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应该专攻和关注于它所擅长的事情的概念已有很长的历史，尤其是在美国。最初提出大学的多样性是出于宗教环境的多样性，大学要与学生和教职员各自的宗教活动相称；而高等院校的多样化最终被看成是反映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多元文化的社会的更广泛的社会需求。不同的大学类型有着特殊的多种职能，一方面它是一种工具，能对一种正在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做出反应，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在整个大学体制的发展中维持其稳定性［特罗（Trow），1979］。学生有更多的自由去选择最适合他们的一种大学的文化和使命。
人们发现，大学各种类型的扩展鼓励了社会的流动、提高了效率和增进了高等院校的自由。加利福尼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的高等教育“总体规划”（master plan）使各所学院与大学完成了所分配和指定的任务（从高等教育的开始阶段到博士后研究），州政府在地方层面强有力的干预加强了市场选择的基础。正如在美国的许多其他部门中一样，只有通过一种强有力的并且常常是详细规划的和受规章限制的框架，开放的市场才能得以更好地建成和保持。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来说，作为一种政策的多样化被认为可以使实验的风险降低。失败可以被局限于一所院校，而与此同时，成功却很容易随着高度流动的教职员传到其他地方。其结果就是，尽管最近有多样化程度下降的证据，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不仅普遍地迎合了众多学生入学的需要，而且在科学和其他研究中的表现也非常杰出（或卓越）。
赞成高等院校多样化的观点可以被总结为以下几点［斯塔特曼（Stadtman），1980］：
● 增加了学习者可选择的范围；
● 尽管个体间有差异，但是实际上使每个人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 使教育和每个学生的需要、目标、学习风格、速度与能力相称；
● 使高等院校能够选择它们自己的使命，并把它们的活动局限在那些和它们的定位、资源、教学与学生的水平等相一致的范围内；
● 对一个社会的压力做出反应（该社会本身就是以很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特征的）；
● 成为学院和大学的自由与自治的一个前提，因为高等院校之间越是不同，对于一个中央政府来说，想把高等院校变为灌输的而不是教育的机构就越困难。
高等院校分化的主张———尤其是高等院校对正在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的环境做出反应的理念———有一种民主的意味，而且，这些主张在迅速变化的现代世界中似乎更是一个有关的话题。这些主张和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多种解释并非不一致，而且它们还支持了这样的解释。高等院校分化的典型特征是它们入学途径的多样性，以及权力和机构在形式上的分离与互相依赖。在美国，高等院校的多样性和民主的开放性与社会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两种很有影响的理论模式。一种模式和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著作有关，他的著作通过一些结构功能主义者［诸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进入美国并且被人们所接受。涂尔干的观点来自于生物科学，它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活动的机体或系统，在这个机体或系统中，不同的部门各自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但是它们又相互依赖于彼此的有效的功能，这是为了很好地维持一个统一的整体（有机体）。
第二个传统（模式）更多地和经济主义有关，它断定：竞争性的市场和高等院校的多样化之间有一种强有力的联系。高等院校的多样化被认为和商业市场中产品的多样化是相似的，高等院校越是多样化，公众的选择越是能得到满足，社会也会越受益［迪尔（Dill）和泰再雷（T eixeira），2002］。这种思考的方式也许可以解释近年来许多国家在制定高等教育的公共政策过程中更多地引入市场竞争的原因。市场（或者“准市场”）被认为是向大学分配经费的一种有效机制（不管是公共经费还是私人经费），公共经费通过竞争以不同的款项分配给学校，其根据是学校所做出的成绩，例如吸引更多的学生，或者拥有更好的研究人员（这要通过对工作成绩的评估），在这里，政府充当的是个人的或更广泛的公众的代理买主；私人经费通过“顾客付钱”的政策由消费者直接分配。
因此，当每一所大学被迫集中它的优势时，政府倾向于把模拟的竞争看作是增加系统内多样化的手段。但是，我们将要看到，政府构建的市场化进程和高等教育系统多样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本未得到很好的证明。相反，至少有争议的是：不是市场化进程，而是公众政策层面的强有力的调节干预也许更有效，例如实行双重政策［高等教育机构的不同类型之间，诸如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和大学之间，或者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fachhochschulen）和大学之间］。然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中央规划和强有力的政府控制的批评主要是指它们造成了官僚主义、反常和低效，新自由主义的流行使得最近形成的统一的和市场化的大学体制（例如在澳大利亚和英国）不可能再通过改革重新成为福利国家明确的与独立的分支机构。至少，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注意到的，政府和大学之间可能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尽管大学越来越强调私立或法人团体的利益，而不是更广泛的国家或公众的利益，但政府试图采用一种更加“不许干涉”的方式来承认并可能支持建立世界一流的跨国大学；在竞争日益激烈并且越来越以知识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中，部长们更倾向于把国内的大学重新作为一个整体，以此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无论怎样，要求大学之间趋同而不是分化的压力更强，随着我们考察的深入，这一点也许不久就会得到证实。
此外，高等教育市场化倾向于强化高校之间在地位和声望上垂直的分层关系，而不是造成功能和任务在平面上的多样化。精英院校甚至比以前更能够得到最好的学生和最多的科研经费，从而比其他院校（常常是一些新建的院校）具有更高的声望。尽管其他院校一直都竭力想效仿顶尖的大学，但这些院校被要求通过不太受重视并且回报较低的教学活动来形成自己的地位。而且，虽然这样做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多样性，但它的基础却是大学固定不变的等级（并且这样做还会再次形成这种等级），同时，这样做使得大学的教学永远处于第二位的工作（与研究相比而言）。因此，关键的政策性的任务是要找到有助于创新的机制，尤其是在教学方面，这些机制不但可以作为保障更广泛的职能多样化和变革的一种手段，而且也可以作为使时下流行的固定不变的声望等级制度更有活力的一种手段。
目前，关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问题和高等院校分层或等级制度的问题，以及它们同体制多样化的关系，还有两点要指出。第一点，虽然近来在许多国家中，大学体制已经变得更有竞争力了，但是它们还不能构成完全的市场。在本科生收费和招生数（学额）这两个方面，大学常常受到政府的限制。公共补贴，以及政府要规避使大学失败或关门的政治风险也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对学生（消费者）信息的获取和学生的流动（四处消费）。本科生的流动在英国可能是最明显的，但是在诸如澳大利亚甚至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地方政府和城市的边界对学生选择大学施加了强有力的限制。
尽管在许多发达的社会里最近有一些改革（不管它们的雇员对这些事如何看待！），但和多数商业组织相比，大学的统一或法人化还不够。在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的时候，大学不能像许多其他私有部门那样有着共同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仍然是接受公共资助的、非营利的组织，它们是由一些完全不相同的、相对自主的、有独立思想的、常常是加入了工会组织的、冷嘲热讽的和喜欢抱怨的专业人员所组成。大学的治理是管理的各种类型与文化的一个复杂的混合物（这种管理常常来自过时的企业的正统做法），这种治理还包括学院的看法和社区的规则，包括政治的控制和权力的运用。这种混合体至少削弱和分散了组织的方向和变革的能力。
第二点，大学体制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它的声望等级制度，不同的院校之间，它们在地位和资源方面有很大的差别。从理论上讲，这种分层和体制的多样化可能是一致的，甚至还促进了体制的多样化。但是，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当等级制度的分层根深蒂固时，多样化的前景就很黯淡了。如果有可能，学生和其他人试图避免进入地位较低的院校（有时他们可能会想，政府在名义上常常提倡“多样化”，实际上是鼓励学生进入“顶尖”的大学，那么，是否还值得进入那些明显不受人尊敬的院校读书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对等级制的积极推进（通过允许顶尖大学提高学费标准，或者谴责地位较低的大学所授予的低水平的学位）似乎与政府所声称的推进机构多样化的战略不一致。
此外，在一些国家中，合并与其他形式的联合近来受到鼓励。例如在澳大利亚，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合并是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可以改变双重政策，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大学体制。在英国，一些拨款委员会和政府也周期性地发表声明（并且提供资金），欢迎高等院校合并的前景。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和平息人们的指责相矛盾，那种指责认为，大学在所承担的工作范围或职能上没有足够的区别。
伯恩鲍姆（Birnbaum，1983）认为，院校的多样化使不同成绩的学生在选择大学或学院时，使得学校对他们的期望和他们自己的成绩比较一致。在同学们的目标和行为比较合适与相似的一种环境中，学生们可能更加感到舒适。但是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一种方法会加固现存的分层模式，而且可能不利于鼓励较大的社会流动。一种过于刻板的多样化模式，尤其是如果和所招学生的不同的和分层的模式相联系，只会有助于加强现存的不公平的结构。同样，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它通过把不同大学间的声望和权利的等级制度固定成一个至少是半永久性的结构，从而可能取悦于精英院校。如果每所院校都知道它自己的定位，那么对精英大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威胁的有力的挑战者的出现机会就会减少。这些观点我们将稍后再谈。
然而，一般说来，在有关多样化的论著中，一个根本的假设是：专门化提高了教育机构的有效性。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当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在社会科学中处于高峰时尤其如此。诸如帕森斯和普拉特（Platt）（1973）、伯恩鲍姆（1983）这些作者强调，大学给社会带来了综合的和适合的好处，因为在发达的工业经济中，分化的和专门化的教育机构反应和满足了不断增加的劳动力的复杂分工的需求。正如我们以上所注意到的，这一观点是与政治氛围中对民主的多元论的解释相匹配的。如果所有的学院和大学具有相同的目标、组织和学生入学的社会基础，那么人们会感到，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就不会在社会参与和科学进步方面都保持卓越。例如，伯恩鲍姆坚持认为，有证据表明，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不能很好地履行大学的所有职能。集中于某些目标必然意味着其他目标会受到忽略。正是随着机构多样化以及特殊的使命和目标的确认，系统的有效性才得到了提高。
因此，多样化给一些组织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而那些在单一的和目前有计划的体制中运行的组织是没有这些资源的。其结果是不再担忧创新，这不仅对于单个的机构在一种竞争的意义上具有潜在的好处，而且提供了“公共利益”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对于整个系统来说，变革的风险降低，而动态的和富有成果的变革的机会更多。当教育系统试图应付人们很高的参与水平，同时旨在提高它们的学术和研究的地位时，这些优点被认为特别重要。与更多的专业化和组织的多样化相反，一套统一的机构全部充当同样的角色，会被认为使功能的和谐更加困难（特罗，1979）。
克拉克（Clark，1983）指出了大学在履行精英（科学研究）和大众（教学）的职能时所面临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些需要是十分矛盾的，同时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并且要求不同类型的学院在它们的活动范围中涉及这些文化。一些观察者进一步指出，精英院校和大众化院校在本质上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赖的。精英院校需要大众化院校在政治、财政和社会方面的支撑。大众化院校要依赖精英院校的价值观、标准和研究以显示出其教育的有效性（特罗，1979）。但是，它们的区别在于：精英院校比大众化院校更依赖于亲密的和经常是学生的社会化，所以学生的关系是亲密的，并且他们是寄宿的，大众化院校通常规模较大，更强调培训、与工作相关的学习以及技能的传授（斯科特，1995）。而且，两种形式的院校在不断吸收对方的一些优点。
例如，克尔（Kerr，1963）对“巨型大学”（multiversity）作了很有名的描述，说明大学在扩展它们所承担的职能范围方面，以及在他所赞同的不断发展的工具主义方面（大学对经济和其他外部利益的服务），大学正变得更加相似。《大学的观念》中那些较为古老的和哲学化的理念，在欧洲的传统以及诸如纽曼和洪堡这些作家的著作中所能见到的大学的引领作用（见本书第一和第二章），在实用主义的和多功能主义的美国环境中被认为无用和没必要而遭抛弃。相反，大学就成了它们现在这种样子。这意味着大学主要为各种需要服务，而这些需要产生于日益复杂的社会与经济的生活。
从这种观点来看，多样化是在不断发展的院校内部的增长，而不是在不同院校之间的角色的专门化中的发展。除了教学和研究以外，大学还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商业和社区“范围”的活动。此外，大学不能真正选择做他们想做的事情。除了财政上的风险，尤其是在地方和地区的环境中，承包人希望大学成为我们现在所称的一种“一站式购物店”（o ne-stop shop）。由此，大学正在逐渐参与各种范围的活动。一些院校正在开始变得相似起来，而且正是这种多功能主义而不是专门化在保持着体制的多样化。在不断扩展的大学中，支持体制多样化的是那种被称为内部的“计划多样化”的东西，而不是机构的多样化。然而，我们还不清楚的是，这种类型的计划多样化是否会产生和我们以上所提到的机构专门化有关的好处［戈德格巴尤尔（Goedegebuure）和米克（M eek），1994］。
克尔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大学必须不断反映社会的需求，这个观点在帕森斯（Parsons）和普拉特（Platt）1973年的论著中得到了某种回应（如果说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的话）。就像德兰泰（Delanty，2001）最近所注意到的，这是把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应用于高等教育的重要一步。在这个计划中，大学为整个社会系统提供了公正和信任的一种标准，而这种标准是社会凝聚力和科学以及相关方面的进步所需要的。大学自治有助于不断地建立和重建社会的认知结构，而这种结构对于现代文化的理性是必要的。而且大学的中立有助于建立社会的（道德的）完整性。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的认知的（科学的）和社会的（可信任的）这两种功能表明：大学是怎样为社会系统的整体需要服务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结构的抽象和概括的层面）。大学作为一种机构的形式，反映了不断发展的知识经济或“后工业”经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反过来，这些亚系统的功能有助于保持社会系统的整体统一。然而，与克尔不同，帕森斯和普拉特倾向于认为，这些职能履行的效果和效率是由于机构的多样化而不是机构的多功能主义所形成的。当人们致力于一个生物的或有机的模型时，系统的多样化、角色的独特性和互补性在这个模型中导致了全面而社会的（或“机体的”）一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