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可以从加利森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看法。他指出（1997，第63页）：
一个交往区是一个中等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中，一些程序可以被局部地调整，即使在更广的意义上有不一致的地方。？ ？参与创造、竞争以及保持局部的协调的工作是局部的知识被人广泛接受的关键。换言之，无需把跨界流动描述成一种转变（从理论转到实验，从军事科学转到民用科学，或者从一种理论转到另一种理论），也许更有用的是：按照边界上的工作来进行思考，在边界上，各种地方性（局部性）的语言逐渐形成，但有时消失在亚文化之间的空隙里。
观点上的这种转变是至关紧要的，其重要性可以通过对某些机制的思考得到说明，而这些机制目前适合于使以下这种转变更有效，即科学发现的工作从大学转到工业界。像筒仓那样（silo-like），在以学科为基础的科学与学术的结构内工作，它常常被假设为：大学创造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主要的。例如，对于成功的技术创新来说，科学发现通常被认为是基本的要素，大学经常想当然地认为：它们是许多这些思想的主要来源。因此，许多人认为：重要的是使这种知识有效地跨越机构的界限。
这种语言在若干层面上是要被长久保存的：关于认知的界限，在从纯科学转到应用科学的过程中可以找到这种语言，同时在机构的界限上，在从大学转到工业界的过程中也是如此，等等。考虑到知识越界转移的观念的流行，如果我们发现许多大学和政府机构已在适当的地方建立了行政管理机构———技术转让办公室、创新孵化器、科学园和类似的部门———从而帮助实现这种转移，我们大概也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对比之下，“业务空间”的概念把这种比喻的说法从“跨界转移”改变成“边界上的对话”。这一改变明确地强调：正是这种“边界上的对话”才使得有可能获得别人所掌握的知识。对于许多不同的被用来有效地解决一个复杂问题的知识来说，需要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系统地阐述有关问题。正如加利森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共同语言———当它们产生时或者如果它们产生了———提供了一种“证据”，证明已经达到了某种共同的理解。对比之下，简单地让信息“包”跨界流动往往使许多事情说不清楚，因此毫不奇怪，这种转移常常是不成功的。
作为跨界工作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考虑数码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DEC）所开发的小型计算机的案例，基德尔（Kidder）在《一种新机器的灵魂》（The Soul of a New M achine，1981）一书中已对它作了很好的描述。这里，我们所说的“业务空间”对该公司来说主要是内部的东西，但是，其边界具有高度的渗透性。作者描述了发现的一种过程，这种发现最终导致一种新的设计布局，这种布局加固了新计算机的制造的基础，尽管通向这种设计布局的道路仍然是未确定的。但是，最初，对于这种布局可能会是怎样并无一致的看法。
在“发现”的过程中，许多不同类型的专家在探索中进行合作。这些人包括工程师和计算机程序编制员，也包括逻辑学家、数学家和固体物理学家以及财务与市场营销人员。在这种“业务空间”里的某些参与者来自大学，但是其他人则来自知识产生的社会大系统中别的地方，而对这一系统以上已作过描述。许多专家不会长期地参与这种过程———随着该项目的进展，当不同的问题出现时，专家的构成也改变了。
最后，该项目的“管理”似乎是一个人的责任，他的职能也许更好是被说成是一个知识的经纪人，而不是一位管理者或一位企业家。他推进了这种合作，合作导致了共同语言的形成，而共同语言是发展设计布局所必需的；随着该项目的进展，他还把不同的专家引入和引出“业务空间”。当一名知识的经纪人是一门精湛的艺术，他经常要告诉专家们：他们在合作中的作用已结束了。就像基德尔所清楚了解的那样，这一过程中的参与者（包括大学的研究人员）用一种也许可被称之为“粗放的”管理方式在进行工作。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许多重要的和在智力上有挑战性的问题总是要经过以下这样一个过程来处理，即从一个理念到最后一种设计布局，他们还知道：他们不能不参加这种“谈话”。
这一例子表明了管理错综复杂的事物的策略的重要性，也表明了一个既需要稳定性、又需要不稳定性的组织的不确定性。毫无疑问，数码设备公司不得不开发和改进许多其他产品，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留在业内和能够为新的发展提供资金。这里的要害是：为改进一个产品所必需的管理的策略与风格完全不同于那些为开发一个新产品所必需的策略与风格，尤其是当不清楚新产品将会有什么样的“形状”时更是如此（就像在以上这个案例中那样）。如果能发现数码设备公司是怎样在同一个组织内平衡这两种必需的但又极不相同的策略，那将是有趣的。某些组织学的理论家们坚持认为：为提高创造性所必需的策略在一些组织内常常得不到承认；这些活动常常不得不在私下进行。目前有关合理规划和结果管理（outcomes management）的主要说法表现出一种很固定的思想倾向，一些组织发现很难转变这种倾向。毫不奇怪，有创造力的人总能找到各种方式，从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莱西（L acey），1996］。
一般说来，在“业务空间”的边界上进行交流的观念很好地说明了在许多应用的环境中所实际发生的情况（这也是第2种研究样式的特征），同时也强调了一点，即第2种样式不只是对第1种样式的研究结果的应用，第2种样式更多的是把第1种样式的研究结果吸收进新的框架内（这种框架是通过共同语言所得到的理解的结果），而新的框架使得研究并解决复杂的问题成为可能（这些问题存在于学科结构以外）。当斯塔（Star）和格雷斯默（Greismer）（1989）推断：人们通常没有认识到科学工作的对象常常存在于多个社会领域中，这时，他俩肯定是正确的。不仅是第2种样式的科学，所有的科学看起来都专注于探索新的设计布局，但是第1种样式又要求各相关部门的（intersectoral）工作。
对政府的含义
促进边界上的工作的策略的含意是深远的，因为，为了适应这种工作，决策者们不得不破除该领域主要的说法。按照惯例，政策的基础主要是制定目标、分配资源和测定结果。对于那些需要在边界上运转的组织（那些依赖连续不断的创造性的组织）来说，基于一种资源分配的模式的策略不仅是不恰当的，而且也是行不通的。为了保持创新的精神，大多数组织不得不通过各种合作的安排至少把它们的一部分精力用于提高创造性。它们可以通过鼓励在边界上的“业务空间”里工作来做到这一点，这些“业务空间”或者是学校内部各系科之间，或者是不同组织中的各团体之间。这一策略适合于知识产生的更开放的各种形式（我们已把它们描述成第2种样式）。
显然，这样一种转变不能简单地通过引进目前主要的理论（语言）和做法来进行调整———要有一种新的语言去“弄懂”在有关的研究背景下所发生的事。我们已表明：可以鼓励“业务空间”的产生（这种空间在既定活动的边界上运转），按照这样的做法来进行思考，以上这种转变就能很好地实现。出于这一目的的策略需要认识到：当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很多时（就像在研究中那样），就不得不接受一定数量的、并且是不能减少的多余的东西。此外，用于评价可比较的团体的创造性的标准必须得到发展，并且最重要的是，合作进行的创造性工作要求设法减少研究人员所面临的焦虑（当他们在基本上是临时的框架里工作时）。
一些政府往往不太愿意支持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一类项目。它们显然更喜欢较严格的有关真实结果的语言。然而，决策者和策略分析家们不得不接受以下这一点，即一些组织既需要稳定性，也需要不稳定性，这两者各有其自己对于有效性的标准。不承认这一点，就很可能使得一些研究型的组织和国家拘泥于某些行为与做法，而从长远来看，这样的行为与做法将使这些组织和国家容易受到新的思想与做法的批评（这些新的思想与做法在别处得到了发展）。换言之，新的思想倾向要求科学和政策的相互调整。
有关跨越机构界限的转移的语言从一开始就已表达了科学政策的实质。在科学政策最初的制订过程中，这种政策关注“科学选择的标准”［温泊格（Weinberg），1963］。科学政策涉及由科学家们自己把各种资源分配给各研究课题，因为有以下这样一种假设，即认为只有科学家们才知道在哪里和怎样发展“好的科学”。但是，把科学发现的成果拿出实验室并负责它们的应用则是其他人的责任。在已往40多年中，这一观点已逐渐改变了：首先是随着一些技术政策的引进（根据这些政策，科学被看作只是一种信息———尽管是一种重要的信息），后来是随着创新政策的发展（这些政策试图使科学和技术为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的工作服务，诸如提高国际经济的竞争力和改善生活的质量）。
正是由于创新政策的急需，把科学发现的成果转化为技术创新的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增长最终表现出某些局限性。正如已被指出的那样，从需要提高国际经济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本质上来看，可以发现探索新的设计布局的紧迫性。从现有的分析来看，以下这一点将是清楚的，即新的设计布局的细节是“业务空间”内边界工作的结果。创新主要要求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知识与答案。这就需要无数的专家结合在一起，可以这么说，这些专家处于不同的社会领域，这转而意味着：处理这些问题的对策必须来自各个方面。其结果是，发展创新政策的企图已适合开始对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的实质作更为仔细的分析，同时开始表明：政府（政策）的作用也许不再是作为研究的一个主要资助者，更多的是作为个人、团体和机构之间的一位经纪人（这些个人、团体和机构有一种要找到知识与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兴趣，但是，对于什么是一种可接受的知识又有不同的看法）（吉本斯，2001）。
就从创新过程的不同参与者中引进各种资源来说，政府的许多创新政策已构建完毕。例如，英国生物科学领域中的研究项目一部分是由教育和技能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资助的，一部分是由拨款委员会（Funding Council）和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uncil）拨给的，一部分是由工业界资助的，还有一部分的经费来自一个私人慈善团体［韦尔科姆基金会（the Wellcome T rust）］。类似的多渠道争取资金的方法目前在许多先进国家中已极为普遍，这不仅是因为不可能从单一的地方得到足够的研究经费，也是因为创新需要得到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而在一个单一的样式中，不可能适当地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要保证所找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能反映一系列的观点，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资金投入让不同的参与者在相应的“业务空间”中有一席之地。正是这种寻求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的方式促进了目前的趋势，即政府开始充当经纪人的角色（尽管有点不情愿）。
人类基因图计划
巴尔默（Balmer）在分析基地设在英国的人类基因图计划（Human Genome M apping Project，HGM P）时，提供了一个关于“业务空间”在研究中怎样运转的有用的例子。人类基因图计划的目的是把整个人类基因的组成按目录分类。像地理图一样，基因图可以有不同的种类和方案，从大规模的不同基因之间的联系图———基于共同遗传的频率，通过各种类型的有形的染色体图在脱氧核糖核酸（DNA）上确定各种“界标”，最后到最高级的方案，即生物化学的碱基对（base-pairs）的次序，这些碱基对组成了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对于人类基因图计划也有争论。该计划的支持者们声称：该计划可以为科学和医学提供一种有价值的资源，而反对者们在费用、策略、伦理学和该计划的结果的最终效用等方面向该计划的明智性提出了挑战（巴尔默，1996）。
巴尔默坚持认为，人类基因图计划不是任何单个因素的结果，它也不仿效一种典型的国家研究项目的模式。对于人类基因图计划这件事，不能按照官僚政治学的思想方法去理解，而要把它看作是协调的一种复杂过程的结果（在协调中涉及许多利益方）。没有单独的一个人、一个团体或一个组织能够控制和支配其进度与方向。此外，英国政府的“选择”、“集中”和“花钱有价值”等政策并未直接推动基因图计划，但是提供了指导路线，以便协调医学研究委员会（M edical Research Council）和基因图研究团体的议事日程。
人类基因图计划的职能是作为一种“业务空间”（按照巴尔默的说法，是一种边界的物体），这一空间位于许多组织与利益的交叉点上。它构成了一个社会和政治的统一体，使得各工作团体的目标和议事日程相互配合，而这种配合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实现（当各团体及其议事日程和政策打过交道或者被边缘化时）。因此，钱就从政府流向了科学家，在一个统一的项目的保护下，基因图计划得到了支持。
“业务空间”的出现在基因图计划的推进中是决定性的。对于开始进行的工作来说，不同的和经常相对立的利益的组合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组合不是事先安排好的，而更多的是一个和谐结合的过程。在基因图计划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控制别人，每个人都在准备即席“表演”，更确切地说这倒像一个管弦乐队（在队中，所有的演奏员都在竞争，想当指挥）。“边界的物体”———基因图计划———允许听到某种美妙的音乐，至少得到一种基本的承诺，以此为基础，许多利益能够充分地集中起来，从而允许资金的流动。人类基因图计划最终会遭遇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部分地是由于其他有竞争性的“边界物体”的出现，而这些物体在它们自己的“业务空间”里运转，它们答应给予更快与更便宜的科学成果。
对大学的含义
新的设计布局大概是在中等范围内把事情与背景做综合考虑的最简单的例子。对于许多方面来说，问题是这种环境的范围还是太小。可是，正如纳尔逊（Nelson）所坚持认为的那样，现在也许是承认以下这一点的时候了，即选择的环境（它决定哪一种新产品将会出现并得到开发）现在受到越来越系统化的管理组织的包围。这些组织要求一些公司在它们新产品的开发中，从头开始比现在更广泛地关注社会的以及与健康有关的问题，而这一点原本通常是由一般的“市场”去完成的［纳尔逊和温特（Winter），1982］。正是在这里（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接合部），大学的一种新的研究机会出现了。
考虑到大学目前所具有的大量的知识资源，人们理想地希望大学不要不愿意做，而是要带头为探寻复杂的知识与解决问题的办法充当经纪人。大学不应该浪费精力去贬低第2种样式的研究活动的完整性，不要不断地重申以学科为基础的研究活动的独一无二的价值（这种活动通常与第1种样式相连）。大学无需放弃第1种样式。正相反，大学需要更充分地接受第2种样式。换言之，大学需要超越相对狭窄的企业／经济的环境的界限，参与合作研究（这种研究目前统治着对新颖的设计布局的探索）。更确切地说，如果大学接受第2种样式的研究方式，大学将处于这样一种立场，即坚决主张：它们参与竞争性合作的“代价”取决于向研究提供资金的目的，而合作的有效性超越了传统市场经济的眼光短浅的规则。此外，如果大学发展内部的经验、知识与技能，而这些经验、知识与技能又能够使大学发展各种其他的能力，从而促进（和管理）许多“业务空间”的成果的出现（第2种样式的研究中需要这些“业务空间”），那么大学在这方面就将更令人信服。当然，起带头作用也需要发展行政管理、组织形式和奖励结构（这些东西将能够吸引和留住科学家）。对于公众需要有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办法来说，对于要求超越专家的一种对话、从而去探索知识与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市场上）来说，对于支持更广泛地参与研究过程的一种态度来说，这些管理上的安排、组织的形式和奖励的结构将需要非常小心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