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有一次在会上和朋友们见面，当时徐冰介绍说，他就是宣统皇帝。溥仪马上反驳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话很对哟……他一生做了四次皇帝：‘宣统’、‘张勋复辟’、‘康德’，现在是公民也是皇帝！这是第四次当皇帝，谁也推不倒了……”
一时，笑声四起。
这是溥仪蒙赦的第三个年头，陈老总见到朋友时，以幽默的四川口音谈起了“末代皇帝”。的确，他一生虽称帝几许，充其量不过傀儡而已。前两次称帝毋须说，在伪满，他连最起码的人的尊严也丧失殆尽，他只是日本人口袋里的“康德皇帝”。
他成了公民，对日本方面的反应仍敏感之极。不过，他发现日本人民对“皇帝”与“公民”的价值观远非自己所想象，而是以称道的目光来看待他的今天的。在日本，“公民”对“天皇”而言，是称之为“庶民”的，据此，一部反映溥仪历史性变化的日本电影，也被称做《从皇帝走向庶民》。
他在杰二弟家看到了弟媳从日本特意带来并专为他放映的这部片子，那是次年七月十一日。
从幼时起，他就对电影有着特殊癖好。退位后，则成了他打发空虚无聊日子的一种消遣（至今，故宫内因溥仪放电影而引起火灾的“火场”，遗址犹在）。伪满时，同德殿的电影间即是他观看拍摄傀儡丑剧而顾影自怜之地。这次完全不同了！
他到杰二弟家一看，廖沫沙、市民政局长李恕、殷秘书以及溥杰夫妇、五妹夫妇，正静候影片主人公的莅临。“大哥来了，就开演吧？”嵯峨浩彬彬有礼地请他落座，然后，亲手开动了小电影机，溥杰亲自担任日语翻释。实际，溥仪不用翻译也能听懂。他默默地坐在电影机前，沉静的表情说明他陷入了追思。究竟他在思索什么？这不妨留下思维空间。然而，他在电影演完所说的一句话却不能不提到，“往事不堪回首啊……”
“你做了一件好事，”廖沫沙对拾掇完电影机的嵯峨浩说，“你让大哥看到了日本人对他成为庶民，也是称许的噢！”
“他是北京的公民，我这个民政局长也很荣幸。”李恕的微笑，带起屋内一串响亮的笑浪，“哈哈哈……”
的确，溥仪珍惜公民的荣誉，绝不允许上面落下哪怕半点尘迹，甚至染上了那些年代不可避免的“左”的印痕。记者潘际穅，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连续采访他，撰写了《末代皇帝传奇》。
随着时光的推移，溥仪的记忆并未淡漠。当潘际穅偕夫人叩响了东观音寺新居的大门，溥仪喜出望外地接待了他们。呷茶之际，两人不禁聊起管理所的那些有意思的旧事。比如，溥仪与大家打扑克虽然认真，但由于高度近视，看牌不很清楚，倒总被别人偷看，以至人们称他是“输者非君莫属”……临走之际，潘际穅应允下次前来一定馈赠他一本亲笔签名的著作，还相约续写他特赦后的生活，溥仪笑着应承了。
岂料，随着一位政协领导与他谈话，这些都成了泡影。溥仪被吓了一跳：原来潘际穅有过右派言论，被告诫不要与之来往。他听从了劝告，再次见面时，只淡淡地说：“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不是那个皇帝了。”话，依然是那两句，却有了另一番含义，拒绝了他的再度登门。自然，潘际穅再没能续写“传奇”，他也没有得到作者签名的赠书。
怅然若失中，他却喜出望外地得到了第二次选民证，他心爱至极。正式选举前半个月，受政协机关选民委托，他和同事老郭和老俞一起拜访了六位候选人之一的丰盛中学教员王廷栋。
昔日的“皇帝”造访人民代表候选人，实出王老师意料。
“工作忙不忙啊？”
在校长办公室的大写字台前，他们开始了交谈。
王廷栋向溥仪等人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工作。他是东北师大的毕业生，解放后调往丰盛中学任地理教师，在平凡的教学岗位上做出了成绩：所教的初中世界地理课，全部消灭了不及格，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当谈到有的学生考试得了90多分还哭鼻子时，溥仪不住地向他点头：“教得不错。教师的作用很重要！”接着又问：“您和选民有哪些接触，做了哪些工作？”他知道王老师是这届提名连任的候选人。听了介绍，溥仪很称赞他的做法。
“你在东北‘建国大学’念过书吧？”来之前，他认真地看过候选人简历。
“是的。”
“那个地方我熟悉，原来常去的。”
“建国大学”他确不陌生，那是“日满亲善”的典型产物，校长是张景惠，副校长是日本著名战犯东条英机，而溥仪则是主要倡导者。
而今，这位“建国大学”毕业生，成了人民代表候选人，溥仪也成为了一名文史专员，两人在履行公民权利的“普选”中，坐在了一起。
“您工作也很忙吧？”
“要参加政协会议，又常去文史资料委员会，还正在写东西……是挺忙的。”身穿灰色中山服的郭寿臣插话说。
“溥先生，看来您身体很好啊？”
“我身体不错，常到下面走走，也很想和老百姓一块聊聊。”
三月十四日，在投票处，溥仪郑重地拿过选票，找到了王廷栋的名字，他是第五位候选人。事隔二十年，王廷栋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说：“溥仪经过事先调查，认真负责地投了对我表示信任的一票。”还说：“我曾先后三次被选为区人民代表，尤以第二次印象最深，因为选举前，‘皇帝’曾访问了我。溥仪是过去的封建皇帝，虽经改造，但我没想到，他对公民选举抱着这么认真的态度！”
他那崭新的公民生活，成了流传于世的佳话。《我的前半生》出版后，香港一家报纸屡次与全国政协联系，要求连载“溥仪的后半生”，即关于他特赦后的公民生活。恰好，溥仪应一位拉丁美洲记者要求写了一篇文章，经文史资料办公室编辑王述曾修改，发表后外界评论不错。于是杨东莼提议请王述曾执笔，帮助他撰写“后半生”，王述曾一口应承。不料找到溥仪时，却碰了壁。
“可以慢慢写嘛，文字上由老王帮助你。”开始，溥仪没有做声。当杨东莼谈起，“还有一些稿费”时，他摆手说，“稿费不稿费的，我倒不在乎。”然后又谦逊地说：“后一段实在没有什么好写的。”在一再动员下，他只好婉转地答应说：“那就等一等再看吧。”
当然，不仅由于他的谦逊，也因其肾病持续恶化，再加上一场动乱骤然兴起，而使由他在世时撰写“后半生”的动议终成遗憾。
然而庆幸的是，侧重反映他新生的电影《末代皇帝——溥仪》，在廖承志亲自过问下，由中国新闻社拍摄成功。试映期间，国家主席刘少奇还特意调去观看。当电影拷贝运往海外放映时，以致在东南亚地区掀起了一股热潮，有些人竟不惜乘飞机前往。“三八”节，在全国政协举行的电影招待会上，溥仪夫妇和他的几个妹妹、妹夫，以及七叔夫妇等人先赌为快。随着镜头的迭进，影片里出现了新生的溥仪以及婚后生活的镜头时，几个妹妹悄悄地轻唤他，“大哥，银幕上你笑得好开心噢……”
在许多海外人士看来不可思议：皇帝如何变成了一名普通公民？有些人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政协，想与他交谈一番，孟昭楹的朋友老梁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印尼爱国华侨，听说溥仪常来老孟家串门，便嘱约，溥仪何时来，即悄悄通知他，以求一晤。果然，老梁如愿以偿地见到了他。
对于突然袭击式的邀谈，溥仪并没有拒绝，正如他事后对老孟所说的：“我把这次谈话，当作向海外宣传国家政策的好机会。”自然，他谈的最多的是成为一名公民的喜悦之情。长谈后，老梁感慨备至：“中国把一个封建皇帝改造得这么好，真伟大！”又对老孟说：“没想到，溥仪对于成为一个公民，感到那么自豪！”
他以成为公民而自豪，也以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而律己。住院期间，一些人常常找他题字，均遭婉言谢绝。两位大学教师曾自带笔墨纸砚，去协和医院拜访他，请求“赐”以墨迹。他像往常一样婉然推却了。他说得很清楚，自己是一个平民，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如果还将自己作为“皇上”看待，那就更不能为其题字了。
他对索字者悭吝如此，是认为自己不过是一名普通公民。而在过去，他则视己字为“恩典”作为赐赏之物的，即令成为废帝后，亦不相信自己的墨迹会价落千丈。据说，他寓居天津时，曾做过一次心血来潮的尝试。
那次，他装扮成落魄文人，衣着褴褛地来到一个商铺云集之地，自备笔墨纸砚，挨户为人撰写对联并讨钱，而往往在店主鄙视的目光下，被扔给几个铜子打发了事。那天他写了七十多幅，却所得无几。他那些落款为“青巾”的对联，也大都免不了被撕碎扔入纸篓的命运。第二天，他派人以每幅一百银元的高价购买，只得到了四幅完整的墨迹。后来当那些店主询知“青巾”即溥仪时，无不悔恨之极。
难怪，当时就有人评论说：“同一物，仅隔日之间，即由废物变珍品，岂不令人叹慨深思？溥仪之字，夙有根底，即使差些，亦不致于仅值三、五铜子。何也？衣衫褴褛——人贱也！次日，则骤然成珍品，何升价之速如此？以其是‘清帝’——人贵也！虽然已废，但尚有‘帝’字在——位废名存。若非已废，则不知店主们更有何举？——想必要悔、恨、惧三者交加耳！”……
时代变了，他不再以“皇帝”为荣，而视公民的身份为生命。又是一个阳春三月，溥仪最后一次参加了“普选”。在他不久前出院的病历上记载着：
肾癌。
肾切除手术后，急性肾功能衰竭。
溥仪出院整整一个月那天，与妻子一起去距他家不远的马家小院参加选民学习。街坊看他身体虚弱，劝他参加正式投票就可以了，他不同意。讨论时，他抱病发言，虽然他身体不太好，但在安静的屋内，声音显得异常洪亮。
偏巧，在正式投票三天前，溥仪又因肾病复发住进了医院。怎么办，是申请流动票箱，还是填完选票请妻子代投？在这个问题上，他拒绝了旁人的建议，毅然表示要亲手将选票投入票箱。
四月三日，上午九点左右，溥仪从协和医院匆匆赶回。他先到家中喘息一会儿，然后由妻子搀扶着，来到东冠英小学。他虽然脸色苍白，却是那么高兴地与人们打着招呼。他谢绝了照顾，固执地排队走向投票箱。
他微笑着，动作缓慢而又认真地投入了选票。那些熟悉的街坊们看到，他投票时，始终有一种庄严的神情。自不待言，那是他感到了作为一名公民的自豪和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