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知识创新———研究———的领域中，全球化现在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最大。信息和资料的全球流动似乎是正在形成的知识经济的固有特征，知识的流动甚至比金钱更容易。全球化正把大学吸收进一个分散布局的知识创新的体系中，它使大学加入到许多联合组织和伙伴关系中去，因为大学也在寻求得到专门和最新的知识，包括从广泛的大学以外的研究和发展公司得到知识，在那些公司中，基础和应用研究越来越结合在一起［吉本斯（Gibbons）等人，1994］。
因此，分散进行的知识创新创造了一个协作工作的世界。正是需要具有各种专门的知识，才使得当前有理由去发展网络、去扩增研究与发展的伙伴关系与联合组织。这些新的组织形式表面上看起来是要承担各种风险和费用的，但它们也能接近别人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如果大学打算在研究的最前沿开展工作，它们需要确保它们的教师能够进入适当的组织。但这些组织是如此的不同和千变万化，以至于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把所有各地经过确认的人力资源集中到同一个部门。为了保持处于研究工作最前沿的地位，大学必须学会如何利用所有的有利条件，要能够与人分享它们的智力资源。
全球化也似乎正在使大学研究的关键部分从根本上变得“市场化”了，全球化正改变着大学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使得大学和外部世界的边界相互渗透。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斯劳特（Slaughter）和莱斯利（Leslie）（1997）所谓的“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这种“学术资本主义”可在公立的研究型大学、尤其是在新的“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s）的领域中找到（虽然对于“学术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还有争论，因为资本主义的概念涉及到社会经济学中某种形式的剥削关系，但是，斯劳特和莱斯利主要是考察学术知识创新与传播过程中市场关系的增多）。生物科学为市场中科学与技术的不断结合提供了最好的例子。全球化通过不断增强的竞争对大公司产生了影响，使这些公司在日益知识化的社会中去发现和开发新产品，这就是逐步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的特征。随着许多公司的进取心越来越大，它们在诸如分子生物学这样的领域投资，其结果就是把基础科学研究纳入更企业化的运作方式中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诸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中，以上这种情况尤其可以通过各种交叉学科的中心和系科的发展来加以说明（这些众多的交叉学科包括材料科学、光学和认知科学等），这些中心与系科的特征就是它们的商业活动。这些中心与系科的发展反映出公司和大学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交易，公司无止境地寻求各种新产品，这些新产品能很快被转变为成功的商品；而大学需要通过寻找更多的市场机会以弥补公共资金的减少。随着国民经济越来越受到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各国政府也受到来自工业和商业界日益增大的压力，工商界要求政府鼓励大学开发出更多为市场所接受的新产品。因为政府期待公司得到更好的装备，以便在世界市场上更加成功地参与竞争，所以给大学与工业界之间的合作的拨款也更多了。在公立的研究型大学中，较少的资金被分配给教学，而用于应用研究以及类似活动的经费则定期增加（这些类似活动有助于大学发挥其潜力，以从外部获得更多的收入）。
加强中学后教育和企业创新之间的联系被作为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一种手段，这似乎越来越成为发展中的全球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也在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中得到反映。其目的是通过发展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以创造国民财富；通过发现新的产品与工序，增加高技术工作的数量，而高技术的工作报酬较高，同时还能增进世界的产品的价值。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部长们似乎确信：公共资金也许可以用于那些自由决定的或边缘的活动，但公共资金正在被投入研究工作，而这些研究或者直接关注生产创新，或者对大的全球性公司（诸如高技术制造业）的创新领域作补充。其结果是，用于教学和“较软的”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研究的资金已趋于减少。全球化对大学内部的影响因此十分不同。
受好奇心驱使的研究或者基础研究以及较个性化的研究，这些似乎受到了特别的损害，因为现在要使大学研究服务于更广泛的国家的战略目标，使大学研究成为更广泛的经济发展规划的一部分。对某些人来说，值得讨论的是，减少基础研究对公司是否有好处？是否能从应用研究获得更多的好处？其结果也许是失去重要的知识分子和各种力量，而要创造各种思想和养成创造性，原本需要这些知识分子和力量。有了各种思想和创造性，才能把知识运用于市场。也就是说，有的方法看起来有效，但它完全是短期的，是目光短浅的。在英国，最近提交给工程和自然科学研究委员会（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的一份报告说，和工商业界过于紧密的结合也许正在抑制英国化学家们的创造性。存在着这么一种转换，即从创新和发现转向更谨慎的增值的研究，这可能反映出一种对与生产相关的工作的过分关注（参见2003年1月13日《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al Supplement）。
斯劳特和莱斯利提出，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通过他们描述的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来更好地加以解释。用一种简短的方式来说，这种理论认为：被剥夺了重要收入（诸如减少公共资金）的组织，它们将寻求新的资源。他们指出，研究经费是大学的重要资源，不仅因为大多数研究经费是通过竞争得来的，还因为大学普遍和经常地试图使它们的声望和总的地位达到极致。研究就是区分大学不同地位的关键。
大学教师把研究转向商业化的形式，和工商业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为的是保持研究经费不减少，而且这样的举动也日益受到公众和其他机构的鼓励与赞许。因此，大学的战略是提高声望，尤其是如果和它联合的公司是一家大的国家的或全球性的公司、该公司凭其本身的资格就有很高的地位的话。确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大学在工业或商业的合作者的成功与否，大学也许有可能被进一步分化成不同的层次。情况似乎会这样：基础研究仍然被学术界看作是科学的核心，而同时应用性的商业或企业的研究也逐渐被认为是具有普遍研究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产品和出版物都是研究的成果。这对于那些最接近于高新技术的市场终端的教师来说尤其如此。这些教师在评价知识时，非常看重知识的商业性盈利，看重这些知识能否产生更多的财富，当然他们也看重这些知识对世界科学知识的积累及其重要性的贡献。
有人想要分析当代的“学术资本主义”或“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但能够引证的东西却经常很有限（尤其是在一个比较的和全球的背景下）。斯劳特和莱斯利并未使用诸如性格与学科这样的变量去对大学教师们正在变化着的价值观作详细和严密的调查，例如，和他们关于“机构资源依赖理论”（institutional resource dependency）的概念作比较。同样，也很少有人去考虑特定的地方性因素或者全球化对地方工作的不同影响。
然而，新近由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1998）所主持的对欧洲五国的比较研究确实似乎证实了斯劳特和莱斯利的研究的一般性结果，尽管这种证实多少带有一点赞美的味道。克拉克注意到，这些欧洲的大学有五个共同的特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利用速度和灵活性）；一个扩张了的发展的外围，包括新的非系科组织（non-departmental units）的发展（诸如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等）；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一个受到激励的学术中心，里面的大学教师认可变革的需要；参与企业的活动和接受一体化的企业文化。然而，正如迪姆（Deem，2001，第17页）所注意到的，他们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似乎过于依赖和经理与管理人员的面谈，而这群人也许被看作是最欢迎克拉克及其同事所描述的企业发展的人。
在全球化的高等教育界中的这些发展并非没有风险。大学是否有能力去正确地和成功地利用它们所获得的知识以及各种商业关系，这一点尚不清楚。有许多证据表明：大学并不总是使它们的研究获得专利，大学和工业部门进行合作，但承受的风险比例太高，而且回报太少。在现实情况下缺少成本效益分析，即没有去考察大学和公司之间合作的收益分配（尤其是所承受风险不同程度的各种情况下的利益分配）。大学和工商界这种合作关系的法律义务经常似乎履行得较差，也未得到适当的检查，同时，大学组织广泛的“非组合主义”的（non-corporatist）和流动的（“学生的”）（collegiate）性质使得教师在制订协议时缺少商业经验，而这些协议在学校内又难以得到检验，因此这些协议也许会带来很大的经济问题。对于学术工作者本身而言，由于他们是大学的雇员，他们基本上仍然可以免受市场的风险和潜在的损失。大学教师有公共经费的拨款，因此很少有人准备放弃他们安心的工作而去接受各种契约性的条件（这些条件对于私营部门的商人来说是正常的）。
我们以上所描述的全球化的各种形式对于大学的道德规范和凝聚力可能会产生值得注意的后果。它也许会助长不同人员之间的分歧，即创业型的专业人员越来越习惯于相对来说较多的自主和较大的权力（在这些新的环境中进行决策需要这种自主和权力），而行政人员习惯于较为从容的工作方式，不过也越来越信赖新的和明显的组合主义的各种责任形式。在大学教师中，不难想像有些学科领域中的人会感到不满（这些学科似乎不能提供高新技术和具有知识创新性质的商品）。对于那些承担本科生教学工作的教师来说，学生数量大，学生的家庭出身与社会背景越来越复杂，这就使得教师的工作负担更重，而报酬却减少了。考虑到各地大学中学科和工作中性别不平衡的现象，人们不难想像：在自然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中导致男教师占多数的各种因素与条件可能变得更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