别蕴含着守口如瓶与“朝受命而夕饮冰”之寓意，表达了政治的险恶与书斋主人对时局惶惑忧虑的痛苦心情。后者如钱谦益的“绛云楼”和徐志摩的“眉轩”，二人均将书斋当做了金屋藏娇之所——钱谦益将自己新娶的夫人柳如是看做“绛云仙子”降世，徐志摩则将爱妻陆小曼的另外一个名字嵌入书斋名中，既暗含“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的诗意，又预示举案齐眉、夫妻恩爱的幸福前景，简短的书斋名中散发着浓郁的脂粉气，倒是与他的为人颇像。
有的书房命名，凸显着主人的人生态度，充满着哲理。苏州留园中一书房名曰“汲古得绠处”，典出《荀子·荣辱》中的“短绠不可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圣人之言”。意思是钻研古人学问，必须有恒心，要下苦工夫找到一根线索，方能登堂入室，有如汲深井之水必须用长绳一样。留园中还有一书斋叫“还我读书处”，取意于陶渊明的《读山海经》中的“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表现一种归隐后的人生真趣。苏州留园西花园书房名曰“织帘老屋”，“织帘”典出《南齐书·沉士传》，说沉士家贫如洗，却刻苦向学，在陋室中，一边织帘一边诵读诗书，口手不息，园主借用此典以铭其志。
古代文人的书房，在建筑上也往往风格独树，留园中的揖峰轩即是。这是一个园中之园，庭院为半封闭。轩西月洞门有一座静中观，外形似亭，二面借廊，只伸一角。轩前小院周围有曲廊，轩南庭有挺立石笋，青藤蔓绕，古木翠竹衬以名花。再看轩内，东头一张红木藤面贵妃榻，壁悬大理石挂屏；正中八仙桌，左右太师椅，桌上置棋盘；西端靠墙的红木琴桌上搁古琴一架；两侧墙上挂名人所书对联；北墙嵌三个花窗，有如三幅图画，幽静、秀美、典雅，在此间读书，与友人唱和，堪称一种全身心的享受。
有些书房的对联，都出自主人的手笔，文采飞扬，启人心智。清人郑石如的书房联为：好书悟后三更月，良友来时四座春。清人陈元龙的书房联为：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是我师。
从古至今，文人的生活都是自成一体的，他们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与书不断相逢的过程，他们与常人之间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们身上都有着极浓的书斋情结。对于文人而言，书斋首先是一个安顿灵魂的场所，当他们事业有成、春风得意的时候，书斋见证了他们曾经付出过的所有努力；当他们的事业落入低谷，铩羽而归，同样是书斋安抚他们躁动的灵魂、抚慰他们心灵上的创伤。
一般书斋又大致可分为藏书家的书斋和爱书人的书斋两种。其中藏书家的书斋分门别类，尤其注重版本的优劣与收藏的价值，以全取胜；爱书人的书斋杂乱无章，藏书只是根据个人的口味随兴而为，以趣为先。清代诗人袁枚在《所好轩记》中这样写道：“色宜少年，食宜饥，友宜同志，游宜晴朗，宫室花石古玩宜初购，过是欲少味矣。书之为物，少壮、老病、饥寒、风雨，无勿宜也。而其事又无尽，故宜也。”袁枚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所好轩”，并为之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爱文章又恋花。”显然，按照我的标准，袁枚的书斋即应该划归到后者的范围之内，因为这里不仅是袁枚的精神皈依，同时也囊括了一位爱书人平生所有的声色犬马与快乐忧愁，所以，与藏书家的书斋相比，我个人更为欣赏的正是袁枚这般的书斋。
今天随着住房条件的不断改善，拥有一间书房的物质条件对很多人来说已尽具备，但是我们还有古人的雅兴吗？
读书的诱惑
人在求学问的途径上虽然也主张“行万里路”，但更多的还是要“读万卷书”，所以，在古代，求学就是读书，读书就是求学。
古人读书，首先求一“苦”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路苦作舟。”这两句对联只要是中国人都熟得不能再熟了。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这是从时间上对苦读提出的要求。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则是从精神状态和心境上提出要求。
家境贫寒，完全依靠毅力学习的穷书生。流传下来的如“凿壁偷光”“映雪囊萤”等故事。
读书的代价极为高昂。需要一家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比如十年寒窗，这里讲一个温馨的故事。过桥米线的传说。云南蒙自一书生为了避开人世喧闹，在一个湖心岛上读书。每天妻子为他送饭，家到岛上书舍有一段距离，送饭过去饭菜常常凉了。妻子关心丈夫，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她用肥鸡熬成鸡汤，装在厚瓦罐中，因为汤有一层油脂能保温，所以送到的时候还是热的。再把配的菜肴、米线加进去，就成为鲜美可口的米线。妻子每天送饭都要经过桥，为了纪念就取名“过桥米线”。这种米线口感极佳，所以很快传开。
“头悬梁，锥刺股”是从方法上进行启发并提供榜样。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则是为苦读者指出美好前景，提供精神动力。于是，书生们“十年不窥园”，独自享受“十年寒窗无人问”的凄苦与孤寂。此时，“红袖添香”就成了青年学子们最美好的幻想和最惬意的读书状态，于是，蒲先生笔下那美貌如花、温柔似水的狐仙便于静夜里翩然而至。
苦读数十年，有人“一朝成名天下知”，可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享受荣华富贵。也有人由于种种原因，总不得第，成“落魄书生”。可怜他们只能感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宋代有个叫晁冲之的，一生读书也没有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晚年他在一次黎明时分的旅途中，看见一户人家亮着的灯光，联想起自己的身世，不禁感慨颇多：“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虽有千年时空隔绝，但读罢，我们仍能触摸到诗人心灵深处的酸楚。
不是每个人都能苦读。有人拿起书本就瞌睡，就无意学，一年四季都打不起精神：“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初长正好眠，秋又凄凉冬又冷，收书又待过新年。”这种情形在今天或许会得到我们的谅解，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读书，这个世界上的行业有很多，用不着千军万马争着过独木桥。但在当时，肯定是作为不学无术之徒、胸无大志之辈被加以批判的。而且这种批判会延续千年，很难有翻身的机会。
书圣的雅趣
王羲之（公元321年—公元379年，或公元307年—公元365年）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后南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
王羲之出身于一个书法世家的门庭。他的伯父王翼，王导；堂兄弟王恬，王洽等都是当时的书法名手。他七岁那年，拜女书法家卫铄为师学习书法。王羲之临摹卫书一直到十二岁，虽已不错，但自己却总是觉得不满意。因常听老师讲历代书法家勤学苦练的故事，使他对东汉“草圣”张芝的书法产生了钦羡之情，并决心以张芝的“临池”的故事来激励自己。
字品如同人品，王羲之成为书圣和他雍容恬淡的天性息息相关。二十岁时，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导家去选女婿。当时，人们讲究门第等级，门当户对。王导的儿子和侄儿听说太尉家将要来提亲，纷纷乔装打扮，希望被选中。只有王羲之，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躺在东边的竹榻上吃烧饼，肚皮都露在外面。来人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禀报给郗太尉。当他知道东榻上还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时，不禁拍手赞叹道：“这正是我所要的女婿啊！”于是郗鉴便把女儿郗浚嫁给了王羲之。这故事便成了“东床”和“令坦”两个典故。
为了练好书法，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跋山涉水四下钤拓历代碑刻，积累了大量的书法资料。他在书房内，院子里，大门边，甚至厕所的外面，都摆着凳子，安放好笔、墨、纸、砚，每想好一个字的结构，就马上写到纸上。王羲之在练习写毛笔字时，常常入了迷。他写啊，写啊，一天又一天，坚持不懈，忘了疲劳，忘了饥渴。有一次，他照例一拿起笔来，就忘了周围的一切，兴致越写越高。从早上写到晚上，又从晚上写到深夜，夫人端来了饭食，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他也顾不上吃。有一个字，他写了不知多少遍了，始终不满意，于是再写。他就这么个脾气。任何一个字，甚至一笔一画，不练到自己满意的地步是不会罢休的。这样，不知不觉，迎来了雄鸡的第一声啼鸣，他这才感到，是该歇歇了，肚子的确饿了。他随手抓起一个馒头，蘸着一碟豆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因为这种吃法简便，可节省不少时间。吃着吃着，他忽然皱起了眉头。原来，他对刚才落笔的一个字不满意，觉得需要改一改，于是一边用馒头蘸着“豆酱”咀嚼着，一边继续练字。这时，夫人又走进来劝他休息，一看，先是大吃一惊，接着“咯咯”地笑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羲之聚精会神地练习毛笔字，一只手抓着馒头不知不觉伸到了砚池里，蘸着墨汁吃起来，显然，他是错把墨汁当成豆酱了。王夫人笑着拿来铜镜，王羲之一看，只见满嘴是乌黑的墨汁，不由得也哈哈大笑起来。
王羲之早就认识到仿生学，他喜欢观察鹅，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当然，鹅是一种美丽的家禽，养鹅也可以陶冶情操。有一天清早，王羲之和儿子王献之乘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到县禳村附近，只见岸边有一群白鹅，摇摇摆摆的模样，磨磨蹭蹭的形态。王羲之看得出神，不觉对这群白鹅动了爱慕之情，便想把它们买回家去。王羲之询问附近的道士，希望道士能把这群鹅卖给他。道士说：“倘若右军大人想要，就请代我书写一部道家养生修炼的《黄庭经》吧！”王羲之求鹅心切，欣然答应了道士提出的条件。这就是“王羲之书换白鹅”的故事。
王羲之非常注重笔力，“入木三分”就来自他。传说有这么一件事：过去做生意的店家一般是有招牌的，总要将自家的店号起个吉利的名字，例如什么“同仁堂”啦，“茂源记”啦，“康泰记”啦等等，名目繁多。有一家商店生意不错，扩大了门面，增添了货物，招牌也想换个新的。可别小看这招牌，它对生意的好坏还挺有影响呢。因此，招牌一般是用好的木板做的。有人给找来了一块曾经用来祭神的木板，木板上写满了祭祝的文字。开始，人们并不在意，商店老板叫人把木板上的毛笔字洗去，好写新的内容，哪知擦洗了半天，木板上的毛笔字不仅没有擦掉，反而更清晰了。洗不掉，就刨，木板刨了一层，笔迹依稀可见，木板刨了两层，笔迹还能看见。人们惊讶了：这是谁写的字，这样深刻有力，一位懂得书法的老先生来了一看，立即惊叹得叫起来，看着他一个劲儿地拍案叫绝的样子，在场的人都很奇怪，纷纷围拢来看。老先生说：“这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笔迹啊！这字如此深刻有力，真是入木三分啊！”王羲之的书法怎么这样深刻有力呢？这与他平常坚持不懈地锻炼有关。作为一个书法家，王羲之不仅自己注意锻炼腕力，增强书写时的笔力，也严格要求后人。他的儿子王献之，很小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书法。有一次为了检查献之的笔力，王羲之悄悄地站在他背后，趁献之集中精力写字时，猛地用手指夹住儿子手中的毛笔往上拉，谁知献之握笔很紧，毛笔没有被夺下来。王羲之对此很满意，他高兴地说：“这孩子将来能成为书法家。”并当场写了一幅字赠给献之。这件事说明，书法家的笔力是下苦工夫练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