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同时也越来越在一些较不发达的国家中，工作的性质已经随着全球化而改变，这也已影响到高等教育的教和学。
首先，由于一些部门被少数大型的跨国公司所控制，它们的工作人员更加受到总部的支配，并且被要求不断更新工业技能和对公司产品的了解。在这些过程中，一些教育机构已经帮助了法人化的大学和跨国公司的培训部门，这转而就导致大龄学生在西方大学中的比例猛增，导致学生形象的老龄化。在几乎所有西方英语国家的大学体系中，“成年的”学生（一般从21岁开始）目前在数量上超过了最近中学毕业的学生。例如在1991年，莫纳什大学中53%的学生是中学毕业生；到2000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47%。学生人口的“大龄化”也已增加了校外（off-campus）学生的招生数，因为成年的学生更有可能去寻找不必参加常规课程的便利———1991年，莫纳什大学12%的学生是在外部招收的，但是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达到 17%，并且还在增长［布雷斯（Brace），2002］。部分时间制的学生的人数也已同样地增加了。
其次，全球化培育了消费者文化，这种文化伴随着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既是一种个人的、也是一种公共的利益（就是说，毕业生能够从终生不断增长的职业收入中获益），因此认为个人的经济投入是正确的，消费者文化已经使得许多较年轻的学生转变为“学生—赚钱者”———名义上是全日制注册的学生，然而在学期中的学习时间里从事有报酬的工作（而不仅仅是在假期中）。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大部分学生现在都有兼职工作，经常是每周超过14小时（澳大利亚大学副校长委员会，2001）。学习和在大学的经历已经只是年轻学子们生活的一个方面，一个新出现的情况是，较年轻的学子也在从事通常与成年学生的生活相联系的许多竞争性的工作。传统的20世纪60年代的校园活动，诸如政治俱乐部、各种运动协会和辩论社，这些活动用来调节青少年的业余时间，以满足他们情感上和思想上的需要，但是这些活动现在对当代的学生群体来说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吸引力。根据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调查，学生们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活动”［麦金尼斯（McInnes）等，2000］。
因此“学习”占用了一个学生较少的时间。对工作的投入已加强了对某些学习资源的要求，而这些学习资源可以在教室外、校园外、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得到。二十年前或者是更久以前，由于教育免费或者教育成本很低，劝说学生把全部时间投入学习这一“工作”是可能的，每一门科目要求学生在课外还要至少花10小时的时间自学，这一点也是可能做到的。而现在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这样的主张似乎是可笑的。他们的学习时间被压缩成围绕评价的“学习型社交集会”（study binges）。相应地，为了适应学生在时间上的压力和更为短暂的注意力，教师正在把大量的内容“压缩成”小的模块，这一种情况远离了以前的景象———在宁静的日子里在向往的塔顶下读书。
现在还没有证据能说明，这些变化着的学习模式对于智育成绩有什么长期的影响。我们只是不知道这种短期突击的学习方式是否会导致认知能力的减退，因为只有持续的理智方面的努力才能导致较为重要的发现。只有少数研究认知学的科学家开始质疑：实际的时间长度（从事一门学科的“学习”的神经活动的过程）是否会影响认知本身和与高等教育相关联的深度知识结构的长期“模型”（patterning）。我们不知道，使教师远离学生的许多学习活动是否会导致以下这种观念，即“知识仅仅是消费的一种形式”、是否会导致个人“享受”学习的乐趣和最方便的学习方式。
高等教育实践中当前的这些趋势和意识形态的以及体制的变化相联系（而这些变化加强了全球化的基础），这种联系在私有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制中试图把国内的体制标准化。不难把教育体制的标准化、知识的商品化和“大学教育是没有国界的一种商业活动”这一正在形成的观点直接联系起来。一个学位的明确价值对于一个个人来说，是找到能获得最高报酬的工作———这种价值观已刺激人们以一种更为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高等教育的好处。
第三级的（tertiary）教育的普及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大发展，教育的普及已帮助激发了企业家对教育的兴趣，他们把教育看作是在市场便利的终端具有巨大潜力的一种商品。在里泽（Ritzer）的《麦当劳化的命题》（McDonaldization Thesis，1998）中，这一主题得到了较为充分和非同寻常的探讨。在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观察员把这一潜在的大众市场和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转让联系在一起———知识能够被简单地“打包”和下载到世界各地的电脑上，允许无数的人获得各种资格证书，改善他们自己的和他们国家的经济状况。十年以后，社会上仍然存在着这样的意见，即坚持过分简单化地把教育看成是仅仅对那些经过整理的知识或信息的传播，尽管令人高兴的是：世界银行现在已经承认，热衷于把西方的学位授予民众［例如通过非洲虚拟大学（African Virtual University）］是对网站激增时期的热烈氛围的一种过于热情的反应［沃尔夫（Wolff），2002］。现在已经得到承认的是：要求地方适应和推行网络教育并且获得成功。
一些大的盈利性教育公司的进入（利用主要在美国的证券交易），已进一步强化了以下这样的看法：知识是一种个人的经济利益，学位是一种个人的金融投资。尽管这些公司自身已经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比较警惕，一些诸如西尔万（S y l-van）这样的公司现在还是移师到了拉丁美洲和欧洲。不管怎样，大体而言，一些盈利性的美国大学对于它们所了解的北美市场有着它们的雄心壮志。具有“国际野心”的参与者很可能就是一些出版公司，正如以上所表明的，它们越来越多地为教师提供标准的“工作包”和其他设施，包括幻灯片、练习题和网站等，这些东西能简易地被教师所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