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式的经历往往引人入胜。溥仪一生三次称帝已属历史罕见，由皇帝成为公民，更是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迹。而他撰写自传的消息一经传开，不仅使国内外惊叹不已，也引起了人们远远超出这一事实本身的思考。
“你的著作完成后，千万别忘记寄给我一本。”一位欧洲记者结束采访时，诚恳地提出了请求。
前来看望溥仪的拉丁美洲客人临辞行，也虔诚地说：“等你的自传出版，我要把它译成本国文字，让我们的人民都知道这个世界奇迹！”
“书成之后，我一定让它变成乌尔都文，使人民了解皇帝成为公民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访问他后，击掌而言。
时值一九六三年五月，也就是《我的前半生》即将杀青问梓，付诸出版的前夕。
溥仪把外国友人的希冀，带给了他的合作者李文达。他们望着摆放案头的厚厚的校稿，像企盼分娩的婴儿似地憨笑着。因为“怀胎五年”，其间的甘苦，两人最清楚不过。他俩静静坐在出版社那间只有五平方米的斗室里，默默地抽着烟。缕缕青烟，散溢着诱人的清香，使溥仪的思绪重又飘回七年前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高墙内……
同样是抽着烟。一连数日，他焦躁不安，吐出的烟圈是呛人而又火爆爆的。认罪阶段以来，尤其是日本战犯几乎人人皆书写了长篇认罪书。在其影响之下，伪满战犯也陆续拿起笔，大多写了“我的前半生罪行自述”一类的悔过书。但他苦于头绪纷繁，不知如何下手，心急如焚。所方早注意到了他的情绪波动，认为溥仪经历奇特，而且改造成效卓然。于是，由孙所长出面找他谈话：“有困难没关系，我们可以请溥杰助你一臂之力，时间上也可以适当照顾……”他频频点首，欣然同意。就这样，由溥仪口述，溥杰执笔，开始了这部奇书的撰写。
很快，这桩奇闻传遍了所内。昔日的伪满大臣王子衡、王光寅和蒙古族的正珠尔扎布、甘珠尔扎布等人，主动向溥仪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线索和资料。但囿于条件，清朝历史资料十分匮乏，所方只给他借来了诸如《清十三朝演义》等几部价值不大的参考书。
正当哥俩加紧撰写之时，描写溥仪生平的长篇访问记《末代皇帝传奇》在北京出版。对于他，这难道能说不是个有力的鼓舞？书里说得再清楚不过：“皇帝也可以改造？看来这是一个奇迹……”
描述“奇迹”所经过的痛苦历程中，他也创造出了奇迹：寒来暑往，仅仅一年，回忆录居然脱稿。
“奇书”，奇在面世也奇。
初稿并非正式排印，却是由伪满战犯数人用钢板刻写、油印的，仅仅装订成册十几部。纵观全书，虽字体不同，却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特殊文物。
对于此书的初稿，溥杰事后评价说：“大哥口述，由我执笔，从家世、出身到他三岁登基，一直写到一九五七年，其中也插进一些我的亲身经历，总共写了四十五万字。这份材料，只能说是一份自传性的自我检查，不像是书。”
固然初稿因由溥杰执笔，评价不免过谦，不过也说明了另外一个事实。正如溥仪在此书序言中所阐明的：
“我写的这本书，就是我前半生所走过的既肮脏又见不得人的一段丑恶经历。我所以下定决心要把它写出来的主要原因，既不是‘丑媳妇难免见公婆’的消极心情，更不是抱定了‘破罐破摔’的自暴自弃心理，而是想从我这哭不得笑不得的‘哈哈镜’——说得文明一点，就是一面‘照妖镜’，把我当年的这副丑恶原形赤裸裸地展现在祖国人民的面前，来表达我向祖国人民低头认罪和忏悔的衷忱……”
既然他是以悔罪的宗旨撰写，难怪几乎每章的结尾都出现了我“真是万死不足以蔽其辜！”之类的忏语。
尽管如此，这部“奇书”仍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北京，引起了有关人士的浓厚兴趣。当时，公安部一位副局长姚伦看到了这部书稿，深深地为之吸引。于是，将其推荐给了时任群众出版社总编辑的哥哥姚艮。经传阅，出版社的几名负责人无一不认为书稿虽粗糙，但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遂酝酿正式出书。
与此同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也接到了这个油印本，王世英副主任看过之后，当即建议，由文史办公室副主任姜克夫与群众出版社联系出版。同时，还带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的亲笔批示：“印四百份大字本，分送中央负责同志。”
恰在书稿交付印刷之际，溥仪蒙赦住在崇内旅馆。专程前来看望的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米暂沉，给他带来了全国政协领导的问候，尤其提到，《我的前半生》很有价值，正在排版印刷中。
直到很久以后，他才晓得，这部书在群众出版社出版，是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拍的板。
“是吗？”溥仪吃惊地瞪大双眼，简直难以置信，一个战犯所写的自传竟然能公开出版。米暂沉笑眯眯地说：“你很快就能见到样书了。”
样书未见，他却先见到了出版社的编辑，那是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底的一天上午。溥仪由姜克夫陪同，来到位于东交民巷的群众出版社。路上，姜克夫告诉他，范文澜也非常关心这部书的问世，嘱托自己陪他与出版社接洽。在二楼会议室，总编辑姚艮、编辑室主任于浩成、文编室主任李文达第一次与溥仪会面。
看上去，溥仪就像他那部书似的具有某种特点。他的布手提袋不像常人那样拿在手里，而是时刻夹在腋下。当他从手提袋里小心翼翼地拿出那本厚厚的油印书稿后，又同时取出两个眼镜盒，换上一副用来看书的眼镜戴上。后来文达才发现，他不止两副眼镜——走路、看书各一副，吃饭还另有一副。
他一开腔，竟完全出人意料，是地地道道的京白，嗓音豁亮。他讲述了初稿的撰写过程，并一再声明：“是二弟帮助执笔的。”又诚恳地说：“这本书只写到一九五七年，如果出版社能派一名编辑帮助修改，将内容续补到特赦时就太好了。”
恰巧，溥仪的提议与出版社的设想一拍即合。这时，姜克夫插话了：“来前，王世英曾力荐文达，不知可否？”
“可以。”出版社的领导征求文达的意见后，当即表了态。溥仪与文达分手前的握手，居然成了两位合作者友谊的开端……
不久，业经两月左右的昼夜赶排，《我的前半生》第一种版本，印刷七千册，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内部出版。书籍为灰色封皮，三十二开，分上下两册。关于溥仪和他的这本书，前言作了这样介绍：
他在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核对，他所提出的论点也有很多不妥和错误的地方。我们除了个别错字和标点符号以外，对文章内容未加改动、完全照编印出，以供内部参考。
同时，根据徐冰的指示，四百本十六开的大字本样书，分呈中央领导同志。这，溥仪表示赞同：“我渴望得到更多人的指教。”
同年二月三日。溥仪正在崇内旅馆，王乃文代替七叔给他送来了样书。他兴奋得一把抓在手里，飞快地翻阅着。学友们闻风赶来，书，他还未翻过一半，便被杜聿明、王耀武抢走，轮流传阅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