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建功
父母是我们生活的第一任老师，他们在无时无刻地为我们上人生哲理课，不断教会我们走与别人不一样的路。
我10岁的时候，妈妈开始督促我写日记；我12岁的时候，妈妈让我读《西游记》。同样是12岁那年，妈妈教我“反叛”老师：“老师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为什么不能写得和老师不一样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次“反叛”：用一首诗去完成了一篇作文。结果我得了2分。“如果我是你们老师，我就表扬你。你不是偷懒。按老师的思路一点儿不差地写那才是偷懒呢！”其实妈妈也是个老师，多少年后我才明白敢让学生“反叛”老师的老师，才是最好的老师。妈妈的苦心在我考高中时得到了回报，那试卷的作文题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我开始耍小聪明，玩邪的，对于今天的中学生来说，大概也真的不过是小聪明而已。可对当时循规蹈矩的初中生来讲，确乎有点儿胆大包天了。富于戏剧性的是，妈妈恰恰是那次中考的阅卷老师。阅卷归来，她眉飞色舞地夸奖有那么一位考生如何聪明，用书信体写成了这篇作文，成了全考区公认的一份富于独创性的试卷，为此被加了分。讲完了“别人”，她开始数落自己的儿子如何如何不开窍。我等她唠叨够了，才不无得意地告诉妈妈：那位因密封卷面使她不知姓名的答卷者，便是我。
为这个得意的杨朔散文式的结尾，我的下巴颏儿足足扬了一个夏天。不过，对于我来说，最为铭心刻骨的，还是作文以外的事情。
我的学生时代，家境并不富裕。父亲虽然在大学教书，却也不过是一个讲师。父母除了抚养姐姐、妹妹和我以外，还要赡养奶奶、外婆。我记得小时候，父亲给年龄尚小的妹妹买来苹果增加营养，我和姐姐只能等在一旁，吃削下来的苹果皮。我的裤子穿短了，总是由妈妈给接上一截。当接上两三截的时候，妈妈就笑着对我说：“看，你这模样简直像个少数民族！”比起那些边远地区温饱难继的人们，这当然也不算什么。可是我读书的学校，是一个高干子女集中的地方。那些政治地位优越、衣食无愁的同学，每逢假日，坐着“华沙”、“胜利”翩然来去。新学年返校，这个谈北戴河度假，那个谈中南海做客，我辈寒士子嗣，自尊心岂有不被伤害之理？我永远忘不了班上一个高傲的女同学，穿着一件蓝灯芯绒面的羔羊皮大衣，雍容华贵，使我不敢直视。每当看见那件皮大衣的时候，我都要想起自己的妈妈穿的那件旧皮袄。那是妈妈从南方调来北京和爸爸团圆时，为了抵御北方的寒风，在旧货店买的。那是一件由无数块一寸见方的碎皮子拼成的皮袄，每年冬天，我都看见妈妈小心翼翼地在那些碎皮子间穿针走线。我常常伤心地想，我妈妈穿的衣服，还不如这些女同学们的啊。这些感受，被写进了我的日记，它是不可能不被妈妈看见的，因为她每周都要对我的日记作一次评点。
“你怎么这么自卑？你想一想，自己什么都不如人家吗？”妈妈问。
我想了想，我说当然不是，我的书读得比他们多，作文也写得比他们好。
妈妈说，她也想过，除了让姐弟俩吃苹果皮、穿补丁衣服使她有点儿难过以外，她也不是一个事事都不如人的妈妈；比如她可以告诉我们该读些什么书，怎样写好作文。
我哭了，妈妈也哭了。
我告诉妈妈：“我错了，我不该跟他们比这些。”
“那你觉得怎么想才对？”
“比读书，比学习。”我说。
妈妈笑了，说：“这当然不坏。不过慢慢你就明白了，读书、学习也不是怄气的事，干吗老想‘比’？你得学会把读书、学习、思考、创造，都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我这话你大概理解不了，以后再说吧！”
我当时的确是似懂非懂，只有当我18岁以后，一个人借着矿区宿舍一盏自制的床头灯，偷偷读《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又偷偷开始写一点儿什么的时候，才渐渐领会了妈妈这段话的深意。
爱的天空
我们原来是那样的幼稚，甚至有时幼稚得可笑，是父母让我们懂得许多做人的道理。父母是我们生活的第一任老师，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为我们上人生哲理课，不断教会我们走与别人不一样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