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万岁……”天安门广场，旗帜飞舞，人海如潮。百万群众的欢呼、口号声汇成巨大的声浪，震耳欲聩。
“八一八”，溥仪和专员们屏声静气地在全国政协办公室，倾听着收音机现场转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实况。
“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当天安门城楼上，传来那个面无血色的“副统帅”声嘶力竭的叫喊时，溥仪的心情是万分惊恐的。他不理解“造反”的含义，也闹不明白“牛鬼蛇神”的范畴，但他知道，政协机关内的老干部几乎统统被打倒，《文史资料选辑》被说成“为封资修树碑立传”。——溥仪与溥杰专门负责第五十五辑，逐页逐句地寻找“毒素”。偏巧，政协办公楼的西邻是所小学校，“斗倒斗臭”的呐喊，常常从那里飘然而至。溥仪在楼上，抬眼就可以望见学校操场上武斗“黑帮”的惨景。
一夜之间，北京大街小巷突然冒出无数佩戴红袖章的红卫兵，连政协前面的大街路标——“太平桥”，也被改成了“红卫兵路”。令人吃惊的消息似雪片飞来：王府井的霓虹灯砸了个粉碎，商店的老字号牌匾摔成几截，旧地名的牌子被摘下，梳辫子的姑娘和穿尖皮鞋的小伙子吓得不敢出门，怕被铰掉……
溥仪惊讶地看到，八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竟以醒目的标题为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大声叫好。社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
他所日夜恐惧之事，果然不期而至。八月二十四日午后，溥仪一走进政协大门，迎面糊满墙壁的大字报，刺入眼帘：“溥仪等特赦战犯是一批牛鬼蛇神，必须低头认罪，降低工资……”当天，专员组讨论的结果，溥仪与其他人联名贴出大字报，表示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
一、停止文史工作，加强学习改造；
二、请求安排劳动；
三、请求降低工资……
“哗啦……”下班前，正在办公室的溥仪又被吓了一跳。原来，巨大的声响是屋脊上的鸱吻作为“四旧”被砸了下来，碎片扔了满地。当他奉命在政协机关大院，弯着腰打扫“破四旧”的战果时，哪知，家中也发生了相似的一幕。
“砰砰砰，砰砰砰……”雨点似的拳头，猛烈地敲击在街门上。“你们这儿住的是‘皇上’吗？”没等前来开门的戴大嫂回答，一群红卫兵蜂拥而入。
顷刻间，“破四旧”的男男女女红卫兵站满廊下，连同来看热闹的群众，足足挤了半院子。有的红卫兵，居然还攀上了院内的铁梨树和桑椹树。
“你是不是‘皇上’的使唤人？”几个红卫兵大声地斥问戴大嫂。
“我不是他的使唤人，是院内住的街坊，原来谁也不认识谁……”她心里有点害怕，勉强壮着胆。
“这个院儿的房产是谁的？”
“是国家的。”戴大嫂忙又补充说，“连‘皇上’的家具都是机关给的，他来时什么东西都没有。”
“是吗……”那些红卫兵不相信，叽叽喳喳地交头接耳议论开了。
趁此机会，泼辣的戴大嫂赶紧说：“你们找的‘皇上’去上班了，有事可以到政协机关去找……”
“‘皇上’没在家，也得‘破四旧’。”一个头扎冲天辫的女红卫兵，气势汹汹地指着房脊的一对石狮子：“这就是‘四旧’，必须拆掉！”说着，攀上去了几个小伙子。
“轰隆”，两只龇牙咧嘴的石狮仰面朝天地扔倒在院内的地上。临走，“威风凛凛”的红卫兵还下了一道命令：“听见没有，不许老关着大门！”
当天，地上的碎瓦片还没打扫净，院内又冲进了红卫兵，肆无忌惮地闯进客厅。当看到床前悬挂的一幅毛主席与溥仪的合影时，气愤地斥责刚刚到家的溥仪：“你这个战犯哪儿有资格和毛主席一起照相？”说着，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抄走照片。溥仪苦苦哀求，好说歹说，那些红卫兵才应允由他将照片上交全国政协。
“你家里为什么没有毛主席的标准像？”一个红卫兵检查了屋里，大声地质问他。
“我尽快就去买。”溥仪顺从地应声答道。其他红卫兵这儿掀掀，那儿按按，四处乱翻。忽然，另一个红卫兵叉着腰，把溥仪叫到了面前：“你现在还这么享受，这么讲究？又睡软床，又坐沙发，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是什么！”
“这，这……”溥仪无言以对，只是唯唯点头。
闻讯赶来的街道办事处人员向红卫兵解释说：“这是国家安排的，为了接待外宾的需要……”没等说完，红卫兵已怒目横视：“现在有外宾吗？没有来就得撤掉。溥仪不能再享受这些人民的血汗！”
红卫兵走了，留下的最后“通牒”，使溥仪失魂落魄。他慌忙跑到董益三家，诉说了内心的恐惧。次日，老董的日记上出现了溥仪家遭劫的简明记载：
八月二十五日……大溥家昨日红卫兵去两次。
翌晨，专员齐聚办公室，继续小心翼翼地讨论如何“自我革命”。开始，大家提出政协委员一律降低50%的工资。溥仪因夫妇疾病缠身，恳请保留一百五十元用作医病。后来，写在大字报上时，他怕受到批判又主动减为一百三十元，其他专员则一律认定“自愿”减薪至七十元。
当天，几乎每个专员都心惊胆颤地接到了红卫兵的“最后通牒”。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差不多都被贴了大字报，甚至家门口也被糊上了“勒令”。政协机关内的墙上已无半点空白。有人搞了个新发明：拽上绳子挂大字报。院内成了大字报的世界。
当夜，溥仪与其他专员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许多人通宵未眠。清早，当他们睁开惺忪的双眼来到政协，只见红旗招展，人声鼎沸，连成年人也戴上了红袖章。原来，机关内也成立了“红卫兵”。惶恐中，他们公推董益三又一次写出联名大字报，违心地向这些矛头对着自己的红卫兵表示“欢迎”。
墨迹未干，沈德纯召集专员开会，宣布：“从即日起，政协停止办公，一律回家自学文化大革命文件”，还强调，要帮助爱人学。后来，他才听说，这是周总理为保护他们免受冲击所采取的特别措施。当天，将近晚七点了，他才独自沉默地走回家。这是八月二十七日。
不上班，照理说，他该清闲了。实际却不然，他感到异常烦闷。第一天早晨，他忘了是星期日，依然起得很早，但不是去上班，而是去医院。四天后，他又木然地来到人民医院挂号处窗前。忽然，仅留一道缝的小窗内传出一声尖厉的喝问：“什么成分？”
“我，我……”他愣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踌躇间，又听到那个声音喊道：“不报成分一律不准看病！”
他怏怏地跑去政协机关，想问一下如何回答自己的成分。谁知，走到门口一看，政协大门已被封闭！他站在那儿，呆呆地发了一会儿愣，想起老董家距此不远，打算向他讨教一二。岂料，敲开门看到的是老董惊恐不安的面孔，一问方知，他家也不妙，一群红卫兵来过多次，爱人宋伯兰昨天刚被红卫兵剪了头。溥仪看与老董商量不出什么结果，只好相约第二天一早同去政协汇报。
结果，大失所望。值班的文史办公室副主任张刃先好言抚慰：“你们就在家里等着，静候安排。政协现在停止办公了，你们有什么事，可以直接与派出所联系……”二人只好沮丧地走出了政协那个惟一未被贴上封条的西后门。之后呢？可以看一看老董当天的日记：
出机关，和大溥一道到锦什坊北口一家理发馆理发。和大溥分手。他到人民医院取药。理完发，到白塔寺，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号通告后，沿红卫兵路步行回家……
自然，贴在人民医院门口的通告，溥仪也看到了。此后的那些日子里，溥仪在家里就像着了魔似地反复念叨：“屋里的摆设一样也不能留……”他清楚，在红卫兵看来，稍微像点样儿的家具都属于奢侈品，是资产阶级的温床。他发疯似地给政协机关打电话，请求尽快派人拉走那些东西。
电话，他一天连续打了多次。刚放下话筒一会儿，等得不耐烦了，就又拿起来。家具拉走之前，他饭吃不进，水也喝不下。当政协机关来人把沙发、软床运走，他倚在门口，望着大卡车在远处扬起的尘土中消失，才如释重负地回到屋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长出了口气。
他久久地凝望着床边悬挂的那幅毛泽东与自己的合影，多么渴望再见一见毛泽东，倾诉心中的惶惑与不解啊！他不想交出这幅自己视作比生命还珍贵的照片，怎奈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他惟恐招致更大麻烦，只好心疼地捧着交给了政协。代之的是，屋子正中端端正正地挂着的毛主席像，那是他专程去王府井买来的。归途中，他还顺路去张述孔家汇报了此事。后来，一个红卫兵到他家，问他：“你就是溥仪皇帝吗？”他的回答很有趣：“过去的溥仪已经死去了，我是新生的溥仪。”然后，指着毛主席像说：“我愿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美好的愿望，并不能阻止黑涛浊流对他的威胁。
“铃……”空荡的客厅里，仅剩的那台孤独的电话响了。他拿起话筒，里面传出傲慢而骄横的声音：“你是溥仪吗？”
“我是……”
“找的就是你！过去，你欠了人民多少血债？我们这就去让你偿还血债！”
还没弄清对方是谁，那边“哐”地一声挂断了。匿名电话，吓得他六神无主。“这可怎么好？”他焦虑万分，又跑到了老戴夫妇屋里。
“咳！你不会说，接电话的不是你吗？”连妻子都埋怨他不会随机应变。结果闹腾半天，不见一个人来，他却为此吓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电话铃又响了，他硬着头皮去接。话筒中仍旧传来了粗暴的问话：“你是溥仪吗？”
按照事先想好的主意，他镇定地回答对方：“我就是。”然后，又立刻反问对方，“您是哪儿？”
“我是政协。”
“您是政协哪个部门的？”
对方支吾未答，又猛然挂上了电话。九月初，连续几个晚上，溥仪都接到了这种匿名的“怪电话”。
他被吓破了胆。一天早上，他惊恐不安地跑到距他家只有二三百米远的福绥境派出所“请罪”，实则恳求保护。派出所的王指导员接待了他，与他并排坐在院内的葡萄架下。
“溥仪的新生，体现了改造战犯的伟大政策。我来这里，决不是怕死，而是怕在家里出现意外，给国家的政策带来不好的影响……”他提出，请派出所的民警或红卫兵驻在家里。
王指导员听完这番话，拍了拍他的肩头，温和相劝：“情况嘛，我们都了解，你先回去，我们研究研究再答复你，好不好……”
溥仪坚持在所内静候回音，不肯回家。在葡萄架下，他从清晨坐到中午，又从中午坐到夕阳西下，直到夜幕降临。饭给他端去，只吃了几口，他就又心事重重地撂下了筷子。
不远处的屋内，王指导员、史所长等人经反复研究，决定请示上级。电话拨了一个又一个，回音却没有。西城区公安分局领导已被揪斗，市局、公安部也无明确指示。最后，他们大着胆，将电话直接打到了周总理办公室。周总理的秘书指示很明确：
“溥仪是末代皇帝，已经改造好了，应该加以保护。”
这鼓舞了派出所的民警，也像数九隆冬的炉火，给溥仪以无限的暖意！
夜深了，史所长和王指导员送溥仪走出门时，充满信心地说：“你放心吧，我们保护你！”史所长还把派出所对外对内的两个电话号码都告诉了溥仪，嘱咐道：“只要有事情，马上打电话来。”
溥仪看着：“66.6807”、“66.6723”这两个犹如护身符的电话号码，笑了。为防不测，史所长叫上三个红卫兵一起送他回了家。
当时，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派出所的民警也不敢擅自干涉。于是，他们煞费苦心地拟定了一个“以红卫兵对付红卫兵”的特殊策略。
一支红卫兵当时被派出所请来驻扎在所内。七八个人中有男有女，大多不过十七八岁，为首的是一位叫陈闯的女红卫兵，她头扎冲天辫，身着一身褪了色的黄军装，腰扎武装带，神气得不得了。
盛夏，树上的绿叶纹丝不动，派出所内一点凉风都不透。晚上将近十点钟，值班室传出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喂……我是溥仪。现在家里来了一些红卫兵客人……”他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方式通知了派出所。
“好，我们马上去。”史所长放下电话，立即发出命令：“马上集合出发！”但去的不是民警，而是红卫兵。
三分钟不到，史所长带着以陈闯为首的红卫兵来到了位于胡同西口的溥仪宅前。嗬！几十名大专院校红卫兵将溥仪的住处团团围住，再加上一些乘凉的人们围观，黑压压一大片。
“我是派出所所长，他们是驻所的红卫兵。”
史所长跳下自行车，向那些外来的红卫兵严肃地问道：“谁是你们的领导……”听说红卫兵头头进了院，他不由分说，拨开众人就往里走。路上，他们已商量妥，以公安派出所和当地红卫兵的名义，尽量说服这些红卫兵：第一、不准对溥仪抄家；第二、不许把溥仪带走。为防止万一，史所长把陈闯等人留在院外，只带了两三个红卫兵挤进了院子。
客厅里，史所长唤出溥仪夫妇，与前来的几个红卫兵头头开始了“谈判”。
“你们来溥仪家，为什么不与当地派出所联系？”史所长先发制人。接着，又盘诘他们前来的目的。那些大专院校红卫兵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是来清算溥仪的反动罪行。
“他的罪行是过去的，现在他已经改造好了。”
一个红卫兵反问说：“怎么能证明这个问题呢？”
史所长急中生智地将当时最时髦的“最高指示”搬了出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国家把皇帝改造好了。这就是证据！”
其实，史所长又哪儿去找这段语录的根据呢？但红卫兵居然被唬住了，一时无语。
“他现在还有客厅、卧室、浴室，住这么些房子，吃着大米白面，就是资产阶级，享受本性不改……”一个红卫兵站起身，叉着腰。
“统一战线政策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溥仪属于历史人物，这些设施都是国家按政策配予的，怎么能说是他的罪行呢？”
史所长有理有利地搬出了统一战线政策的“法宝”。
激烈的辩论中，史所长始终掌握着主动权。谈判的最终结果是，那些红卫兵不得不遵从了史所长提出的折衷方案：“对溥仪过去罪恶的批判，你们可以进行，我们不干涉。但是，溥仪不能带走批斗，由驻派出所的红卫兵接管。”
经过一场唇枪舌剑，大专院校红卫兵终于撤走了。
“谢谢你们！”溥仪感激地将史所长和红卫兵送出门外。
刚才被乌云遮住面庞的月亮，又露出了笑脸。皎洁的月光像一泓水银泻向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