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巧合。当年，溥仪以废帝的身份被逐出宫，曾轰动一时。然而，历史的长河绵延曲折，恰是四十年后——一九六四年春，同在北京，由这位传奇人物记述半个世纪经历的《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并公开向国内外发行，又引起举世瞩目。
这倒不仅是他作为中国末代皇帝所具有的传奇色彩，还因为从他特殊的生涯中，反映了中国现代历史错综复杂进程的总趋势。通过他的转变，不仅可以使人看到一个皇帝如何获得了新的灵魂。从而，也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风貌和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新中国能够改造好‘皇帝’！”……
一个浑厚有力的声音，曾回荡在人大会堂。这是周恩来总理在一九六〇年同北京市领导人谈话时的论断。历史证明了这奇迹般的事实和预言！
反响，巨大的反响遍及海内外——或许，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舆论界对溥仪和他那部书的惊叹：“奇”！
“事是奇事，书是奇书。”
当一个香港记者评论之后，一位见过溥仪面，也读过他的书稿的记者，在香港《华侨日报》的论坛上又将其归纳为“三奇”：
“‘天下奇书’……为何是奇书？历史上，一般皇帝自己从来不肯或不能写自传，溥仪写了，一奇；皇帝文过饰非，不肯认错，溥仪勇于认错，而且公之于世，二奇；末代皇帝或如元顺帝事败，消失在沙漠里，或如明崇祯皇帝被迫自尽煤山，溥仪则不然，他回到了民间，三奇！”
继而，一位学者据此在美国《华侨日报》撰文，推论出另一种“神奇”：
“爱新觉罗·溥仪，是世界上少有的传奇人物……溥仪可以和新中国并存，他还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可以著书立说，这就可以看出新中国的包罗万象，化腐朽为神奇了。”
连溥杰，也以“奇”字概括了他的变化：
“溥仪一点点，一步步由鬼变成了人。无怪乎在一般人的眼中看来，都认为改造了皇帝，确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奇事’！”
“奇书”问世，外文出版社即以《从皇帝到公民——我的前半生》为书名，先后译成英文、德文、阿拉伯文、乌尔都文、印地文……许多国家也争先恐后地将其译成多种文字。如西班牙迅速翻译出版，发行到整个拉丁美洲，《人民中国》杂志刚刚连载完毕，日本一家出版社便捷足出书……之后，美、匈、意、法等国也相继将此书译成本国文字。《我的前半生》，以其独特的风格风靡世界。这部书的魅力，早在修改稿大字本面世，便顿显端倪。当时，海外一些报刊千方百计搜寻这个稿本，一家香港报纸挖空心思搞到了手，马上以显要版面连载。出版社得知后，频经交涉，才始得停载。此书正式出版后，又迅速形成一股冲击波，港澳各报刊、电台纷纷连载或广播。一九六四年三月三日，香港《文汇报》率先作了报道：
〔本报讯〕丽的呼声银色电台，昨晚七时有一个粤语特约节目，是‘宣统皇帝自传的摘录’。
像巨石投入平静的海面，《我的前半生》在各国激起不同寻常的震动，众多社会学者高度重视并作出评价，数以百篇的研究、评介文章出现在各类文种的报刊上。一位英国学者——亨利·麦卡利维对《我的前半生》惊呼道：“溥仪创作了一本真正的书！”
这位外国人以其特有的赞赏笔调评价说：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这个婴儿登上龙位。在以后的岁月里，经过多年的监禁和‘洗脑’，已经作为一名政府的工作人员活到今天。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成就。当印刷品一度在中国侵占了文献的位置时，他创作了一本真正的书。他所经历的故事，无疑是多年来在中国出现的最令人感兴趣的一部著作。
“不管一个人对共产党‘洗脑’的说教怎样看，既然证明它的效果是有益的，就很难对它拒不承认。先不说溥仪本人的证词，北京会见过他的外国客人——其中很多是他的日本弟媳的同胞，毫不怀疑他一定比以前过得愉快。”
早于此篇文章出版的《伦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公报》，将《我的前半生》确切地称之为溥仪的自传，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溥仪自传的出版，不仅对于汉学家和史学家，而且对于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事。因为书中包含着十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涉及中国人的昨天和满洲朝廷中特别是作者本人的生活，以及中国所采用的教育方法。本书是难能可贵的文献，它是第一本中国君主的自传。这位君主的生活，始自爱新觉罗的封建王朝，迄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
在人类历史上的国王和皇帝中，无人有过像他这样变化多端的经历。就凭能够如此历劫不死，他本身就与众大不相同。由于他的书的开诚布公态度，他对一劳永逸地消除落后人们脑子里所有关于‘龙神’的神话，给予了一臂之力。
“本书在历史事实上也是准确可靠的。细节都经过仔细核过，事件巧妙地编得顺畅有序，每一事实和观点都经过掂量并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做出解释。”
无疑，这部“奇书”对于香港来说，不啻于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龙卷风，——整个出版界震动了！仅几个月后，香港文通书店便不惜代价，出版了装帧精美的香港版三卷本的《我的前半生》。一时，在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张士尼先生的文章，就是港澳刊物发表的众多评介文章之一。这篇文章分析了三卷本后，慨然写道：
中国皇帝写自己的历史是没有先例的。现代中国史上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是清朝末代皇帝亨利·溥仪曾经扮演的角色。在经过十年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之后，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赦免并被允许在中国的‘新社会’里走自己的路。由于他在现代历史上丰富的经历和独特的地位、身份，在华侨中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溥仪谴责自己过去所干的坏事和赞扬他在‘新社会’中发现的每一件事物。最大的价值是他关于当局对留下的日本人、国民党员、汪精卫的追随者、满洲国战犯‘洗脑’的描述。
“如果溥仪不是处在北京政权下，他的著作也许永不会出现，因为一个中国皇帝来写他自己的历史是没有先例的。”
与此同时，海外也掀起了一场研究热，专事探讨“奇书”的撰写过程。在《伦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公报》上发表专论文章的一位学者推测说：
“溥仪在写作本书时的职务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他的同事们可能曾帮助他组织资料，修饰词藻，并纠正了政治上的瑕疵。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本书乃是一项集体创造，而非个人独自所写。”
这里倒并非评述那位学者的洞察力如何，而是想证实此书所产生的反响，以至连不同肤色的人都作了如此深刻的探究。
令溥仪和出版社的编辑感到荣幸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非但读过了这部书，而且给予很高的赞誉。《我的前半生》刚面世，出版社即请汪东兴同志的秘书将样书转送给了各中央委员。
毛泽东主席在处理繁忙的国家大事外，颇有兴致地抽暇通读了全书。当他在外地视察的列车上看完此书时，说：“这本书改得不错嘛！”尔后，又仔细地翻到描述伪满时期的章节，指着一段文字对秘书说：“日本人搜刮粮食的数字恐怕不对，太大了！那时东北哪有那么多粮食……”
当秘书轻敛脚步，走进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办公室，准备把刚刚收到的书放在书架上时，刘少奇看到了，扭过头问：“什么书？”
“是《我的前半生》。”
他撂下手中的文件，指着办公桌说：“搁在这儿吧，我要看！”
周恩来总理接过此书后，说：“噢，是溥仪的书。”当即翻阅起来，他粗略翻过，又认真端详着封面，“封皮印得很漂亮啊！”
朱德元帅拿到书，得知是溥仪写的后，他满脸微笑，高兴地戴上了老花镜……
这部书的反响，远远超出了溥仪的想象。人们谈论着他和他的书，无论走到哪儿，他也会引起注意。杨国鼎陪他去王府井银行领取稿费，签名后，银行里一位担任出纳的年轻姑娘失声念了出来：“爱新觉罗·溥仪！”人们闻讯，惊讶地转过身，眨眼间，他已被一群读者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人们是想认识一下他和书中的溥仪究竟有何不同。
六十年代，笔者曾有幸见到已老态龙钟的慈禧宠爱的女官——裕容龄。有趣的是，她的桌子上也摆着一部打开了的《我的前半生》。当时，她半卧在躺椅里，指了指桌上，说：“我看过这本书了。”又好似对自己低声地倾诉，“你们不懂，一个皇帝能变成这样，很不容易哟！”
有人说，溥仪忘性大，这似乎不大公允。正当编辑沉浸在出版后的喜悦之时，他并没有忘记给提供过宝贵资料或线索的故人送去新书。
太监孙耀庭在兴隆寺喜出望外地收到了寄来的《我的前半生》，这部书，被所有太监抢着传看。他们仍改不了旧称谓，传看后相互之间咂巴咂巴嘴，大发感叹：“‘万岁爷’真变喽……”也许，一般人很难想象，简短的一句话，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历史内涵！
“奇书”，在社会生活中展示了意想不到的神奇效力。一位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日本朋友，看过此书，痛哭流涕地对一位知名的台湾学者说：“八年战争，中国并没有打败日本，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出版，不少日本人就不能不跪到地下了！”
一位来访的加纳记者，也发表了内心的感触：“西方人了解溥仪比了解雷锋容易些。”
来自巴基斯坦的外国友人，阅读此书后见到溥仪，建议说：“从皇帝到公民，你是世界上第一个。你应该到世界各国旅行，告诉那些皇帝和国王，当皇帝是不好的……”
大批的书信，像雪片似地从国内外寄向溥仪。诚然，他并没有去国外旅行，但他那部书却超越了任何肤色和国界，流传在各国人民中。
有许多人，过去不甚了解溥仪和中国，通过这部书，获知神秘的东方古国的末代皇帝仍奇迹般地活在世上，而且伴随着中国的变化，得到了新生，便纷纷以各种方式向他致信。他感到实在无法一一作答，只好求助于组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派一名干部帮助他处理那些日渐增多的海内外来信。《我的前半生》中文版发行四个月后，有一期简报上这样写道：
溥仪的国内外来信一直很多（每月约有十多封）。自他的《前半生》出版后来信更多。其中，国内来信有询问清朝文物的，有要求做报告的，有要求题词、借赠《前半生》的，也有表示景仰、盼取联系的，甚至还有盼能介绍工作或者‘侍奉左右’的。国外来信有英国、丹麦、西德、印尼、墨西哥等，多是要求签名，或者赠给照片，也有盼对《国际名人录》所载有关溥仪的记述提出增改意见的……
溥仪始料不及的是，这种情形竟一直持续到“动乱”爆发前夕。乃至他已作古，《我的前半生》仍屡屡再版，历经二十余年而不衰。正如溥杰所说的：“《我的前半生》，由内部发行到公开问世，由初版、再版到现在，确实达到人人抢着买，个个争着读的程度。”
此说并非夸大之辞。最有说服力的是，连一度严厉禁锢这部书的台湾当局也不得不在各界人士呼吁下，以妥协的姿态，在一九七六年，由台湾金川出版社将《我的前半生》中关于“改造”的内容删节后，公开出版发行。溥仪生前愧感于做伪满傀儡、出卖祖国的罪恶，每每念及台湾的回归和祖国统一，如今，若地下有知，获悉他那部书已成为沟通海峡两岸人民心声的礼物时，自当含笑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