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西西的小日本，”蓝国骁气哼哼扔掉手中的工兵铲，擦了擦满脸汗水，碰了碰教官肩膀，“以那个狗屁巜田中奏折》说，小日本亡我之心非一日之寒，那甲午战争是不是无可避免？”
这是1932年2月19日凌晨。
19路军争取到了保贵的几个小时时间，还来得及全面检查、加固加强战场工事。
“布莱特！”教官猝一口，“小日本自以为强大了，早就在准备向我们下刀子了，它只是需要一个借口。”
“就是说，没有朝鲜的东学党起义，小日本也一样要对我们动手？”
“不错，”教官肯定地道，“你就看看小日本借口东学党多么可笑吧。”
东学党起义，说的就是朝鲜甲午农民战争，公元1894年在朝鲜境内爆发的由东学道领袖全琫准领导的反对朝鲜王朝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侵略的农民起义，是朝鲜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
起义持续了10个月，最终在朝鲜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以失败告终。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欧美列强开始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
对外侵略由军事侵略为主转变为以经济侵略为主，由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仅仅靠夺取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已远远不能满足欧美列强资本输出的需要了。
于是欧美列强提出并实施了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计划。
它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打败并强迫开放国门的亚洲封建国家，重点就是东亚地区的中国（大清帝国）、朝鲜等地。
欧美等列强认为虽然中国已被打败，但由于清政府的实力仍存在，并且中国通过“洋务运动”达到了一定的富国强兵的效果，在短时间内很难完全控制。
实力更弱的朝鲜成了首要的受害者，列强加大了对朝鲜的侵略，将朝鲜变为其角逐场所。
而其中，犹以朝鲜近邻日本的侵略最为严重。
前面已经说过，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实力迅速发展，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对外扩张的欲望十分强烈。
事实上，小日本自古以来一直便觊觎着朝鲜半岛，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不少人士都大力鼓吹“征韩论”。
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
小日本打开了朝鲜的国门，随后列强纷至沓来，到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缔结，朝鲜的门户全面开放，从此引发了朝鲜深重的民族危机。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是朝鲜最大的掠夺者。
1885年—1890年，朝日贸易额占了朝鲜对外贸易额的80%。
日本投机商廉价收购朝鲜大米、大豆、棉花等农产品，然后运到日本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
同时，日本则在朝鲜市场上高价倾销粗劣纺织品，获取巨额利润。
日本资本家还控制了朝鲜的金融业、海运业、渔业。
这种掠夺性贸易引起朝鲜粮食奇缺和物价飞涨，使朝鲜人民的生活陷入极端困苦的境地。
日本和欧美工业品（大部分欧美工业品由中国转输朝鲜）的倾销，导致朝鲜的城乡手工业开始解体，朝鲜农村阶级分化的过程加剧，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
经过日本等欧美列强的盘剥，原本就十分贫困的朝鲜人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朝鲜人民和外国（特别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民族矛盾愈发凸显。
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朝鲜封建地主阶级却没有吸取在19世纪中叶清王朝和日本在与西方列强战争中被击败并被羞辱的教训，依旧横征暴敛，不思进取，致使人民生活日益贫苦，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朝鲜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歌：
金樽美酒千人血，
玉盘佳肴万姓膏。
烛泪落时民泪落，
歌声高处怨声高。
这也正是朝鲜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19世纪后期，朝鲜以闵妃外戚集团为首的实际统治者更是贪污腐败，奢靡无度，史载当时的朝鲜宫廷“长夜之宴无日或辍，倡优妓女演呈百戏，酒池肉林靡费巨万”。
各种赔款和外国贷款本息的偿还、日益庞大的军政开支、王室费用无止境的增加等等，也使朝鲜国库空虚，赤字猛增。
朝鲜政府不得不以卖官鬻爵来维持财政收入，就连科举也成了交易市场。
同时朝鲜统治者还勾结日本侵略者，成为了列强侵略朝鲜的帮凶。
1889年，由于日本的掠夺和天灾频仍，朝鲜部分地区实行“防谷令”，禁止把大豆和大米输往日本。
日本人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朝鲜政府立即废除防谷令，并勒索大量赔款。
朝鲜封建统治集团置朝鲜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立即废除防谷令，并赔款11万多元。
朝鲜的中央政府如此荒淫腐败，地方官吏和农村土豪更是巧取豪夺，横行霸道，贫富悬殊空前严重。
朝鲜的社会矛盾就像干柴一样不断累积。
朝鲜统治者对内骄奢淫逸、对外妥协卖国的这些行为都极大地激化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
尖锐的阶级矛盾是朝鲜甲午农民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深受多重压迫剥削的农民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与日俱增，起义反抗的意识日渐形成
正如当时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也向沙皇报告的那样：“全朝鲜陷于沉重而日益增长的激愤情绪已有相当时日，这种激愤情绪极易转变为公开的暴乱。”
后来朝鲜甲午农民战争的一位领导者吴知泳对当时朝鲜社会的状况和人民的心态这样描述道：“万民涂炭，村村哭声连天，人人怨声载道，八道民心惶惶。两班官吏以至富豪，既鱼肉百姓，民恶能不以为敌？彼之生存，全仗百姓，何故置吾民于死地？故百姓日夜盼国亡，有言必称亡国，曰：‘此朝必亡，非亡不可，何不早亡？’”
与此同时，面对国家的日益崩坏和人民的深重苦难，一大批立志于拯救苦难的民众的有识之士开始大量地涌现，朝鲜人民和这些仁人志士开始不断进行救国救民的探索与斗争。
1885年—1894年间，朝鲜官方记录的较大规模的“民乱”就有38起。后来的甲午农民战争的领袖全琫准就是这样一位试图改造朝鲜的仁人志士。
全琫准（1854年～1895年），是朝鲜西南部全罗道古阜郡人，自小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他，深刻地体会到朝鲜统治阶级的腐朽统治对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认识到推翻朝鲜统治阶级的腐朽统治的必要性，很早就萌发了反抗的意识。
全琫准的父亲全彰赫为人正直，秉性刚强，因为不满郡守横征暴敛，率众袭击郡衙，不幸被捕牺牲。
全琫准以父亲全彰赫为榜样，立志拯救苦难的民众，最终促使他走上领导人民反抗地主阶级腐朽统治的道路。
当时朝鲜流传着融合儒教、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宗教——东学道，其主旨是提倡东方之学，与当时在朝鲜流行的西方的天主教相抗衡。
另外，东学道还以“人乃天”为教条，反映出反封建的平等思想。
东学道从1860年创立起就被朝鲜政府当作“旁门左道”、“邪教”而严加禁止。
东学道通过一系列的宗教宣传，提出了“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的口号，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在贫苦的农民的斗争需要，因而在贫苦大众中具有极大影响。
1864年，东学道的创始人崔济愚被斩首示众。此后崔时亨继承教主之位，完善了东学道的教义体系和组织系统，并不断在地下发展东学道势力。
朝鲜政府恣意迫害欺压东学道徒，东学道徒常遭到逮捕和拷问，财产亦被地方官员、吏胥掠夺和没收以饱私囊，使政府和东学道之间的矛盾愈积愈深。
1893年1月，数千东学道徒在全罗道参礼驿集会，展开了“教祖伸冤”运动。
1893年3月，东学道徒麇集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在王宫景福宫光化门前“伏阁上诉”，并不断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为其教祖崔济愚平反并承认东学道合法地位，以及驱逐在朝鲜的除中国人以外的外国人。
1893年4月，上万名东学道徒在忠清道报恩郡举行大规模集会，公开揭起“斥倭洋倡义”的大旗。
朝鲜政府强制解散东学道。
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体性事件表明大规模武装起义的爆发已酝酿成熟了。
全琫准1874年（一说1890年）拜见了东学道教主崔时亨，并成为东学道信徒。
加入东学道后，全琫准通过大量发展东学道的道众，四处宣传东学道的教义，为发动起义做了准备，到1894年领导起义时，全琫准已是东学道在古阜郡的接主（首领）。
在国内阶级矛盾和朝鲜民族危机的双重作用以及东学道的传播和全琫准等仁人志士的积极推动下，在朝鲜国内，起义的爆发就像一个缺乏导火线的炸弹，一旦导火线具备了势必引起剧烈的爆发。
而朝鲜全罗道地方政府压榨百姓的行为就是甲午农民战争的导火线。
全罗道古阜郡守赵秉甲是个有名的贪官，自上任后巧取豪夺，农民对他恨之入骨，不满与反抗的情绪弥漫，随着全罗道古阜郡1893年12月的万石洑水税事件发生，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爆发了。
古阜郡是朝鲜的主要产米区，水利灌溉至关重要。
朝鲜有一种特有的水利设施，以木石或土沙筑成，用来截水灌溉农田，叫做“洑”。
洑分国有和民有两种。万石洑是国有洑，农民从万石洑引水浇地，要缴纳一定的水税。
此项水税收入，按惯例只用于洑的管理及其他有关事业，并不上缴国库。
1892年赵秉甲上任后，征发数万农民在原有旧洑的基础上毫无必要地另建一座新洑——八旺洑。
完工后，赵秉甲不但增加水税，还将水税收入攫为己有。
百姓不服，找他论理，赵秉甲闭门不见。
百姓向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申述，反遭逮捕。
百姓忍无可忍，便揭竿而起了。
朝鲜甲午农民战争在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
1894年2月15日（农历甲午年正月十日），经过五天的准备，古阜、泰仁上千名农民在当地东学道首领全琫准、崔景善、金道三、郑益瑞等人的率领下，蜂拥向衙门冲去。
群情激愤的人们高举着鸟枪、长矛、大刀、铁叉、锄头、木棍，有人把平时供在厅堂里的祖传宝剑也拿了出来。
赵秉甲闻讯，吓得屁滚尿流，赶紧逃走。
起义军占领郡衙后，惩办贪官污吏，烧毁地契、奴婢卖身契，释放狱中百姓，打开仓库，把非法强征来的水税米退还给农民。
遗憾的是，没有严密组织的农民暴动，在小有所成后的十多天里，农民便以为大功告成，自己先作鸟兽散了。
古阜郡守朴源明和政府派来处理“民乱”的按核使李容泰对待农民更加苛暴，“一郡居民，痛入骨髓”，议政府对国王的报告中也称自李容泰到任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而且“乱民情迹，去益叵测矣”。
于是全琫准等人又于1894年4月25日（阴历三月二十日）再次率领农民起义，占领白山，并以其为大本营。
起义军捣毁官衙，开仓济民，并于4月30日（阴历三月二十五日）在白山举行大会，提出了“弗杀人，弗伤物”、“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等四大纲领，还在檄文中表示要“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基于磐石；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
这一次起义，史称“白山倡义”。
东学起义军的主张赢得百姓们的支持，沿途参加东学军的农民越来越多，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3000多人，武器也大有改善。
不久，全琫准被推举为总大将，自称“绿豆将军”，金德明为军师，两个大将孙华仲与金开南各领一军，兵锋直指全罗道首府全州。
这一次，起义军加强了组织，纪律也异常严明，规定不准吸烟，不得奸**女，不能损坏农田，违者严厉惩处，对于两班、吏胥、地主、土豪则更加严厉。
当时日本东京《国民新闻》的报导中曾援引旅朝日本人的这样一段话，东学党军纪律之严正，实在令人佩服而外，无话可说。如有一个兵士夺了良民的财产或奸淫了妇女，立即捕来，当众数说他的罪恶，处以死刑，警戒全军。所以队伍经常齐整，服从命令。犹如我所说的听来或似过誉，实际情形确是如此。
地方人民一则（对官军）畏如蛇蝎，一则（对义军）爱如父母，其间相去实如天渊。一位对东学军持敌意的文人写道：“贼（指东学军）所至，毁廨宇、烧文簿、劫军器、掠官财。守宰虽见获，不辄杀，而拘锁戮辱之。亦不杀吏胥，而施棍杖、周牢、股钗之刑。民间则索饭、索草鞋而已，不掠妇女财物，从者日众。”
1894年5月7日，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派250名全罗监营兵和1000多名雇佣的褓负商进攻白山，企图将起义扼杀在摇篮中。
东学军在全琫准的指挥下成功击退了官军，迫使其退守全州城。
不久，官军被东学军打败的消息传到汉城，朝鲜统治者惊恐万状，一来是因为全罗道首府全州号称“三南重镇”，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二来是全州供奉有朝鲜太祖李成桂的祖庙庆基殿和丰沛楼。
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急派壮卫营正领官洪启薰为两湖招讨使，率800名京军携枪炮弹药乘坐清朝北洋水师的平远舰和朝鲜的苍龙、汉阳两火轮从海路开赴全州，又命200名京军从陆路攻打东学军。
金文铉见大批京军来援，以为东学军即将崩溃，便抢先发动进攻，却没占什么便宜。
1894年5月10日拂晓，东学军趁天还未亮，便在黄土岘组织一场袭击，官军大败，死伤800余人，领兵官李璟镐被击毙。
东学军在黄土岘战斗中缴获枪支600多杆，武器装备得到改善，士气也大大提高。
洪启薰在南下途中先向东学军发出招降书，威胁利诱。
但全琫准不为所动，不但拒绝投降，还偷袭了灵光县，生擒守城军官黄万基。
洪启薰招降不成，决心用武力镇压。
洪启薰的部队经过了美国教官的新式训练，是当时朝鲜唯一配备西方新式武器的军队。
然而洪启薰率领南下的800名京军，一路上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开小差不断。
失民心者失天下。
洪启薰号称精锐的800京军到1894年5月11日抵达全州城时，仅只剩下470余人了。
