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得早呀。”连老向溥仪打着招呼，他直身一笑，又继续扫地。东方微露晨曦，在寂静的政协大院内，溥仪一阵挥帚后，轻舒两臂，练起早操。近来，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为适应文史工作的需要，须有好身体，所以，“每天（练）体操三次”。
早在回京的第九天，徐冰副部长与他促膝谈心，便使其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结下不了之缘。
“你经历丰富，可以和文史委员会联系，将过去所见、所闻、所知写成文史资料，无需分析批判，也不要怕观点错误，摆出真实史料就行了。”
“我已经写了些资料，”溥仪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呢。”
“不要紧，你在抚顺写的材料，由申伯纯负责要来……”
步入文史领域，他一路绿灯。
恰巧，来上班一星期前的正月初五，他出席了全国政协召集文史资料委员会和中央文史馆老人的座谈会。应邀者年龄均已近七旬，在鹤发童颜的老者堆里，他只能算个小弟弟。会上，他见到了周总理、陈毅、李维汉、陈叔通等领导人，还与前清遗老陈云诰重逢。那位“翰林院编修”再也没对他叩拜。当周总理与每人握手，勉励大家写出更多的文史资料时，他看到陈云诰以庄严的神情连连颔首，顿然感到旧的经历有了新的含义：作为文史工作者，他们共同站在了抢救历史遗产的第一线。
不久，连老告诉他，李玉琴应文史资料委员会之邀，来京撰写亲历资料。提起离异的前妻，他心里总不大自然。“见，还是不见？”他考虑自己是文史专员，协助做好文史资料的发掘工作，责无旁贷，于是从容出面，由两位侄子和申老作陪，为李玉琴设便宴“洗尘”，还陪她游览了香山等风景名胜。岁月，摄下了两位历史故人，以文史工作者身份漫步于京郊的珍贵留影。
他与故人共勉，也与新朋互助。子岗大姐惊喜地发现，他正攻读文史业务书籍，还常常与同事交流体会。辅导学习时，她表扬了溥仪，说从他的进步里看到了互助的作用。王耀武在日记中，如实记述了她称赞溥仪有的放矢读书的话：“互换看的书，看解决问题的书。”
也恰是这次，申老再度明确了他的主攻方向：“溥仪呢？要接着搞自己的，就是撰写《我的前半生》，这也是文史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
除了主攻方向，溥仪积极从事北洋军阀史料的整理。这段历史，他并不陌生，从北洋军阀的起家到民国期间政权走马灯似的更迭，无不与他当时的命运息息相关。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也曾统统在他的视野之内，一些被列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势力或多或少和他有过千丝万缕的瓜葛。如今，以文史专员的身份纂辑那段熟悉的历史资料，使湮灭的历史镜头拂去灰尘，却需要艰苦的发掘。在一些人看来，这也许是枯燥无味的：审阅成沓的稿件，校证历史细节，摘抄卡片，分类、登记、整理目录……但烦琐的忙碌，将使这些纸片以“亲历”的价值向世界宣布一个旧社会的解体以及一个崭新世界诞生的孕育过程。正因如此，他孜孜以学，乐此不疲。不妨从他先后写给友人的信里摘录两段，以窥其一斑。
我近来写《我的前半生》还没有完。现在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洋组工作，每日做分类稿件目录，此间工作较忙……
我现在上午到群众出版社，星期二、五有政治学习（在政协西城组）。星期一，是近代史业务学习。有时到社会主义学院旁听（近来因社会主义学院大厅的暖气尚未装好，因此多日没去了）。
或许出于使命感，他在整理文史资料的同时，也在努力提高史学素养和业务水准。去群众出版社，他一次就挟走了一摞书：《唐诗选》、《宋词选》、《资治通鉴》……偶然，他因病住院，对面床有位语文教员，他不耻下问，向他求教标点符号的确切用法。当那位教员晓得他的身份时，不禁为之肃然。
他按捺不住焦灼的心情。转过年的四月下旬，专员们听取了申老传达的周总理对文史工作的殷切期望。溥仪所在的北洋组，工作还未全面铺开。需要尽快拟定选题，抓紧组稿，发动老者撰写史料。他坐不住了，马上找到申老“请战”。申老看他急切的神态，便提议将《我的前半生》初稿略作修改，先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个别章节，果然一拍即合。征得溥仪同意后，申老指定万枚子做其责任编辑，争取尽快将稿子纳入选辑。
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选题。溥仪的前半生中，最具代表性且有史料价值的是他三次称帝的经历。好在他的自传初稿，已勾勒出这些历史事件的轮廓。与万枚子几经琢磨，他觉得三岁登基那次，只留下模糊的印象而已，倒是张勋的短暂复辟，在日本人扶植下充任伪满“执政”和“康德皇帝”的史实，给自己留下了深刻记忆。至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仍保存着当年溥仪撰写这部分史料的原始档案。
溥仪，二月十七日，撰写完《张勋复辟前后》，字数两万字。处理情况：编入二十六辑，付一百五十元稿费。
……
溥仪在六三年五月三日，写完交上《第三次做皇帝的没落》，字数两万四千字，刊三十九辑，付稿费一百五十元。
与档案记载不同的是，两人几经推敲，修改了题目。《复辟的形形色色》、《我怎样当上的伪满“执政”》、《我第三次做皇帝》，分别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二十九辑、三十九辑。万枚子曾沉思地回忆道：“作为责任编辑，在定稿过程中，我感到溥仪态度非常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交换意见时，他也很虚心。虽然，出版社的编辑已反复修改过了。”
这三篇文章以细腻的笔触，翔实的史料，描绘了近半个世纪前所发生的复辟丑剧，也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假溥仪之手使东北沦为殖民地的罪恶阴谋。发表后，受到社会普遍好评。
《文史资料选辑》拿到手，溥仪拎起一册，兴冲冲地闯进五妹家，没等细说，径直递给了老万。浏览几页后，老万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噢，大哥，原来这本书里面有你写的一篇！”
老万颇感兴趣，以极快的速度翻看了《复辟的形形色色》。因张勋复辟时，其父万绳縂是那位“辫帅”的参谋长，他自然洞悉这段历史的不少内幕。
“这个事件前后写得比较客观。”溥仪得到老万首肯的那天，是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二日。
对此，他难以忘怀，因为那天，他听说毛泽东读了自己在《文史资料选辑》上的文章，见到全国政协负责人时，竟关心地询问给了自己多少稿酬。当听说给了一百五十元时，便笑吟吟地叮嘱说：“溥仪是‘皇上’，你们怎么就给了这点钱？可以多给点嘛！”
溥仪得知后，激动得逢人便说。他感触至深的不是多少稿酬，而是作为一名文史专员仅仅尽了一点微薄之力，便受到如此的关怀。
溥仪又有了新伙伴。次年，杰二弟与范汉杰、罗历戎、李以，沈醉、董益三等六人被聘为文史专员，于十月十日正式到北洋组报到。走进办公室，李以？一眼瞧见溥仪，戏谑地喊道：“我和宣统皇帝在一起工作喽。”欣喜之色，溢于言表。
杰二弟的到来，对于溥仪仿佛如虎添翼，他的良好记忆时常给大哥以启迪。撰写伪满那段史料时，精通日语的杰二弟为助大哥一臂之力，连续半个月泡在北京图书馆翻译、查阅有关的日文资料。他俩由旧日的“难兄难弟”，变成了一对名副其实的“文史兄弟”。
有幸得很，他始终盘桓在脑际的若干个历史的“谜”，由于接触了一些目击者，往往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答案。
“你记得当年在天津时，收到一份炸弹礼物的情形吗？”
审核东北史的文史资料文稿时，他见到了张学铭。闲谈中，他有趣地问溥仪。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正是他当年潜往东北的重要诱因。
“你知道是谁送去的吗？”
“不知道。”
这实在是他多年想搞清而终未弄明白的一个“谜”。
张学铭乐了，一拍大腿：“是我哥哥张学良派人送去的呀！”
“啊……”
历史竟如此扑朔迷离。溥仪事隔三十多年后方知，张学良当初之意是警告他不要与日本人勾结，谁想，竟成了日本人胁迫他离津的借口之一。
此时，溥仪不无感叹：“那颗炸弹当时不但没把我炸醒，倒使我糊涂了不少年。现在，竟成了我回首往事的遗憾！”
“一九三二年，你接到过我给你的一封电报吗？”
又是一个历史的问号。全国政协委员陈铭枢，为撰写文史资料，需要核实一些历史背景，经李以？从中搭桥，与溥仪在专员办公室见了面。二人虽素昧平生，但彼此“久仰大名”，并不生疏。
溥仪一阵思索后，肯定地回答说：“没有。”又颇感兴趣地问道：“是什么内容的电报？”陈铭枢详细向他作了介绍。
原来，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为巩固其政权，由陈铭枢以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的名义向就任伪满洲国执政的溥仪发去了一封电报，试探其态度，以便暗中拉拢他。这对于公开场合下始终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国民党政府说来，是一件一直不被世人所晓的秘密。
三十年后，当事人陈铭枢撰写国民党与伪满勾结的关系时，想起向溥仪查证是最直接、可靠的，于是辗转找到了他。
“溥先生，你说当时没接到电报，可是国民党的档案存有电报发去的记载。”陈铭枢感到很奇怪。溥仪搔搔头，思忖了好半晌：“也许底下人接到了，没交给我……”然后，猜测说：“那时，伪满大部分官员对国民党很憎恶，不愿与之打交道，是否接到后扣下，也未可知……”
会面结束，溥仪歉意地说：“很对不起，没有满足你的要求。”
而陈铭枢却感到很满意：“得到‘皇帝’证实，你当时没直接看到那份电报，这本身就是收获噢！”
与其对人情世故知之甚少成反比，溥仪自幼长在宫内，对古物见多识广，颇有鉴赏能力。陈迩冬先生曾讲述过，他的一位老友是国内著名的文物收藏家，自渝来京参加文史会议，与溥仪偶遇于饭桌旁。
谈起文物，溥仪兴趣盎然，滔滔不绝。那位文物收藏家久慕其名，早有心求教，尔后遂携来数件古玉，请他鉴定。他高兴地仔细赏玩一番，恰如其分地给予了评价。在座的一位古玉研究专家不禁佩服其眼力，称赞他：“鉴定颇精辟。”
“溥先生，”陈迩冬五体投地地说，“无怪乎你过去笑话罗振玉的藏品为假古董，只能骗那些附庸风雅的日本商人哟……”目睹这一有趣的场面，他的一位老友，即席吟诵诗两首题赠溥仪，或可作为对这位文史专员的赞誉。
……（一）
辛亥之年君逊国，我生壬子不同天。
神州率土归民主，魔道春心托杜鹃。
薄坐同观三代玉，买餐各付四毫钱。
西郊夜气清如许，卧看星辰落槛前。
……（二）
冕□抛却着囚裳，昨岁新更干部装。
毕竟人民轻万乘，愿受一□为国氓。
佳话千秋同目击，勒铭还待蜀东方。
无疑，勤恳的态度印证着他对文史工作的偏爱。因午觉容易睡过头，为避免迟到，他的家虽离办公室不远，也只是趴在办公桌上打个盹儿，以便好让溥杰及时叫醒他。所以，往往走进办公室，便会看到他埋首案头。有时，他还将文史资料稿带回家去加班。连文史办公室米主任也夸他：“大溥在文史专员办公室，很少聊天，只是埋头干活。”
当他走上文史工作岗位整整四年的那个月，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次会议上，周总理语重心长地指出：“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这对以后研究历史有帮助。我们收集文史资料，就是要我们的同辈把遭遇写出来，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
经过一番讨论，专员纷纷对文史工作提出了改进建议。四月中旬，溥仪所在的北洋组与西北组合并为一个二十三人的大组。沈德纯和于树德分别任正副组长。座谈会上，沈德纯焦灼地提出：“北洋组的老人特别多，要尽快抢救！”北洋组研究后，确定了组稿、审稿计划和分工。溥仪和溥杰被指定负责审阅清朝宫庭内容的稿件。他分秒必争，不过十天左右，就对六篇稿件提出了初审意见，上交张述孔复审。
肾癌的胁迫，阻遏了他。但人们鲜知，当他无可奈何地住进医院，注明“办住院手续”的当天，他仍写下了几个组稿参考题目。手术后，他病休在家，仍惦念着组稿。沈德纯托杰二弟捎话，让他安心静养。他不肯，杰二弟可为了难，屡劝未成，不得已投书组织，请政协领导出面干涉。其中，他无奈地写道：
溥仪自动大手术之后，一时很好，但近来时常尿中带血。虽然组织上让他彻底休养好，但他总是难以安心静养。又兼他在家中呆不住，稍一见好，就要照常上班。我们劝也不听，真是一个难题……
非但杰二弟劝阻无效，政协领导也架不住溥仪反复“磨菇”，他连休假时也去央求张刃先：“干别的不行，抄一点卡片总可以吧？”这样，七月炎夏，他又兴冲冲地重返办公室。张刃先赶来叮嘱他，尽量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千万不要累坏。他表面答应了，但一上班就抱着虚弱的病体参加关于如何加强文史资料工作的大讨论，然后，又是审稿、组稿……忙个不停，而且如期交上了清末的组稿计划。
他甚至抱病四处奔波，亲往涛七叔家动员其撰稿。为了审核一位清朝遗老关于光绪妃子的遗稿，他还特意邀了家族的几个老者来办公室一起反复磋商，推敲其中的疑点。尔后，他几次三番去其家，动员这些见多识广的长辈撰写史料。有人开玩笑地说：“如今‘皇上’为了文史工作，倒反过来经常拜访‘大臣’呢……”
转过年，频繁活动的劳累使他再度入院，体重由六十公斤减至五十六公斤。而出院后，他又去了政协文室办公室。张主任急了：“你这么干下去，身体非彻底垮下去不可。如果到了那一地步，我们怎么向周总理交代呢……”他笑了笑，走了。可是，不久他仍硬撑着上了班，来到办公室就顿时笑逐颜开。
究其因由，或许可以从他回答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史永的话里找到答案：
“作为一个文史工作者，我感到非常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